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在中关村的自考生心态写生

工作在中关村的自考生心态写生

　　中关村，一个创造了无数神话与传说的“村落”。这里生活着数十万同质的青年——他们具有较高学历，他们年轻、流动性快，充满梦想和激情；这里是企业家的摇篮，一批批企业家的成长成就了中关村的辉煌。但中关村同样散落着许多折翅的梦想。作为占绝大多数的中关村企业基层员工来说，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却不稳定，收入大多处于中低水平；他们充满创业的激情，但最终却大多风雨飘摇、黯然神伤；他们的状况并不全是我们想像中的样子，在理想与现实的冲撞中，他们——欲去还留两彷徨。

　　“你在中关村曾呆了3年，之后为什么又选择逃离中关村，去了浙江温州呢？”

　　“我不是‘逃离’！现在我每两个月就要来一次北京，来一次中关村。我与中关村的感情是我人生历程中的宝贵财富。”面对记者的问题，马大业表示了激烈的反对。确立采访题目后，记者打电话给马大业，想请他谈谈在中关村工作时的一些体会感悟，凑巧碰上他来北京出差。他对记者说，他这次出差过来业务很忙，但可以抽出两个小时的时间和记者聊聊，因为话题是关于他在中关村的往事。

　　2000年6月，马大业从一所民办学校的软件学院毕业，去了中关村的一家电子科技企业工作。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马大业像一匹精力充沛的野马，暗下决心要为公司的产品研发贡献自己的全部才智。但随后3年公司产品销路没有打开，产品研发经费一减再减，风雨飘摇中公司的老板也开始暗自谋划自己的退路。

　　尽管马大业一再重复：“我对中关村的‘恋爱’之情是难以割舍的。”但到了2003年8月份，经过反反复复的考虑马大业最终还是选择离开中关村，只身前往浙江温州，办起了自己的公司。

　　马大业或许只是生活在中关村里成千上万人中的一个缩影，他们作为企业的基层员工，或许只是中关村的边缘人物。在这个每年有上千家公司诞生，而每年也有上千家公司倒闭的“村落”里，“就业3年后失业”一再被人们重复着，不同的只是有些人失业后马上又进入了新的公司开始“轮回”，有些人满脸茫然若有所思，有些人则像马大业一样选择了离去。欲去还留间，展现了一幅中关村地区企业基层员工的心态图。

　　创业：中关村人口中的“兴奋剂”

　　20世纪80年代，当大多数国人还不知道计算机为何物的时候，中关村的“电子一条街”上，那些虽说低矮、破旧的临街商铺里，早已经营起了高科技产品，为国人开风气之先。与此同时，一大批企业开始涌现，当年的“两通、两海”（四通、信通、科海、京海）成了中关村人心中永恒的记忆，联想等几家企业，以其20年的成长历程诉说着中关村的辉煌。

　　1997年9月，由于高考落榜，马大业只能选择北京一所民办学校就读大专。此时，北大为了与外面的世界接轨推倒了南墙，联想、方正、同方等品牌已在中关村叫响，王志东、张朝阳正在各高校的讲坛上推销自己的网站。在这样一种开放的环境中，创业的浪潮在中关村此起彼伏，身在“象牙塔”中的马大业也感受到了一波接一波的冲击。

　　在经历一次次自觉与不自觉的“洗礼”后，到了1999年的夏天，马大业也想着自己应该尝试创业了。经过一个假期的酝酿，马大业决定在新学年开始时向新生卖书。新生刚入学，需要购置许多英语学习资料、磁带等，是个赚钱的好机会。这年9月份，马大业以勤工助学的名义从出版社低价进了一批书籍磁带，开学一周内居然全部售完，获利300多元。这份惊喜让马大业激动了整整一个学期，他发誓毕业后一定要自己创业。

　　然而，创业绝不是小儿科，要办一家像样的公司，牵涉到资金、技术、产品、销售渠道等等许多方面的问题。而当时，马大业连注册公司的工商局还找不着。临近毕业仅有两个月了，无奈之下马大业与之前所说的电子科技企业签下了3年的劳动合同，只能先工作再说。这年马大业25岁，与他一同进公司的还有另外3个同龄人。

　　事实上，中关村的企业中，从业人员绝大部分是青年人。有资料表明，截至2004年底，中关村科技园区从业人员总数为557369人，其中29岁以下的有265291人，占47.6％；39岁以下的436658人，占78.3％。

