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莺莺和杜丽娘形象比较

时间：2021-11-03 12:00:54 资料我要投稿

崔莺莺和杜丽娘形象比较

崔莺莺和杜丽娘形象比较(毕业论文之一)

[原创 2006-05-20 19:18:08 ] 发表者: yeqing962587

内容摘要：《西厢记》与《牡丹亭》是中国戏曲艺苑里的两朵奇葩，它们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牵动着历代读者的心；同时，不朽的爱情命题也铸就了它们人物形象的不朽，其中又分别以崔莺莺和杜丽娘最为突出。但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两个人物形象比较研究还比较少，更多的还是停留在独立分析或者是一种涉及性的研究，从而也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缺憾。本文将分四个部分对崔、杜二人进行对比考察，笔者认为，主人公对性别主体独立性的认识与由此而产生的女性主义光辉始终贯穿着整个剧情的发展，但这种女性主义又因人物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由于《牡丹亭》所采用的方式和作者的创作意图较《西厢记》更显成熟与极端，文本的反封建礼教程度更为彻底和明确。由此，作为意义承载体的关键性人物（崔莺莺和杜丽娘）也对应地显现出符合文本内容和意义的女性主义光辉。

关键词：崔莺莺杜丽娘女性主义封建礼教

Abstract: "Western Chamber" and " Peony Pavilion " are two rare and beautiful flowers in the Chinese drama skill Yuenli, their winding moving plot are affecting all previous dynasties reader's hearts， At the same time, the immortal love proposition also cast on their character images immortality, respectively were most prominent by Cui Yingying and Du Liniang. But,so far the comparison research about these two people's images is not enough, more pauses in the independent analysis or involving research, thus also has left behind the very big disappointment to the readers. This article will be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to contrast and inspect, the author believed, the leading character's sex main body independent

understanding and the feminine principle glory are always passing through the entire plot development, but this feminine principle is different, because the character is not the same. Because " Peony Pavilion " uses the way and the author's creation intention is more extreme then "Western Chamber",the text antifeudal Confucianism degree is maturely thorougher and explicit. From this, The crucial character receives the carrier which as the significance (Cui Yingying and Du Liniang) also corresponds appears conforms to the text content and the significance feminine principle glory.

Key Words: Cui Yingying Du Liniang Feminism feudal Feudal ethics

引言

假使只把《西厢记》与《牡丹亭》当作单纯的爱情故事来解读，那么崔莺莺与杜丽娘这两个人物形象也就丧失了她们最具魅力的一面——女性主义。不可否认，在这两部诞生的时间不同却又存在着渊源联

系的作品中作者要向我们传达的是一种“情”与“礼”的生死抗争，在这两个人物形象的身上我们也是可以找出他们独有的个性和相似的疯狂的。但是，作者在对这两个人物刻画时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情与欲的颠倒；犹豫与果敢的对立；现实手法的遵循与浪漫色调的弥漫；对批判对象的动摇、不彻底与干脆决然的对抗，所有的这些各自支起了两个不朽的叛逆灵魂。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关注两位作者人生自况对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深刻影响，从而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审视这两个形象蕴涵的重大时代意义。

一、主体性认识后的自我肯定

“女性主体意识是女性作为主体对自己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1] 几千年来，中国广大的女性群体一直自觉或是不自觉地承受着男权文化的压迫与摧残，不公平的社会地位与自小就接受的“奴化教育”使得她们看不到自身的性别意义，主体意识普遍地弱化，甚至是遭受了无情的抹杀。由此可以猜想，《西厢记》与《牡丹亭》历经数百年的流传而不衰，其原因就在于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两位勇敢的女性形象——崔莺莺和杜丽娘。笔者以为，崔、杜二人对个体利益的追求表现为个人对婚姻幸福的执着上，对女性主体性的认识与对自我的肯定则转生为对各种阻挠力量的控诉与咒怨。如《西厢记》的第二本，第四折中莺莺对老夫人的言而无信强要自己拜张生为兄时的一段话：“从今后玉容寂寞梨花朵，胭脂浅淡樱桃颗。这相思何时是可……俺娘呵，将颤巍巍双头花蕊搓，香馥馥同心缕带割，长挽挽连理琼枝挫。白头娘不负荷，青春女成担搁，将俺那锦儿也似前程登脱……”[2]

