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话题在大众媒体中的市场价值论文
【摘要】在中国,同性恋成为最为热门也是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同性恋成为炒作的热点,例如湖南卫视有名的选秀节目《超级女声》和《快乐男声》。2005年中的《超级女生》,李宇春就以男性装扮的同性恋气质被该节目销售出去并因此摘取了桂冠。在2010年的《快乐男声》中,长发飘逸,浓妆艳抹的“伪娘”刘着刮起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同时也吸引了公众的眼球。这看似是主流媒体对同性恋的态度变得宽容,但在异性恋模式占主导的情况下,同性恋形象在炒作的同时其实也被污名化,而最近李宇春女性形象的塑造,刘着受到的巨大的社会指责,均意味着传统男女气质二元对立模式的强化及异性恋霸权地位的不可动摇。
【关键词】同性恋形象;炒作;市场销售;异性恋霸权;污名化
同性恋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同性恋似乎变成一种时尚。在大众媒体中,同性恋大部分时候仍然是被妖魔化或边缘化的。然而,在2005年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中,同性恋形象的再现似乎首次变得“正面”起来。在该比赛中,李宇春因帅气的男生打扮的,雌雄莫辩的气质而迷倒了一大批女性观众并以此荣登冠军的宝座。从此以后,“春哥”成为了一个传说,“被强调的女性气质”(“emphasized femininity”)和“霸权式的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Kimmel 2000)对理想的男女特征的规定似乎被颠覆了。在同一场比赛的周笔畅也以同一销售策略而赢得了第二名。2009年比赛中的风云人物曾轶可,观众称“曾哥”,也是如此出售成功。2010年,“伪娘”刘着在《快乐男声》中以惊艳的女性造型粉磨登场,“着姐”被蔑称为“人妖”,“恶心”,而其“同性恋”身份问题的讨论也铺天盖地而来。
在每一次同性恋身份的热卖中,在看似对这一弱势群体更宽容的媒体态度下,实质不过是利用同性恋的市场价值。不仅如此,在这样的操作中,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二元对立观点,异性恋模式的合法性地位都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和宣扬。
一、“春哥”还是“春姐”
2005年,在中性打扮的狂热中,《超级女声》中男性打扮的李宇春,周笔畅也理所当然地获得众多年轻人的支持。有型的短发,酷酷的衬衫和牛仔裤,这两人比男生更像男生。其中最成功的例子—李宇春,从比赛一开始就被炒作为“女同性恋者”,被包装成女观众们梦寐以求的“白马王子”。湖南卫视在这里销售了颇具争议的同性恋身份,实质就是“借势,造势,控势”(杨杨和贾建忠 2008)。这个选秀节目的运作是通过一系列具有模糊性和误导性的报道和流言,例如李宇春从小到大就被当作男孩来抚养并在女生堆中大受欢迎,同时还有一些似是的,如她和另一女生的爱情故事等。通过这样的操作,李宇春在众多女性观众中成为了一个的她们心中理想的帅气又温柔的“白马王子”—“春哥”。“春哥”因此成为一个传奇,而其同性恋身份的热卖也一直持续着。
“春哥”的传说一直受到大部分媒体和学术界的认可,认为这是对性别两分和异性恋霸权的一次颠覆(杨涛 2008)。其他一些人也认为,这是对女性“他者”身份的一次越轨,也就意味着新女性主义和性别多样化的胜利(何平和吴风 2005)。而事实上,这不过是对传统男女气质的又一次肯定而非否定,对父权制,异性恋霸权的又一次认同而非反叛。就像西方学者指出的,媒体影响我们的身份构建,我们必须不断质疑媒体的这些关于性别表演的身份再现政治是否合理(Meyer and Kelley 2004)。
“春哥”这一头衔和她的打扮无非是对男性的模仿,一个温柔的美少年形象,以满足众多女性观众的遐想,但落脚点依然是宣扬男性的气质,依然是在异性恋模式中男女性别两分的框架下。最近两年,“春哥”又再被“变性”为“春姐”,逐渐地长裙飘逸,浓妆艳抹。这种女性气质的再次强调其实是在预料之中,在异性恋霸权下,《超级女声》从来不曾打算为女性或同性恋群体摇旗呐喊,对这种中性打扮和同性恋身份的表面上的认同实质上不过是一种营销策略,在达到盈利目的之后,正统的女性气质召唤了“春姐”的回归。不仅是李宇春,其他当时以男性打扮,同性恋气质销售出去的选手,如周笔畅,黄雅莉,曾轶可,都无一例外地回归到柔美的传统女性形象上来。曾经一度的性别越轨并不是对男女两性二元对立的反叛,而是为了更着重突出这一对立的不可违背性,也就是父权制社会的不可违背性。除此之外,在推销女性的这一男性打扮和她们的同性恋身份的时候,也同时加强大众对同性恋的刻板印象,也就是同性恋一方是扮演男性角色,另一方则是女性角色,同性恋不过就是对异性恋的拙劣模仿。总之,就像西方学者总结的,媒体发现人们转变中的意识形态,并通过电视把它作为新的“事实”销售出去,但与此同时,他们采用的形式都是更加巩固或回归到更加传统的模式上来(Edwards 2004)。
二、“伪娘”刘着,男?女?
