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办学”挑战的是什么

“教育家办学”挑战的是什么

·   时代需要教育家办学，社会发展需要教育家办学，这已经是全社会上下一致的共识。然而教育家的产生并非贴几个标签就能达成，如何才能催生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教育家呢？这紧紧相关的命题，容易把人带入“鸡生蛋、蛋生鸡”的怪圈，以致忽视了命题的关键。教育家办学需要充分的条件，就像一粒种子要顺利地发芽生长，就要有适宜的生态、养分和空间。教育家办学，也要有资源、政策、公平的社会环境，充分的竞争自由，等等社会环境与生态条件，这是不需解释的。　　具备了上述的外在条件，真正实现“教育家办学”还要有一个关键条件，就是教育家。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教育家？教育是让人发展的过程，教育者是教育的主体，能够称为教育家的，必定是长袖善舞兼高瞻远瞩、桃李满天下的偶像派加实力派人物，他能够调动一切资源，使用一切手段，整合一切教育元素，使教育得以高效显著完成。他的言行在学生心中产生巨大回响，影响他们的人生，他的教育手段、举措均带来巨大明显的效益，并被社会共同认定。　　教育家之所以成为教育家，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执行层面和精神层面，重要的在于思想。兼容并包，独立思想，博采众长，自成一家，是一个教育行业工作者能够担得起“教育家”称谓的基本要求。要契合时代与社会的教育思想，前瞻性的眼光，系统的办学思维，如果没有这些，只是在行政口令下执行教学管理，亦步亦趋地照着大纲完成进度和知识传授，想些花招蒙骗家长赚些经费，自然不是教育家。　　几十年来中国教育只是简单的批量加工过程，谈不上对个体潜能与创造力的激发，但终究没有遏制教师群体中自发的职业热情。我经常接触基层的老师们，他们在面对具体个案时所迸发出的创造力和思考能力，令人吃惊。基层藏龙卧虎，那么多的优秀教育从业者，兢兢业业怀揣着神圣感虔诚工作的教师，还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涌现出来的民间办学人，他们得天时地利，亲手将他们的教育理想变成现实，即使遭到诸多限制，所产生的能量也已将中国教育向前推进了一步。为什么这些人没能成为教育家？　　从“教育家办学”来说，也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概念。七十年前的陶行之，一百年前的蔡元培，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还有晏阳初、梅贻琦、张伯苓等，前人走过的路足够让今人了解，如果继续坚持大一统的管理、大一统的评价、大一统的资源分配，束手束脚，毫无创造的新意，“教育家办学”只会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中国教育不差钱、不缺人才、不缺思想，缺的只是一个春天，一个适宜的气候与环境，让这些充满活力的元素得以充分激活，让它们有机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带来教育的丰硕成果。现在的中国，发展与创新的力量要远远超越驯化与禁锢的力量，只有创造力被充分激发，才能带来大的希望。“教育家办学”的诉求正基于此，最宝贵的也在于此。　　回顾过去的20几年，国内曾经有过多次契机发现或培养出自己的教育家。例如改革开放后，民办教育兴起时，素质教育提出时，高校由精英型向普遍与大众型转化时，高考改革提出时，走出国门参与国际教育交流时，都是改变现行教育模式、促使教育多元繁荣的上好良机。很可惜，最终变成了灵光闪现，不能持久，也未能延伸。一成不变的教育评价与管理体系注定了这是一片没有营养的沙化地，别说教育家，连一棵正常活泼的小草都长不出来。一次次机会错失了，教育就像被豢养得过于驯服的宠物，呆在大一统的樊笼，渐渐丧失了振翅高飞野外生存的能力，没有意外，也收获不了惊喜。　　时间进入21世纪，中国教育由于滞后陷入困局，亟待改变，这也是“教育家办学”被再次提出的大背景。依我看，摆脱困境的要义仍在于上世纪中陈寅恪先生的主张:“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并以此为基本准则改造僵化与落后的现状。只有从此着手，坚持充分自主与自由的精神，在资源方面与管理体系方面给予适当宽松的空间和条件，才能带来教育思想与教育模式多元繁荣的大环境，孕育出新时期的教育家，产生教育家办学。而能够帮助这个目标实现的有力保障，就在于教育管理体系的改变。　　回顾过去几十年，关于中国教育改革的尝试都在无形中消散，“教育家办学”恐怕最后也会回到道德和技术层面，被消解或被重新定义。不过，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一轮轮“试错”结束，教育终归还是要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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