一般认为主体意识的发展级别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自然自在阶段、自知自觉阶段和自强自为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主体的意识是不断加强的，并且意识表现为一种更为积极向上的外在行为与内在心理活动，崔、杜二人在这之上的表现并不尽一致。不难看到，她们二人在出身与家庭背景上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官宦之家，千金之躯，同是待闺之女，怀春之人，有着细腻的情感体悟能力与对自己未来人生的一无所知。在故事发展之初，关于个人婚姻幸福于她们而言只不过是件毫无发言权和选择权的事。来自父母与整个社会的所谓道德的压力把她们长期地挤在一间小小的阁楼之上，她们的一切行为必须严遵“三纲五常”[3] 的要求，甚至连白天打个瞌睡都要受到父母的责骂。对孝行与妇道的遵从无形当中剥夺了她们作为一个人的权利，顺从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她们无处可流的泪水。事实上，在崔莺莺遇上张生，杜丽娘梦见柳梦梅之前，她们的一切活动权力并不是掌控在自己手中的，是人性最基本的一面唤醒了她们沉睡已久的女性主体意识，是属于自己的自由爱情的追求，要求她们力争脱离来自外界的束缚。父母的“爱”并不能解救她们对爱情的渴望与迷惘，抛弃自我的后果只能加剧她们的悲剧性，但在她们的身体的深处跳动着的是一颗不甘任人摆弄的心。莺莺的月夜三愿在小红娘毫无遮挡的话语前的羞涩既是一种默认，更是一种对自我的肯定。而杜丽娘则是完全由于一个梦境带来的煎熬与探索，她在冲破这些阻挠的过程中与崔莺莺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笔者认为，女性主体意识的清晰程度是影响她们对自我价值的肯定的重要因素，并由此直接地决定了崔、杜二人的实际行为能力。

《西厢记》中，崔莺莺这个人物形象所花的笔墨并不多。很多的时候，她的出现就像走过场似的满足故事情节的发展需要，她在对自己爱情的追求上很大程度是得助于小红娘的“推波助澜”，甚至可以这样打个比方：小红娘的“浇油”让莺莺的爱情之火一发而不可收拾。作者赋予人物的更多是一种临场的怯懦与无助失措，因此，尽管她深知了张生的忠实可靠，但怯于母亲的严威，强忍住自己的不满与悲痛来称张生为兄长；另一方面却又巧施文墨，一再迎合张生的纠缠，让个痴情张生如醉如狂，还为此而大病了一场。莺莺这种行为上的矛盾性可以归结为一个“假”字。然而，我们再做深一步理解，便可以发现这种“假”之下的深刻内涵：一是她还想继续试探张生；二是为了弄清楚小红娘的立场和迷惑母亲的目光。在她那里，可以相信的只有自己，即便是认准的爱情，在太多的顾虑之后也难免产生对其忠贞程度的怀疑，作者在这点上的设计是极端的，也是十分贴切的。

爱情的力量是巨大的。这股巨大的力量在历经数次的提心吊胆之后，逐渐唤醒了莺莺内心当中潜伏已久的主体意识。看着饱受感情折磨的张生，她当然是心痛的，她要抚慰他，在失去周转余地的情况下她选择了作为一个女人所能够选择的最原始的也是最疯狂的方式——私合。她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跳出了自然自在的潜在意识境界，从而进入一个更加积极、主动的自知自觉阶段。这段历程尽管充满了犹豫和踌躇，却还是最终完成了这次“惊险的跳跃”，肯定自己的爱情的同时她也实现了对自我的肯定。

