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互补关系
现在，许多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者都承认新文学与通俗文学不是敌对关系，而是互补关 系。在这个大前提得到肯定之后，我们就应该进一步研究，它们有哪些“互补点”，也 就是说，它们有哪些优长值得相互学习与借鉴；在学习与借鉴的过程中可以建立一种“ 新型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必将对今后的文学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各自独特的艺术规律看互补的可能性
新文学作家在写小说时，以塑造典型为他们追求的目标。阿Q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典 型，所以鲁迅的小说是伟大的。现代通俗小说中也有成功的典型人物，可是通俗作家并 不以塑造成功的典型为其追求目标。他们追求的是作品的“趣味性”，对读者能产生强 大的磁场，要吸引读者达到痴迷的程度。读者中产生了“《啼笑因缘》迷”、“《金粉 世家》迷”、“《霍桑探案》迷”，是他们的莫大的荣耀。他们在故事性上下工夫，他 们在生动的新鲜事物与令人拍案叫绝的细节上下工夫，无论如何要使读者“手不释卷” 、“欲罢不能”。他们的作品除了故事性之外，也往往会渗出浓郁的文化味汁。总之， 新文学崇尚“塑人”，塑造在文学史画廊中永不磨灭的典型；而通俗文学则偏爱“叙事 ”，叙能传之后代的奇事，这“奇”又往往与当年的“新”挂起钩来，而这种“新奇” 之事，让后代可以从中看到文化的流变创新与民俗的渐进更迭。但是他们的这种努力与 成就，在过去往往被新文学作家当做批判的对象。例如茅盾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 说》一文中就说：
总而言之，他们做一篇小说，在思想方面惟求博人无意识的一笑，在艺术方面，惟求 记账似的报得很清楚。这种东西，根本上不成其为小说，何论价值?但是他们现在尚为 群众的读物，尚被群众认为小说，所以我也姑且把他们放在“现代小说”题目之下…… (注：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原载《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
所谓“无意识的一笑”，大概是针对追求“趣味性”而言的。而“惟求报账似的报得 很清楚”却正是通俗小说异于新文学的特点之一。它们的“精细的记述”正是文化味汁 浓郁的泉源。而茅盾也不得不承认这是“群众的读物”，也被群众首肯为“小说”，也 就是说这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的小说。
下面我想举实例来比较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各自特色。为了说明问题，对比二者在同 一题材中的视角不同与写法各异，是不失为能切实剖析其肌理的一种方法。叶圣陶的《 潘先生在难中》与包天笑的《甲子絮谭》(注：收入范伯群编的《包天笑代表作》，华 夏出版社1999年版。)，同是反战题材，而且都是反映1924年江浙齐卢大战的小说。当 年反映这场战争中苏州一带的居民为避战祸而躲进上海租界的小说特别多。叶圣陶着眼 点是要塑造小学教员潘先生这一“灰色小人物”典型形象。
可是包天笑的《甲子絮谭》根本不重在塑造典型，但文化味汁特别浓厚。小说开端就 写一位洞冥子对缥渺生的一席“泄漏天机”式的谈话，叙述一个三元甲子“转关”的神 秘兮兮的话题，而且这“转关”正逢一个“劫数”。每逢甲年，中国多少总会闹些乱子 出来。这1924年(甲子年)看样子也逃不过“劫数”了。那是一种古老的星相占卜术派生 出来的预言文化。一席预言之后，作者才写江、浙、沪三地战事迫在眉睫的严峻形势。 所谓“絮谭”就是作者与读者轻声细语而又滔滔不绝地“神聊”。因此，镜头不一定对 准这场战争，即便是写战争与声讨军阀罪行，也决不放弃这场战事中的一些奇闻与逸事 。
包天笑将镜头转到黄渡乡下红桥镇一家殷实富户周云泉家中，周家怕战事一旦降临， 他儿子原先已经预订好的婚事将可能拖得遥遥无期，他决心要赶在战前办好这件家庭大 事，即使是草草成亲，也在所不惜。乾坤双方都同意将吉期定在甲子八月初二，吉时是 在夜半子时，结婚第二天便准备逃到上海租界这只“保险箱”中去避难。
新娘子轿子进门，照理是要放三个炮。这炮手，红桥镇还没有，却是从青浦带来的。 他的火药格外的填得结实。加着秋高气爽，而且在夜深人静之中。那炮声分外的响亮。 谁知这三声炮，却轰破了江浙和平空气，蔓延到了全国，影响了全世界。
《甲子絮谭》第一章，就津津乐道、绘声绘色地写这三声炮响。这场必然要发生的战 争，却由这根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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