　　这些人中，大部分都是像马大业一样有过一定教育背景的年轻人。上述的55万多人中，有博士7416人，占1.3％；硕士40086人，占7.2％；大学本科206654人，占37.1％；大专学历114953人，占20.6％。这四部分总计369109人，占66.2％。这些人，不仅来自于北京的高校和研究所，有的也来自于京外的高校。中关村无与伦比的凝聚力，使得青年人前赴后继地涌向中关村。

　　进入公司后，马大业发现与自己一样有创业想法的人也很多。由于公司成立不久，平时工作比较忙，同事之间交流机会少。而一到周末的晚上，几个差不多年纪的同事都会一道去酒吧胡混一番。“借着酒劲，大家都在谈各自的创业想法。一谈起创业，大家都感觉像吃了兴奋剂一样，兴致极高！”说起当年的豪情壮志，马大业至今仍是两眼放光。

　　中关村众多青年的创业激情，促使中关村诞生了成百上千、形形色色的企业。据统计，中关村目前共有高科技企业约14000家，仅2004年就新增4200家高新技术企业。但另一方面，中关村众多的中小企业，一般注册资金只有30万～50万元，更多的是一些“柜台型”公司，发展壮大的是少数。因此，高出生率也同样伴随着高死亡率，2004年，由于经营不善中关村又有4200多家企业倒闭。

　　“离开原来公司后，你为什么不在中关村创业，而选择去了温州创业呢？”

　　“我也是经过反反复复思考过的。”从马大业深锁的眉头中，仍让人能感觉到当初抉择的艰难。“中关村是新事物诞生的摇篮，是先进的科技商业的摇篮。中关村有好多机会，也有好多资源，我当然不想离开中关村。”

　　事实正是如此。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关村地区汇集了众多的科技资源，70多所高校云集其中，数十个国家级研究院所、工程中心汇聚周围，这些都是技术的强力辐射源。在高校院所的带动下，中关村的企业涵盖了IT、电子、信息、新材料、能源、环保等众多新兴领域。

　　但是，中关村创业过程中的融资困难、设施不健全、政策不到位等原因，还是使马大业把自己的创业梦想选择了在江浙一带。

　　可喜的事，中关村科技园区从2000年以来，在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法规等方面有了极大的改善，科技园区管委会也积极转变机制，加强政府为企业服务的职能。近年来，中关村吸引了5100多位留学人员在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从业，留学人员在中关村创办的企业也累计达到了2000多家。

　　压力：中关村人的工作状态

　　与马大业离开中关村不同，方玲（化名）选择了走进中关村。大学毕业后，方玲的工作单位在深圳。但一年后，方玲辞去了深圳的工作，辗转来到北京，进入中关村某著名集团的公关部；一年后又调到一家研究所做宣传工作，现在方玲是该研究所下属一家企业的宣传主管。谈起自己的经历，方玲只能用“折腾”两个字形容。

　　“最近忙！要做很多展板，又要落实年度宣传计划。”面对记者的采访要求，方玲3次都说工作忙，没时间接受采访，最后一次实在拒绝不了了，才答应在周末接受采访。

　　方玲告诉记者说，她现在几乎每天都要加班，最近公司要召开一次产品新闻发布会，写新闻稿就折腾了不少时间，因为公司有4个领导，每个都要审查一遍，几个来回就是三四天。还要通知20多家报社的记者，到现在还有几家报社的没通知到呢。今年的宣传工作正在总结，如果领导对总结不满意，又不知道得折腾到什么时候。新一年的宣传工作计划也要制定，计划也要尽量多地反映领导的习惯和思想，还要具体可行，操作起来能真正见实效。“工作忙，压力也大！”方玲一边说一边按摩自己的太阳穴。

　　来自一家软件企业的小张也用“忙”和“压力”来概括自己工作的全部。小张在公司做软件开发，去年公司接了一个项目，眼看项目就要结题了，开发团队在做最后程序测试时发现仍有漏洞，可是一时又找不出错在哪儿。为了尽快解决问题，小张已经连着两个晚上没合眼了。

　　高科技企业员工以经济诉求为主要目标，参与社会活动也就少了。小张说，去年下半年公司连着接了几个项目，公司老总为了赶进度，催促员工夜以继日地干活。之前他喜欢旅游，可是今年连陪女友出游的时间都没了，一有空便在家补觉。