杜丽娘这个人物形象是对崔莺莺形象的进一步改造与完美。身为太守之女，她接受的是最传统的所谓“妇道”教育，她的出身遭遇较莺莺而言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我们惊奇地看到，她居住官衙中三年，却连家里后花园都未曾听说过。她在自己的衣裙上绣上成双成对的花鸟或偶尔的瞌睡都被认为是有伤风化之事。与外界的长期隔绝使得她丧失了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自由，她个人成长的脚印是由父母强制性地“按”上去的。然而，也正是这样一个看似十分乖巧的杜丽娘，却敢于以死来寻觅自己的幸福与归宿。当腐朽愚昧的陈最良念起“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4] 之时，她被浇灭多年的女性意识被无意中点燃，从而产生疑问：“关了的睢鸠尚有洲渚之兴，何以人而不如鸟乎？”[5] 而当她一脚跨入后花园的门槛，那满园的盎然生机又催发了她对人生的满怀愁怨：君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平已及开，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6]。她先后数次游览后花园，而不顾侍女的劝阻，更无任何担心之意，应该说到此杜丽娘的个性独立意识已经相当强烈。她对自己所做之事也十分的自信与平静，这是大大超越了崔莺莺的已有层面的。然而，作者并不满意于此，而是进一步采用了一种更为极端的方式——梦幻，以梦幻的方式实现女主人公对性别主体和自我的肯定，从而突出在主体意识支配下的人物形象。

梦，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现象。在梦的境界里，一切现实的东西将被颠覆与无情地剔除，人将以最真实的面目出现。杜丽娘的梦正是对现实生活中另一种主宰自己选择势力的摆脱，她因梦而死，却又由死而拥有“梦”中的一切。在这里，肉体无疑成为封建礼教的形式代表，既然现实当中不能拥有自我，那么就索性走向死亡。只有死才能实现灵魂的超脱，她才能真正获得追求自己爱情的自由，也终于实现了 “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7] 的心愿。而意味深长的是作者还给出了杜丽娘重生之后所说的一段话：“必待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秀才，比前不同，前夕鬼也，今日人也，鬼可虚情，人须实礼…”。[8] 一旦回到现实，一切又都恢复旧有的面貌。人物的叛逆性与人物的主体意识存现一致，作者采用一种矛盾的方式，前后的“生”与中间的“死”对比，而两种“生”得到的后果再进行对比，从而肯定中间的“死”的意义。即“死”让丽娘真正做回了一个活人所能够做的事，作者倾注了他绝大部分的心血在人物死后魂游历程的描写上，告诉我们生与死遭遇的颠倒与荒诞。因为人物的这种主动的“死”是封建的礼教的“死”，也是人物真正得到自我的标志，也正是从这个层面正讲，我们认为杜丽娘已经进入了第三层的意识阶段——自强自为阶段。在这期间，人物对现实不断地追问、否定，并能准确无误地区分现实与幻境，遵从身份与环境的特定规则，她身上闪烁着的是一种更为鲜明的色彩。

二、疯狂意识下的以情抗礼

汤显祖曾写道：“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9]，并说：“盖惟有至情，可以超生死，忘物我，通真幻，而永无消灭。否则形骸且虚，何论勋业，仙佛皆妄，况在富贵！”[10] “情至论”的观点在他的戏剧作品中既是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和中心主旨，也是他的哲学思想中的一个中心问题。他的《牡丹亭》实践了这个理论，并与前朝创作的《西厢记》遥相呼应。我们知道，“礼”文化历经上千年的传承之后，在元、明时代已经具有了普遍性与其正统地位的不可动摇性。其压抑人性，尤其是对女性的蔑视。事事以是否合乎“礼”来评判，把“礼”凌驾于人格本身之上。可以认为：《西厢记》与《牡丹亭》反映出来的已不仅仅是两对有情青年的爱情，而是整个社会的“情”与“礼”的激烈抗争。在崔莺莺与杜丽娘身上，对性别主体意义的认识之后，也强

