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学的系统思想的发展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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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科学的系统思想的发展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形成

摘 要: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使人们认识到自然界是以系统的方式存在着的,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而不是孤立、静止、一成不变的,从而打破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并最终导致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诞生。

近代科学的系统思想的发展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形成

关键词:自然科学;系统思想;自然观;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6-0233-02

一、近代形而上学自然观的形成

拉开近代自然科学革命序幕的是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发表,它的发表标志着向整个自然科学发布了摆脱神学束缚的“独立宣言”。哥白尼的日心说,有力地批判了唯心主义经院哲学,捍卫了唯物主义,这场天文学的革命,标志着自然科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独立于神学的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了。由于当时自然科学还处于搜集材料的阶段,与当时所采用的“分析”、“孤立”的研究事物的方法相联系,哲学家们抛弃了辩证法,被形而上学所支配。但是对于中世纪的神学唯心主义来说,资产阶级哲学无疑是一个新的否定形式,而对于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来说,它又是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反映到自然观上,就成为十七八世纪特有的形而上学的自然观。

近代自然观的早期代表人物是F.培根(1561—1626),在1620年出版的《科学的伟大复兴》中,培根尖锐地批判了经院哲学那种玩弄概念、脱离实际的倾向,他认为运动是物质本身所固有的最重要的特征,而物质的多样性正是由运动形式的多样性决定的。他在《新工具》中列举了19种“性质最普遍的运动”,认为除了机械运动外,物质还具有“紧张”、“趋向”、“欲望”、“抵抗运动”,以至于“痛苦”等等。在培根的自然观中,不仅坚持了唯物主义原则,而且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因素,但是他的哲学已经有了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性质了。

近代自然观的中期代表是牛顿(1643—1727),他的自然观和认识论在近代自然科学界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在1637年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部著作中,集中反映了他的物质观、运动观、时空观和演化图景。牛顿根据前人和他自己的实验和观察结果,系统地总结出三条基本的运动定律,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把地面上的运动和天体的运动联系起来,表明了宇宙中的所有物体之间并不是彼此孤立毫不相干的,而是通过引力相互作用着的,这一定律的发现推翻了“上帝决定星体位置”的宗教神学观念。但是,牛顿却忽视了机械力学运动,这种最普遍的运动形式与自然界中的热、光、电磁、声等物理运动以及生命的、化学的、思维的、社会等其他多种运动形式之间的区别。片面地夸大了机械运动,导致了把一切自然现象都归结为力学现象,把一切运动都归结为机械运动的形而上学运动观。

形而上学的、机械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在十七八世纪形成,并在自然科学中居于统治地位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的。首先它与当时的思维习惯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有关,由于人们的经验习惯,它们把事物看做是孤立静止、僵化的和永恒不变的东西,同时也与这一时期发展的重点学科有关。当时只有数学和力学达到了完善的状态,而数学本身比力学更为抽象,它只研究量的关系,其他一切属性都不考虑。当人们对整个自然界进行解释概括说明时,就自然而然地以力学和数学的观点去解释一切事物和一切现象,因此,近代的自然观不仅走上了形而上学的道路,而且具有严重的神学唯心主义的倾向。

恩格斯在批评以“自然界的绝对不变性”为中心的形而上学自然观时指出:“……自然科学在知识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大大超过了希腊古代,但是在观念地掌握这些材料上,在一般的自然观上却大大低于希腊古代。在希腊哲学家看来,世界在本质上是某种从混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某种发展起来的东西、某种生成着的东西。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时期的自然研究家看来,它却是某种僵化的东西、某种不变的东西。而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来,则是某种一下子就造成的东西,科学还深深地禁锢在神学之中。它到处寻找,并且找到了一种不能从自然界本身来解释的外来的推动力作为最后的原因……哥白尼在这一时期之初向神学下了挑战书;牛顿却以神的第一推动这一假设结束了这个时期。”[1]