　　而据有关方面的调查数据显示，2001年，中关村地区企业员工参与社会宣传、社会公益等活动的比例只有29.4%，工作节奏快、压力大、闲暇时间少是这些员工社会参与程度低的重要原因。调查显示，只有7.8％的人表示自己没有加过班，43.9％的人认为自己没有闲暇时间参加社会活动。

　　此外，紧张的工作和巨大的压力，正在侵蚀着中关村企业员工的健康。2004年底，中关村人力资源经理协会与佰众健康体检中心合作，对中关村科技园区内82家企业的2642名从业人员进行了一项健康状况调查。被调查者年龄在26岁～35岁之间的占80%，26岁以下的占10%.调查显示，有90%的中关村人表示对自己的健康并不自信。

　　调查显示，中关村青年从业人员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在他们中间高发疾病具有独特性，颈椎增生、骨质疏松、微量元素缺乏、脂肪肝等比较突出。其中75%的人出现颈椎和腰椎的疾患，远远高于同年龄段的一般人群，这与长期在电脑前工作有关。42%的人过早出现了骨质疏松、骨矿减少的状况，这与缺少户外运动和饮食结构不均衡有关。另外，40%的被调查者有不同程度和不同种类的微量元素缺乏，38%的人被临床诊断为轻中度脂肪肝。

　　按理说，中关村人大多是高知人群，对医学常识有一定的认知，应该比普通人更注意健康才是。但小张说，他们之所以对自身的健康状况不自信，并非不关心自己的健康，而是出于一种无奈：明明知道目前的工作、生活方式对健康无益，但又无法改变。在中关村，很多人在工作之余，都是背着大大的书包，往返于培训机构和高校教室。中关村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使得原地踏步就意味着可能被淘汰，“终身学习”成了中关村员工的普遍诉求。

　　作为女性，方玲对目前的工作状态更是颇多无奈。结婚已经三年多了，方玲还是不敢有“要个孩子”的念头。“现在工作忙，身体也不是很好，怀孕对孩子不利；也没有时间照顾。如果为了生孩子把工作辞了，现在北京每年有数十万的毕业生在找工作，每一次的招聘会都人满为患，那么到时我也就失业了，只能在家当个全职妈妈了。”方玲说，双方的父母已经催好多次让生孩子了，可是在中关村工作的女性大多都是她这个年龄，都不敢要孩子。

　　针对这样的问题，有专家提出，应该推动企业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建设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根据他们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公益活动，吸引他们广泛参与，竭诚为他们服务，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形成良好的导向。推动、支持建立由政府指导的、企业间相互联合的民间组织，使政府与普通员工之间联系交流更加顺畅。

　　相对于生理上的问题，中关村企业员工心理上的问题或许更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由于工作繁忙，压力大，加之生活负担重，中关村企业员工许多人或多或少都存在脾气急躁、抑郁、失眠等症状。钱邦林（化名）就是其中之一。

　　钱邦林一米八的个子，长得很帅气，大专毕业后在中关村某企业做业务开拓员。走在中关村如水的人流中，决看不出钱邦林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可是钱邦林对记者说，他失眠已经好几个月了，由于自己脾气不好，上个月与女友吵架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复合。钱邦林说他正在找心理诊所，希望能求得心理医生的帮助。

　　钱邦林做的业务开拓类似于产品推销。去年10月去石家庄与一个客户谈生意，结果没有成功，错失一笔大单子，回来后当月的奖金几乎都扣光了。而钱邦林的工资主要是奖金，基本工资仅有1000多元，一个月拿的钱还不够交房租的。幸好此前有些积累，才勉强维持11月份的生活开支。本来，工作的繁忙与压力已经把钱邦林逼入了精神崩溃的边缘，而生活的负担更是让钱邦林这样一个大男人觉得脸面全无，抑郁、失眠随之而来，脾气也变得急躁了，动不动就对人发火，事后让钱邦林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钱邦林说，自己很可能是心理有问题了。

　　而事实上，一些心理研究人员也开始关注中关村企业员工的心理健康问题。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工作与心理学专业负责人贾晓明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目前我国在医院求诊的病人中，大约有20％左右的病人，事实上患的是心理疾病。但因为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很多人意识不到是心理方面的问题，于是心理问题通过躯体问题呈现出来。而这种现象在知识分子中更为常见。