化了对自我的肯定力度，同时也加速了崔、杜二人抗礼时自我心态的平常化、自然化。尽管尚不能彻底地挣脱男权社会的影响，但对属于自己的权力和利益的争取意识，却日渐明朗。

《西厢记》中作者一开始便安排了崔莺莺与张生的佛堂之遇，犹如平静湖心中扔进一颗小小的石子，令她春心激荡。她对张生的第一次不由自主的回头已经在封建礼教的绳网上微微地撕开了一道永远也缝补不上的口子。然而，这看似一见钟情的巧遇还不足于立马让她对礼教产生强烈的反感情绪，在接下来的寺庙遭难情节中，张生一纸书信搬来破贼之兵，本以为可以顺结连李，没料到老夫人出尔反尔，欲以兄妹之情替代爱慕之意。张生由此抱憾生病，但他还是竭尽全力表达对莺莺爱情的忠贞不二，这才使得莺莺转变自己逆来顺受的心态。她对张生因爱生怜，数遣红娘送诗“疗病”；而对于老夫人则是欺瞒掩饰。爱，促使她一步步地走上以情抗礼的道路，并且在这整个过程当中，莺莺表现出来的是对狠心、冷血、无情母亲的咒怨与对自己爱情的一片不悔痴心。

笔者以为，莺莺的抗礼过程也是她个人成长的过程。与强大的封建势力相比，弱小的她在迎击母亲的逼迫中一步步走向坚决。从一开始的佛堂回首到烧夜香正名，她与张生产生了第一次的心灵撞击。当张生吟起“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11] 她也赶紧回应了一首“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12] 爱慕之意赤裸而直接。在历经寺庙之难后，张生的有勇有谋的表现更是加深了莺莺对自己选择的确信。虽然崔母强散鸳鸯，但又怎么能够拘禁得住莺莺的心？月夜听琴之后她试探并确认小红娘的立场，同时开始了自己的疯狂爱情计划：先是暗示张生夜里翻墙约会，然后假意斥责他，还威胁要送他到老夫人那去；在张生害了相思病后又差小红娘问汤药，最后才愿与他私合。这苦苦的一番周折其实也饱含着深刻的用心：作者以莺莺之口行实际上是把封建礼教的东西彻底地翻摆出来，并以人物对它们最后的背弃来彻底否定它们，也使得莺莺的个人形象发展更为合理，也更富有深刻性。荒谬的门户制度与包办婚姻是《西厢记》反封建礼教的主要予头所指。这一点，我们是可以从老夫人的话中得出的：“……俺三辈子不招白衣女婿，你明日便上朝取应去，我与你养着媳妇，得官呵，来见我，驳落呵，休来见我”[13] 这种近似绝情的要求深深地剌痛了莺莺的心，但她又不能面陈母亲的不是，只得在内心暗暗地骂这个“狠毒娘”，连呼两句“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14] 这也反映出崔莺莺这个人物形象的保留性。莺莺虽然敢于违抗崔母的命令并大胆地与张生私合，却并非完全的个人行为。一方面有来自张生的主动坦白，更为重要的是一个正义、好打抱不平的小红娘的激励。她的疯狂展示出更大范围内的大众意愿，但与杜丽娘相比她又是最能看得开封建功名利禄的。应该说，剧本最后的夫荣妻贵与先前人物行为当中的妥协、退让表明作者还是有意地缓和了“情”与“礼”的关系。

较《西厢记》而言，《牡丹亭》反封建礼教的力度更加强烈，反映在杜丽娘的身上也更具独特性。笔者窃自以为杜丽娘的因色生情是一种打破常规思维的情节设计；其次，我们还可以肯定：杜丽娘死后及复生后的言语行为存在“迥然”的差异性。生前她遵从封建礼教的条条框框；死后则是无比的畅快和自由，以“鬼”的身份从事“人”才能做的事；在复生后却又主动向封建礼教投怀送抱。值得深思的是杜丽娘的为情而死并不意味着她生命的终结，而是一个开始，因为肉体的死亡反而成全了她对自己梦中情人的追寻，作者的深层用意在于揭示吃人的封建礼教对现实人生的压抑。

