贫困山区幼儿园“男阿姨”捡废品做出四千玩具
大山脚下的幼儿园里传来一阵阵清脆的音乐声，5岁的女娃赵晓琪熟练地击打着眼前架子上一排彩色的铁管，小脑袋随着节奏不住晃动。她说不好乐器的名称，只知道那是幼儿园里的伯伯用废铁料制成的。
这个幼儿园叫佛子庄幼儿园，它所在的佛子庄乡是房山区最穷乡之一，而在这个幼儿园上学的孩子，可以说是佛子庄乡里最穷人家的孩子。由于没有钱置办玩具，而又想给这些孩子们一个丰富的童年，幼儿园里的5名50多岁的伯伯老师，在不到一 年的时间里靠捡废料，自己动手制作了4000件玩具。
近日在房山区教委的帮助下，他们制作的“管编钟”在全区得以推广。园长栗树龙则希望借此能够引来企业家共同开发这种便宜好用的乐器，“这样我今后就不会再为给幼儿园筹钱‘熬鹰’了”
■“除了监狱似的教学楼，这里什么都没有。”
周五上午10点多钟，在小院东侧，几名学生在一个简易的篮球架上投着篮球。篮球框由一个铁丝箍成，套在了墙角上的一个铁棍上；西侧一架秋千上，两个女娃子边说笑边荡着秋千，秋千架是用几根铁管焊成的，旧凳子面和轮胎皮攒成了秋千座；北侧老式青砖教学楼门前的台阶中间，孩子顺着一层黑色大理石石面往下“出溜”——那是他们的滑梯。
和眼下的一切不同的是，2005年8月，佛子庄中心幼儿园刚成立的时候，这里除了空荡荡的院子和一栋老式教学楼以及几间平房以外，什么都没有。这一年的8月份，房山区幼教体制改革，山区佛子庄乡的中学都合到了良乡和房山镇，留下的便是众多老旧的中学校址。佛子庄乡利用这些废弃校址成立了该乡的第一个幼儿园——佛子庄乡中心幼儿园。而由佛子庄村中学改制成的佛子庄村幼儿园便是当时两个老园址之一。
“幼儿园那感觉就跟监狱似的。”园长栗树龙说，当时幼儿园的启动资金只有3000元，除了那些老房子以外，孩子们需要的运动设施和玩具教具什么都没有。特别是佛子庄村幼儿园，由于一层的教室曾被用作了仓库，楼房封着铁皮门，外面包了一层铁丝网。
“当时区教委每年给6万元经费，孩子们一个月只交50元学费。”用栗树龙的话说，在他们幼儿园里上学的孩子可以算是乡里最困难家庭的孩子了，因为经济情况稍好一些的家庭就都想方设法让孩子到良乡或者房山镇去上幼儿园。
■五名中年“男阿姨” 捡来木头做玩具
5名佛子庄村中学的男老师改变了眼前的一切。当时由于中学改制，年纪在50岁左右的刘振海等5名老师不能随着学校外迁而继续担当中学教师。“我们选择留下来的原因是我们不觉得自己老了、没用了。”曾经是数学老师的刘振海说，自己留下来更重要的原因是喜欢小孩、舍不得孩子。而园长栗树龙则说，以前乡里没有幼儿园，山区也没有人干过幼教，这些男老师都有给孩子工作的经验，于是便请他们做了“男阿姨”。
从2005年8月开始，5位老师就四处踅摸从附近收集点废钢筋和废铁棍，并以一条不值钱的香烟为代价，请工人焊了个篮球框，又从良乡淘换了些废大理石台面，铺在台阶上给孩子做了滑梯。体育课的沙坑则是大家伙在小院挖坑填上的沙子。
一天，住在西安村的刘振海下班回家，在路上发现修建真武庙的工地上有许多木头的下脚料。老刘说当时幼儿园孩子缺少就手的玩具，而这些木头料正好可以做小手枪、小汽车这样的玩具。他把想法告诉了栗树龙，栗树龙当天开着自己的老夏利，带着四个老师到工地来捡木头。
“用50斤的那种面口袋装，把夏利车后排座放下，连同后备箱一起全装满了。我当天运这些木头开了5个来回，整5车。”栗树龙说。
回来后，这5位乡村老师根据木头的形状分类，设计、打磨，在工具间里开始了做玩具的生活。几名老师从早8点到下午5点，一直在工具室里制作玩具，就连吃饭都得人家叫。刘振海说玩具做出来不难，难的是要打磨，“孩子手嫩，不能让他们扎刺”。
负责照看孩子的女老师王会荣说，当时孩子们排着队要，手里没有玩具的急得都哭。“孩子们喜欢啊，感觉还真有点成就感。”李兴亮老师说，当时他们也做得有些上瘾，实际上他们不光是给佛子庄村幼儿园的孩子们做玩具，整个乡中心幼儿园的玩具也指着他们。
从2005年8月到2006年四五月份，老师们一共做了不下4000件玩具，80多个品种。
■孩子敲响椅子腿 老师想到做“编钟”
周五中午11点左右，孩子们都跑到了教学楼二层的教室里上音乐课，院子里传来了阵阵清脆的音乐声。男音乐老师姜玉央正带着孩子们用“管编钟”敲奏儿歌《找朋友》。
教室里有六架“管编钟”，最原始的一架，其钟架是木头制成的，上面的红漆已经脱落，编钟管由15根刷着黄漆的弯形铁管，从长到短排成，上面锈迹斑斑；最精美的一架，琴架是镀银的铁架，上面的编钟管由29根笔直的铁管排成，上面刷着“赤橙黄绿青蓝紫”7种颜色。“这六架钟分别是不同时期制作出来的，我们把它们陈列起来作为纪念。”40多岁的姜玉央说，这里也是孩子们的一个“琴室”，而这六架钟的故事则要从2006年底开始说起。