二、近代形而上学自然观的破产

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出现,把哲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时期,辩证法被确立为普遍真理,人们开始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统治下解放出来。黑格尔的最大功绩是在于:“他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都看做一种过程,即永恒的运动、变化、转换和发展的过程,并且企图去揭示这些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2]但是黑格尔这里把这丰富多彩、变化万千的自然界歪曲为精神的外壳。很显然,这是唯心主义的自然观,近代科学的发展,对自然的认识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而工业革命促使整个自然科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在自然科学中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发现。首先是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描绘了整个太阳系在时间进程中逐渐生成的历史。1755年,康德发表《自然通史和天体论》一书,首先提出太阳系起源星云说。该学科认为,太阳系是从弥漫物质(星云)通过自身的运动,由于吸引而不断凝聚,由于斥力而发生旋转运动,从最初的混沌状态,逐步发展成为有秩序的天体系统。这样一来,就取消了牛顿关于“神的第一推动力”。另外,由于该学说把整个太阳系表现为某种在时间上逐渐生产的东西,所以,在康德的发现中有着一切进步的起点。康德的“星云假说”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形成提供了天文学方面的论据。恩格斯曾对康德的学说给予很高的评价,说是“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的进步”,是在“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观念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

接着英国地质学家C.赖尔描述了地层的缓慢演化,1830年,赖尔出版《地质学原理》第一卷,正式提出了地质学中的渐变理论。赖尔的地质渐变论从地质学的角度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产生提供了依据,主要表现为:他用地质自身的缓慢渐进否定了形而上学的静止观点,取代了造物主的创造,并用地质自身有的“水”、“火”两类元素解释地质的发展变化,把地质变化的原因归结为地球内部的矛盾运动。在《地质学原理》中,赖尔针对当时流行的地质变化的“灾变论”,用大量确凿的事实证明,地球地壳的变化,不是什么超自然力量或者巨大的'灾变造成的,而是由于最平常的自然力,如温度、风、雨、地震、冰川、火山等,是在漫长的时间里逐渐形成的。人们对于地球的过去的认识不是无能为力的,而是可以认识的。   德国的迈尔、英国物理学家焦耳、格罗夫等人几乎同时从不同途径发现了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指出能量既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它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或者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在转移或转化过程中其总量保持不变。它使哲学的“运动不灭”原理有了自然科学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称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是19世纪中叶最伟大的定律。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经过多年的考察和研究提出了生物进化论,进化论认为自然选择是有机界无限差异的原因,“而且进化论证明了:从一个简单的细胞开始,怎样由于遗传和适应的不断斗争而一步一步地前进,一方面进化到最复杂的植物,另一方面进化到人。”[1] 推翻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物种不变论、目的论和灾变论。生物进化论说明了生物界的任何物种都有发生、发展、灭亡的过程,包括人在内一切物种都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结果,从而说明了生物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自然图景。由德国植物学家施莱登和德国动物学家施旺提出的细胞学说。认为一切生物都由细胞组成,细胞是生命的结构单位,细胞只能由细胞分裂而来。细胞学说从生物学的角度揭示了自然界的物质统一性和内在的联系。

正是由于上述的自然科学成就,特别是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说以及生物进化论这三大发现,从整体上描绘出了自然界相互联系相互发展的自然图景,这些都不但冲击了传统的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也使思辨的自然哲学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新的自然观就其基本点来说已近完备:一切僵硬的东西熔解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恒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1]并最终导致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诞生。

三、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形成与特征

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地总结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最高成就,继承了古希腊自然观中的辩证法观点,克服了形而上学自然观中的缺陷,批判地吸收了德国古典自然科学特别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思想,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马克思主义对于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界的总看法。它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的自然科学革命性变革中确立的。他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一起组成了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包括三个大的方面:唯物论、方法论和辩证法。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在近代后期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它包含了两层含义:首先,它是一种“自然观”,是马克思主义对于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界的总的看法和观点,反映了自然界的本来面目,与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自然观有着根本上的区别,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其称之为“新的自然观”、“真正合理的自然观”等等。其次,它是一个体系,是关于自然界的科学的哲学的“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它是以自然界的整体为研究对象从而揭示自然界的普遍联系、演化发展和总体规律等等。它以近代自然科学的充分发展为自己的科学基础,以特有的概念、范畴、规律为自己的理论内容,因此被称为马克思及恩格斯的“自然哲学”。上述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在考察自然观的时候要从两个方面辩证统一地去理解,不可偏废其一。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作为一种包含有系统思想的自然观,其中的系统思想只能是初步的,它有待于在后来的现代系统科学产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5-317.

[2] 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2.

[责任编辑 王玉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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