在虚无之中实现现实的梦想，而一旦转生之后又不敢逾越礼教的雷池半步！杜丽娘的反礼教色彩更为鲜明。笔者以为，杜丽娘的缘情回生，反映出了“情”对“礼”的胜利。作者在揭示礼教的恶毒之时，采用了一种奇幻的方式，以对社会性的失去来肯定人的自然一面，而同时又不否定社会性存在本身。在经历了死亡之后，杜丽娘又重新膜拜封建势力，这种行为的回归把整个封建社会灭失人性的一面展现无遗，也强化了人物形象在特殊社会背景下的特殊代表意义，从而也把人物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展示台面，让人物具有更普遍的社会文化意义：彻底赤裸的人欲击破礼教的束缚，并且至死也不能罢休！

总的说来，崔莺莺与杜丽娘张扬的是的人性的基本欲求，是对饱受封建礼教压抑之后关于婚姻与性的宣泄。崔、杜二人相比而言，杜丽娘更具有人格上的独立性与行为上的主动性。在表现她反封建礼教一面时其切入层面更加深广，手段更加直接，人物行为也更具浪漫主义的色彩。作者也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了人物活动环境变化与人物行为的即定关系，这样一来使得杜丽娘的形象意义更加明确。思考人欲成了《牡丹亭》整部戏剧的中心切入口，杜丽娘的活动都是由这个切入口撕裂开去的。深入一步来讲，《西厢记》对崔莺莺直接所用笔墨较少，造成了人物形象的单薄，作者也让她保留了更多的封建贵小姐特点。故而，其对封建礼教“沾泥带水”的程度是很高的，也客观的决定了她在以情抗礼时的软弱性。所以也只能够说她很“疯”，而杜丽娘才是真正的“狂”，狂得异常的冷静，这才是令对手害怕的。

三、爱情追寻中的个性彰显

心理学上认为，人的个性在人的行为中起着重大的影响，个性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人对事物的判断能力与行为方式，崔杜二人无疑就是这一结论的具体代表。在她们艰辛的个人爱情追求中，个性似乎能够向我们解释很多东西。而笔者的观点是：虽然崔莺莺这个的人物形象在反封建礼教上存在不彻底性，但她的性格却是最符合一个正常人的特点，因此也更具有现实的可信性；杜丽娘则是一个经过了理想化的人物形象，她具有更直接的符号意义。

西蒙在她的《第二性·女人》一章中写道：女人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这个观点在崔莺莺那里是可以得到印证的：出身高贵的她从物质和精神条件上讲都较同代同龄同性别的人丰富；她大小姐脾气突出，不甘心在婢女面前失去相国小姐的身份，故而总是自欺欺人；另一方面，她缺少应变能力，敢于实践却惧怕承担后果，与张生的交往采用了“欺上瞒下”的方式；第三，她又是一个最能看破功名利禄而把自己的爱情置于最高地位的人。正是这种复杂个性的促使她抛弃了崔老夫人安上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行”[15] 精神枷锁。这过程也是她从毫无主见到瞒着母亲和小红娘给张生送情诗的主动过程。她惧怕崔母，却暗地里诅咒了她无数遍；当她与张生私合的事情败露后又惊急失措，把逃避惩罚的希望寄托在小红娘的身上。然而，剧本中还是有意安排了两个细节让我们可以看出莺莺个性的成熟：一是退贼兵后的酒席上，当崔母要她以兄妹之礼为张生把盏时她也只是“低首无言自摧挫”；一是在送张生赴京赶考的酒席上，当崔母言明非张生及第才能娶亲的要求时，莺莺唱道：“?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两下里。” [16] 还嘱咐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 [17] 这些在杜丽娘身上都是无法找到的。由梦生情，因死寻情，隐藏着的是杜丽娘性格上的一种执着与坚忍。因为这个人物一出场就已经完全地成熟，她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又是什么在中间隔阻着她的追求；她也了解该如何才能实现自己的爱情目标。在这里作者运用的是一种分割的手法，将人物形象依照生死线进行划分，并做了细致的刻画。赋予她跨越“生”“死”两界的能力，让她生时饱受封建礼教的苦难，不能自由地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最后抑郁而终；在她死去之后，让她的一切现实中不能实现的理想都在虚幻的世界中寻得了寄托，从而反映了一种人间不如阴间的荒诞性，刺激观众与读者的'思考。我们也惊奇地看到，在《牡丹亭》中似乎并不存在与杜丽娘相对立的反面人物，她的整个爱情过程也不曾遭到父母的干涉和反对。然而，作品又确确实实写出了封建意识作为一种社会势力对杜丽娘的压制，使人感受到她在一张看不见的罗网中挣扎。她在自己的遭遇里扮演了两种截然相背的角色：即生时充当封建社会的人；死亡后才演绎真正的自我。两种个性规范下成功地造就了一个因遵从封建礼教无法获得爱情而死的杜丽娘和另一个因为死而得于追求自由爱情的杜丽娘。在顺从与叛逆的强烈对比中也揭示了自由意志与陈腐的社会规范之间的尖锐冲突。