　　贾晓明说，目前在中关村从业的人员中，绝大多数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由于工作紧张、职位升迁、生活压力等各方面的原因，这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有心理疾病。而因为心理咨询和治疗在我们国家还处于起步阶段，很多人对心理健康问题并没有足够的意识。由于文化与传统的原因，许多人因害怕别人的眼光而羞于寻求正规、专业的帮助。

　　目前，在中关村的从业人员中，有60％以上从事IT行业。如果按岗位分类，截至2004年底，有33.3％的人从事科技工作，27.67％的人从事经营管理工作，14.13％的人从事销售服务工作，21.46%人从事咨询服务工作。贾晓明说，开拓性的工作，会给人们造成更大的压力，如何提高中关村人的生存质量，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了。数十万具有很大同质性的青年相对集中在一个地区，更是需要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

　　归宿：中关村企业员工的“心结”

　　从北大西门往西走500米，是一片名叫挂甲屯的平房区。循着弯弯曲曲的小巷往里走500多米，来到16号平房，推门进去，门口是一架铁条焊成的梯子，扶着仅容一人上下的梯子往上爬，右首第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隔间，就是于洲和他女朋友的住所。

　　于洲来自安徽一个偏远的山村，1997年高中毕业后来北京当保安。两年后开始读自考，2004年于洲修完大专自考的近20门课程，拿到大专文凭，便辞去保安工作，来到海龙市场帮人销售电脑，先后换过3家销售公司，现在为一家公司卖笔记本电脑。

　　虽然中关村科技园区内有大量的博士、硕士和本科生，但仍有近40％以上的人为大专及大专以下学历。这些人大多从事IT产品销售工作，人员流动性大，跳槽现象很普遍。调查显示，这些人中最近一年没有换过工作单位的只有16％，更换工作的平均次数在2.6次左右。在中关村林立的现代化商厦里，成百上千像于洲这样的员工，以较原始的工作方式维持着自己的生计，也维持着中关村“领先的科技商业”。尽管许多分析人士在统计中关村的竞争力时，总是有意无意地贬低这一部分人的作用，但他们也一再指出，要了解中关村人的生存状态，他们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群体。

　　在拿到大专自考毕业证后，于洲也曾试着找一些管理等工作，但在到处是高校毕业生的中关村，于洲最后只能选择在海龙市场里帮人卖电脑，工资底薪500元，卖出一台电脑，能得到100至300元左右的提成，一个月下来，大概能有1500元的收入。碰上销售旺季，也能拿到2000多元。

　　有资料统计表明，中关村企业大部分员工平均月收入集中在1000元～4000元之间，占72.8％。其中收入1000元～2000元的占26.3％，2000元～3000元的占29.1％，3000元～4000元的占17.4％。月收入4000元以上和1000元以下的分别为18.7％和8.5％。在北京，2000元的收入，或许刚能维持生计。

　　于洲掐着指头对记者详细说，如果一个月按1500元收入算，每个月住房500元，吃饭300元，坐车100元，手机电话费50元，上网50元，最后剩下500元。平时给自己买件衣服，或是给女友买件衣服，一个月就所剩无几了。现在女友与他住在一起，她的收入与于洲差不多，所以每个月两人最多只能节余1000多元钱。

　　“一年下来，两个人总共能挣不到1万元，想着要结婚，可是钱不够；在北京买房子对我们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于洲说，为了节省路费，他们已经两年没回老家了；他们只能租住别人的房子，在中关村，不到10平方米的平房一个月的房租也要500多元，而且烧饭、上厕所都不方便。据了解，在中关村，租房居住的占中关村从业人员的42％，向亲戚朋友借住的占6.1％，住单位宿舍的占29.7％，购房自住的仅占16.5%.绝大部分属于“无房户”，他们像无根的浮萍一样，漂在这座城市，没有自己的归属。

　　住在于洲隔壁的小赵也是一样的情形。小赵来自四川乐山，在太平洋电脑城卖笔记本电脑。他对记者说：“我们也不喜欢北京，一方面一年到头挣不了多少钱，另一方面我们也融入不了城市人的生活中，我们也想离开中关村。可是我们离开这里又能去哪里呢？”小赵想了许多，最后还是留在中关村。

　　而于洲他们也有自己的打算，他说，等到明年，两人差不多凑够3万块钱了，先回老家结婚吧。等结完婚，或许会在老家做些小本生意，回不回中关村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