栗树龙说，2006年底自己相继参观了许多城里的幼儿园，这让他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人家那孩子用的玩具，我们就没法儿跟人家比，人家每个教室里都有钢琴，我们呢？”栗树龙当时觉得人家孩子有的，山里的孩子也应该有，“人家孩子都玩乐器了，我们自己做的玩具也得升级”。
当他把这个想法对老师们讲述的时候，他得来的却是大家的“嘲笑”。“玩具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哪儿有钱买乐器啊。我们都是农村出来的，做个小农具、小枪炮还成，这乐器怎么做呢？”刘振海说，此时五位老师中已经有两位退休了。
当时幼儿园里也有音乐课：老师拉着一个旧手风琴，孩子们唱唱歌，跳跳舞，很枯燥，孩子对音乐的兴趣也不高。在“成于乐”与“绝粮陈蔡”之间，栗树龙感到了困惑。
孩子们的玩耍给了大家一个灵感。
佛子庄村幼儿园的库房里有很多废旧椅子，许多小孩没事敲椅子腿玩，这让姜玉央受到了启发。“敲那些椅子腿还挺好听，有的还在调上。过去编钟不就是吊上几块铁，敲着演奏嘛，椅子腿就不成吗”。
他把想法跟栗树龙和其他老师一说，大家伙都觉得可行。凭着以前做玩具的经验，刘振海挑出了十来根椅子腿，按照长短排成一溜。姜玉央试敲一首乐曲，挑出有音准的椅子腿，定好音。刘振海、李兴亮和朱世龙再去改造剩下的椅子腿，“截一段儿，听一下，直到截出正确的音准来。如果截多了，就再去换一根，重新来。
三个星期以后，第一件“椅子腿琴”诞生了，琴架是由旧窗框做的，琴锤儿是用荆条攥上螺丝做成的；而为了更像编钟，老师们特地选用了带弯儿的椅子腿。由于受到了编钟的启发，再加上“椅子腿琴”不大好听，老师们给他起了个新名字“管编钟”，意为“铁管做的编钟”。
■自制“山寨玩具” 屡次获得奖项
姜玉央说刚开始学敲奏的时候，学生们就是对着铁管瞎敲，什么也不懂，但等听到老师用这个敲出了儿歌，他们可就都老实了，想跟着老师学。铁棍上标出了音符，但孩子们不识谱，更不懂演奏技巧。姜玉央就告诉他们，在这根棍上敲一下，在那根棍上敲两下，时间长了，孩子们记住了每根棍的敲击次数，一首曲子也就出来了。
下课的时候，5岁的赵晓琪面对记者显得很“认生”。对于她来说，乐器就是能奏出音乐的玩具，“管编钟”与木头块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能够敲出好听的声音。“只要好玩我就喜欢。”赵晓琪对记者呵呵地乐着。
“咱做梦也想不到这山里的孩子能够演奏乐器。”一位接孩子的家长对记者说，以前就觉着音乐是特别高雅的事情，“几个大老爷们儿，截下几根椅子腿，孩子就能演奏音乐，就这一点咱就佩服。”
从2007年初开始，栗树龙带着“管编钟”先后到房山区、北京市乃至全国参加幼教系统玩教具的比赛，并获得了各种奖项。但是直到现在，这些男老师们还对2007年11月的一个评比耿耿于怀。
在那个月的“全国幼儿园优秀自制玩教具展评比活动”中，他们的“管编钟”只获得了第二名。“我们听北京的一个负责协调的同志说，那些评委认为幼教老师都是女的，不可能是我们这些老头。这个椅子腿都得电焊割，女的又做不了，觉得是我们设计，外面制作，结果就给我们一个第二名。”“第二名”的故事被老师们当成笑话讲给记者听。
■希望企业合作 获利补贴幼儿园
不过，让老师们感到欣慰的是，今年6月，在区教委学前科的帮助下，“管编钟”得以向全区推广。“他们把它作为一种慰问品送给区里的各幼儿园”，栗树龙说“管编钟”得以推广的原因就是“便宜、节约、好学”。
栗树龙希望推广是一个契机，能够借此引来企业家与他们合作，为他们的山区幼儿园带来实际的好处。其实，这个想法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之前，他们就已经为“管编钟”申请了专利，现在就等着审批了。
不过，申请专利的时候，栗树龙也遇到了点小尴尬。他说当时申请专利如果是申请“发明创造项目”，要交3000元，要是申请“使用新型项目”，申请费就500元，“这里外里差了2500元，我们一想能省点就省点吧，于是申请了‘实用新型项目’。”
为了钱而尴尬，栗树龙已经不是一两次了。为了给幼儿园多弄点经费，他曾经在“淘宝网”上卖过老师们制作的木头兵器，结果只卖了一把木头宝剑，挣了150元。
他还组织幼儿园参加“合格幼儿园”的验收评比，通过了也能得到1万元的奖励，同时又申报并通过了房山区教师进修学校的“房山区教研基地”项目，每年也能得个两三万元的奖励。
“如果真的有企业跟我们合作，投资生产这种‘管编钟’，我至少不像现在似的为经费那么尴尬，而得到的利润最终还是给山里的孩子们谋福利。”栗树龙说。
■本版摄影/ 郑永
相关介绍
佛子庄中心幼儿园是在房山区乡镇中心园管理体制的政策下，于2005年8月利用佛子庄乡中心校腾退校舍建园。目前，该校中心园设在陈家台，下设佛子庄村、西班各庄村等4所分园，在园幼儿126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