很显然，杜丽娘这个形象是对崔莺莺形象进行取舍与补充之后的一个更完美的结果。我们撇开其中的夸大手法不讲，二者身心闪耀着的全都是人类理性的光辉，只是她们让我们觉得存在着成熟与不成熟的差别。可以讲：崔莺莺尚在半醒半睡之间，需要来自小红娘的牵引；但杜丽娘则是早已完全醒来，并且思维清晰。

四、作者人生自况的深刻影响

文学理论上认为：“文学创作是创作主体与创作客体的有机统一。”[18] 因此，作为最能体现作者审美心理的崔莺莺与杜丽娘也深深地反映着作者的人生际遇与他们的人格魅力，作者通过女性的宣扬来否定男权社会的不公，也是对自己坎坷人生遭遇的一种鸣不平。

我们知道，信奉了数千年男权文化的中国封建社会，也压制了数千年的人性。到了元代，政治上的民族压迫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门第观念，从而使魏晋以来的封建等级婚姻制进一步畸形化。据史料记载，当时蒙古统治者对社会人群做了十个等级的划分，即一官、二吏……九儒、十丐。[19] 加上科举制度的废除，汉族知识分子的处境十分悲凉。迫于生计与宣泄自己内心的不满，他们从事了俗文学的大量创作，使得俗文学得到了繁荣，《西厢记》恰是那时俗文学的杰出代表。就王实甫本人的经历而言也是能够找出他与崔莺莺这个人物形象相吻合的地方的：早年为官，但宦途坎坷，他常出入演出杂剧及歌舞的游艺场所，与娼优交往，是个不为封建礼法所拘束的文人。到晚年弃官归隐，过着吟风弄月、游纵山林的自由生活。由此看来，作者本人就是一个封建礼教的叛逆者。正是多年坎坷的仕途生涯让他学会了忍耐与面对不同对象时作出不同的表演，反映在莺莺的性格上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假”。可以猜测，封建礼教曾给了作者美丽的权势幻想，也给了他沉重的人生打击。他对机遇的忍耐就如同莺莺对爱情的忍耐一样，当眼看本属于自己幸福即将从手边遛走而又无可奈何时，索性走向山林。崔莺莺实际上负载了作者个人在实际当中不能够付与实践的一层极端意义——反抗。尽管“让生米煮成熟饭”的做法并不光彩，却是对封建礼教势力的一种最直接和最彻底的反击。剧本当中曾出现“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祈盼，但其意义并不单纯，它也只是作者的理想。它指向整个封建社会，是对不公社会的一种控诉。

