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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淡的云散文
兴隆的秋日,晴空是那么高,那么蓝,时有一抹散淡的流云,擦着南山岭峰,久不逝去,看去像一把扫天的扫帚。此情此景,常让我想起兴隆的朋友们。
我时断时续在兴隆多年,结识了多位朋友,他们都有些文气,妙用手中的笔,描绘着行进中的乡土,宣传兴隆。而今,有的已谢世西去,我常想起故友王世俭、王汉臣、朱呈云等。无论我作为报社记者去兴隆采访,或在区、县任职,他们都给过我实实在在的帮助。相比较而言,程云兄给我的帮助更多一些。
从1957年1月始,我在承德报社编《党的生活》,就与呈云兄通信神交。从来稿中知道,他是兴隆前苇塘人,土生土长的“秀才”,时任县委办公室秘书,因为写作,爱搜集素材,老党员、抗日老英雄的事迹,多有积累。我就常打电话或写信向他约稿,他是快笔头,有求必应。说实话,快是快,稿子有点糙,明显是一遍稿,还得打电话或写信要他补充。约在1958年仲夏,我去兴隆才见到他。快乐的长方脸稍显内敛,说话轻声细语,烟不离嘴。交谈中得知,我俩不仅年龄相近,并有相似的经历:都在县委办公室伺候过两任书记,日日伏案忙个不停。因他笔头子快,素材多,当时还被指定参与编写《兴隆县志》和《兴隆县党史资料》。忙归忙,总能挤出空儿和我交谈。历史的,现实的,他说的要比写的更生动,脑子里简直是一部活县志。那时我们的交往,自我感觉心灵是相同的,但碍于政治环境,不讲许多私房话,生活上多些细微照顾;再是,我要采访的,他能掏心告诉我一些真话,我就心满意足了,那是大吹大擂的年代啊!
他熟悉新闻报导,以他的眼光提供的新闻线索新颖而准确,使我的工作增色且少走弯路。我在兴隆先后采写过五名好党员,发表后都有较好的反响,多被评为好稿。1962年前后,我拾起了扔掉多年的文学创作,每发一篇小说,他都仔细研读,并猜出某些素材的来源。发在《河北文学》上的小说《尾台戏》,他认定是源于兴隆半壁山,细读多遍,我由衷地赞佩这位知己。他给我的最大帮助,是送给我的《兴隆县党史资料》和《兴隆县志》。尽管困难时期印刷粗糙,书中的史料对我了解兴隆极为有用。我一直认为呈云兄编写这两部史志是对兴隆最大的贡献。两本书跟随我几十年,常是我写作中的参考。我的长篇小说《历史在说》出版后,有好几位兴隆朋友或在兴隆工作多年的人,来信或在电话中问我:你书中的“三十六友”等历史故事,我都没听说,你咋知道的?我老实地提及朱呈云兄送我的“党史资料”,不过做些艺术处理。我曾多次感叹:此书出版太晚了,如若呈云兄还在,他肯定高兴不已,会是最忠实的读者。我真想去他的墓前烧上一本,尽管是虚幻之念,却可释怀。
我们俩真正在一起的时日,是我在兴隆任职时去隆化搞“四清”,他在分团任办公室主任,我是分团驻地的大队指导员,一个灶上吃了近两年饭,也算是朝夕相见。他像我在兴隆工作时那样,给了我许多有益的提醒。我负责的大队是分团政委(也是县委书记)蹲的“点”,生怕出意外,特别劳神,睡眠也极少,身体一度出现眩晕、心颤,书记张家驹知道后,以他自身的体会,说我是累的,他要在队上顶一段班,要我别想工作,安心休养,白天去山上闲转。呈云兄比我都急,自告奋勇催我、抽时间陪我,两人闲步于山野,他有意说些与工作无关又开心的话题、趣事,散步也散心。每天爬半日山,夜间睡眠也香。几天后,症状果然消失。我对领导心存感激,也非常珍惜呈云兄的关爱与友情。
我们最后相会,是上世纪80年代我再次去兴隆挂职。他那时任兴隆镇党委书记,工作虽忙,晚间没会时,他就去我办公室兼宿舍闲聊,怕我寂寞。我很愿意跟他一起喝茶、吸烟,却从未一起去过饭店,可谓“清茶一杯,散淡交往”。入秋,组织生产大检查,乡镇领导都参加,一个浩大的车队。连续两天,他都和我挤一辆北京吉普,一路笑话不离口。我的短篇《扑蛇者说》,就是他在车上讲的真实故事之一。他还约我去南土门村看他抓的家庭养殖,满院的山鸡和网中的水貂十分喜人,其中的生动故事,才是他有意给我听的。
为让兴隆在我心中永存,我离开兴隆多年,他不断给我邮寄有关兴隆的新情况、新变化的工作总结、简报等;一张撤区併乡后的新地图,也很快寄来。如今,我一看见兴隆新地图,就发呆地想念驾鹤西去的朱呈云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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