“伪娘”,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释是:“相貌形态天然的.呈女性化美,具有很强的萌属性,生理性别为男的正常人类,大多给人以错觉,易被误认为是女生,有的甚至能够萌过大部分女生”(Net.1.)。这个来源于日本动漫的词语其实与“异装癖”和“同性恋”相去甚远,但在移植到中国来的时候,却被有意地等同于这两者,这种“借势”“造势”翻新了《超级女声》中用烂了的同性恋营销策略,刘着被戏称为“着姐”,推上了大众谴责的浪尖,同性恋形象又一次被污名化。
在这场旧油装新瓶的市场营销中,男儿身却女儿装的刘着,长发飘逸,摇曳着华丽的裙摆,婀娜着性感的高跟鞋,华丽地被《快乐男声》消费者,销售着他的同性恋形象,一系列关于他的报道和访问,例如他从小的自我认同就是女生并从高中起就一直是这种女性打扮,而且得到他同学和老师的认同,例如还有揭秘他喜欢男生的性取向以满足大众的窥探欲望,也进一步误导大众把同性恋等同于变性人,也因此给同性恋冠以另一蔑称“人妖”。尽管像李银河这些学者曾出来澄清,刘着的自我认同为女性,而他的性取向为男性,所以他是属于异性恋而非同性恋(Net.2.)。然而,这样的性别理论于大众来说是难以理解的,结果是存在大众心中的对同性恋的刻板印象再一次被强化。
无论刘着或李宇春是不是真的同性恋,无论他们有没有得到同情和支持,最大的赢家依然是这个选秀节目,依然是大众媒体。而他们中绝大部分是恪守异性恋信条,男女两性气质的二元对立传统,因此,在这场同性恋热卖中,虽然有专家的正面声音,虽然LGBT群体的能见度似乎有所上升,但是对同性恋的刻板印象也进一步加强,例如同性恋就是对异性恋的机械模仿,女同性恋中必有一方是模仿男性,扮演丈夫的角色,例如李宇春,男同性恋中必有一方是模仿女性,扮演妻子的角色,也就是一般被诬蔑的“娘娘腔”,甚至是“人妖”,例如刘着。这在更深层次上其实是对性别二元对立,男女两性气质的又一次内化,同时也就是对异性恋统治的进一步肯定,异性恋霸权的又一次胜利。
三、结语
随着同性恋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其曝光率在主流媒体中也越来越高。然而,同性恋的能见度的提高并不等于媒体和社会对此的宽容的增加。同性恋以其争议性受到媒体青睐,成为具有市场效应的商品。也正因如此,湖南卫视的选秀节目《超级女声》和《快乐男声》通过销售选手的同性恋身份,制造噱头,增加收视和效益。节目推出了“春哥”,“着姐”这些选手,表面上似乎是对同性恋的宽容和肯定,事实上无非是利用同性恋的市场价值,他们作为父权制和异性恋霸权的忠实卫道士,在售出同性恋之后,始终要唤回“春姐”的回归,激起广大群众对“着姐”“不男不女”的身份的厌恶,在加强同性恋污名化的同时,强化了异性恋模式的绝对地位,扞卫了社会性别的绝对区别,也就是男女两性气质的不可跨越性,从而为父权制社会褒扬男性气质,贬低女性气质巩固了基础。
【参考文献】
[1] Edwards, Leigh. “What A Girl Wants”: Gendering Norming on Reality Game Shows. Feminist Media Studies 4, 2004.
[2] Kimmel, Michael. The Gendere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2000.
[3] Meyer, Michaela D.E. and Jennifer M. Kelley. Queering the Eye? The Politics of Gay While Men and Gender (in)visibility. Feminist Media Studies 4, 2004.
[4] 何平, 吴风. “超级女声”与性别政治——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视角[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5).
[5] 杨杨, 贾建忠. 湖南卫视“曾哥”“伪娘”的争议营销[J]. 企业研究, 2008,(8).
[6] 杨涛. “超级女声”成功背后的社会文化分析[J]. 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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