汤显祖曾言：“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20]，可见《牡丹亭》在其个人创作生涯中的重要地位。事实上，生活于明代的他遭遇较王实甫更为悲惨。他为民众打抱不平却被贬官到雷州半岛的徐闻县做典史。而后由于力施仁政遭到排斥，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怀着满腔悲愤，弃官归临川，并在这一年完成他的代表著作《牡丹亭》[21]。他自幼就受到他的老师罗汝芳王学左派的思想影响，带有比较浓厚的平民色彩。后来在南京任官，倾心佩服当时杰出的思想家李贽和从禅宗出发反对程朱理学的紫柏和尚。“他崇尚真性情而反对假道学，并说：?世之假人常为真人苦。?(《答王宇泰太史》)又说：?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寄达观》)这就是从一般人情出发反对理学家维护封建秩序的一套理论。他还推重有生气的奇士，如陈亮、辛弃疾等人物(参看《序丘毛伯稿》及《寄胶州赵玄冲》)，肯定历史上的霸才，将管仲、商鞅的霸业和伊尹、周公的事业并提(《滕侯赵仲一实政录序》)；而鄙薄当时的士大夫，以为?此时男子多化为妇人，侧行俯立，好语巧笑，乃得立于时?(《答马心易》)，这在精神上也和王学左派的思想息息相通”[22]。与此同时，明代的统治者大力推崇程朱理学，皇帝后妃亲自编写提倡贞操节烈的妇女道德教科书，大肆旌表所谓的贞妇烈女，以束缚和愚弄广大妇女，妇女在精神和肉体上所受到的压迫和摧残空前地严重。过度压抑而又无法宣泄的作者走向了理想化，依托一个杜丽娘来揭示一种颓唐与精进的矛盾，杜丽娘也成了“汤显祖一生心态的外化，是他一生愿望的某种心理满足”[23]，所以我们很自然地看到杜丽娘这个形象在抗击礼教时的干脆与彻底。正因为作者已经分清了礼教与人性之间的主要矛盾，所以作者才不让她与这个世界有半丝的关联。让主人公可以逾越生死，其浪漫的背后是作者思想的超脱与对未来乐观的态度。也许也就是这个原故，《牡丹亭》成书后一直为封建统治者视为“淫书”，但杜丽娘这个形象却早已和崔莺莺的形象一起为后世人所赞赏，并且还较前者更甚。

结语

综上看来，客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是产生崔莺莺和杜丽娘形象特点的基础，也是其差异性产生的最深层性因素。单就这两部作品来讲，无论是人物形象的饱满度还是人物负载的文本意义，杜丽娘都要比崔莺莺来得深厚，也更具震撼力，但它们还是存在着某些相同的缺憾：例如作者对爱情理解仍然不

能跳出“才子佳人”的模式；依旧刻意安排了一个大团圆的喜剧结局，并在一定程度上迷信封建王权等。而我们再把这两部作品与其后诞生的《红楼梦》一起比较来看，也能够发现她们的反抗是从自发到自觉，从多虑到坚决地变化的；同时，作家创作的主题思想也在不断的因袭、演变与升华：从反对蛮横的门户制度及包办婚姻，到张扬人的个性自由与解放，再到彻底的否定封建社会活人不如死鬼的残酷人生现实。揭示了以封建礼教为精神支柱的封建社会必然为人所共弃，而作为受封建礼教毒害最深的典型代表——崔莺莺和杜丽娘，她们打着深刻时代烙印和社会思潮特质的叛逆爱情也预示着一个崭新的中国女性解放时代将最终到来。

（本文从拟写开题报告到最终定稿得到了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外国文学研究》副主编邹建军教授的悉心指导，笔者在此谨表感谢！）

参考文献：

[1]李贵奎、黄霖：《中国“写人论”的古今演变》，《文史哲》2005年第1期。

[2]朱万曙：《明代的〈西厢记〉批评》，《艺术百家》，2002年第2期。

[3]邹习江：《情至论与儒、道、禅》，《中国戏剧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4]郭梅：《试论〈红楼梦〉对〈西厢记〉〈牡丹亭〉女性意识的继承与发展》，《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5]陈阳：《〈牡丹亭〉中的情爱女性潜意识探微》,《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6]吕宏：《浅析唐传奇梦幻手法在汤显祖“四梦”中的运用》，《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7]袁行霈：《中国古代文学史》第四卷，第七章，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8]宁宗一、陆林、田桂民编著：《元杂剧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9]万江红：《中国历代社会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10]朱进选：《社会形态论·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