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维稳费

中国的维稳费

维稳开支

可能因为“新人事新作风”，今年发放的资料中，没有如过往一样在报告中有财政预算执行及预算的附表，因此今年被称为国内维稳费用的数目暂时不详。分析认为这个数目一定不低于去年。

去年的2013 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预算安排中，在附表资料上“公共安全”一栏上显示，2012年执行数为7077.91亿元，2013年预算数为7690.80亿元，增长为10.8%。

BBC中文网向人大会议查询时，对方说今年发出的文件没有补充，记者有任何问题可以等待大会期间已安排了财政部的官员举行发布会，记者可以提问。

一位不愿透露名字的内地学者向BBC中文网指出，这应该跟近年有意见指国内的维稳费用过去至少三年都高于军费的言论有关，因此一些执行的附件内容就只作部门参考，不随财政报告向外公布，免被外界用此做文章。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自2011年起连续3年国内的维稳费用预算超过军费。2013年公共财政关于公共安全执行费用预期为7691亿元，军费为7406亿元;2012年这维稳费用为7018亿元，军费6703亿元。资料公布后，被指北京方面认为最大的威胁不是国外，而是国内。

增国防费用途

至于一直受外界关注的中国军费增长幅度，2014年国防支出预算将增加12.2%，升至8082.3亿元。据《新华网》从解放军总部有关部门了解，今年中国新增国防费主要用于四方面用途。

当中包括推动反恐维稳、抢险救灾等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建设，提高部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的需要，适当增加高新武器装备及其配套设施的建设投入;推进部队后勤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官兵工作生活条件;缓解物价上涨影响，适当调整部队维持性费用。

对于中国军费的增速，国际上一直议论纷纷，中国自行公布的国防白皮书曾经将这种增长演释为“补偿性发展”。

2010年中国国防费预算为5321.15亿元，比2009年增长7.5%。2011年中国的国防预算为6011亿元，相比2010年增加12.7%。2012年中国国防费预算为6702.74亿元，比上年预算执行数增加676.04亿元，增长11.2%。2013年，中国国防预算总额为7202亿，较2012年提升10.7%。

幅度预期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向BBC中文网表示，中国过去3年军费年增长都是双位数，今年预算增幅可以说是预期之内。目前的军费增长是在过去多年经济较弱的基础上作出的调整用以加强军力，而且中远程战略的发展是很耗钱的。

他指出，目前中国对外的安全角势复杂性增加及军事上的需要，尤其是东海、南海的问题，加上跟美国一些军事战略上的对立，目前的增长幅度是可以预期的。

对于每年军费的增长往往招来美、日等国家的批评，时殷弘认为，中国方面是按自身的需要进行军事调整，这样的每年的增幅其实亦处于两难，一方面是军事需要，另一方面军费的增加将不时引来外交上及战略上的一些批评，被要求中国军方公开，以及增加透明度。

中国军费增长的问题，本届人大发言人、副秘书长傅莹回应指，从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和平是需要实力来维持和维护的。她反问，中国的军费和国防力量增长了，那么中国就是不和平了?她指这样的声音确实在国际上听到的疑问。

其实，中国的军事实力不断增长，确实引起各方面存在一定的疑虑。英国智库组织，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今年2月发表全球军事能力与防务经济的年度报告，报告指出，亚洲国防开支在2012年超越欧洲之后仍在持续增加，2013年亚洲防务开支比2010年实际高出11.6%。

过去一年最大防务开支增长都是在东亚，其中，中日韩三国占比重超过一半。中国现在的防务开支大约是印度的三倍。报告指出，这些军费支出令这个地区充满矛盾，而且是长期存在潜在冲突热点的地区。

中国的维稳费总的来说就是国家为维护社会稳定，以法外方式解决、特殊处理一些可能影响到国家稳定的行政成本。

一般认为，维稳成本是国家政府机关为应付国家社会形态特殊现状，而在国家基本制度之外多出来的管理成本。因其不具有常规性，而且其原始性，粗放性，不可复制性，注定其成本之高超乎寻常。这个不正常的成本，无妨看作国家基本制度正常与否的指数，国家与社会关系正常与否的指数。应该承认，目前这个指数不理想。通过正常渠道解决问题是值得鼓励的方向，但要能够通过正常渠道解决问题，先要让正常渠道正常起来，让正常渠道作为国家制度上的基础设施能够切实地起作用。天价维稳成本证明，这已经是刻不容缓。

和谐、稳定、安全，也就是平安，是人人追求的生存境界，是社会生活有序化的基本要求。

维稳支出是必要的支出

维稳支出是维稳的必要前提，平安是维稳投入的产出。在评估维稳投入是否过大，是否挤占其他公共成本的问题时，需要考虑如下因素作出判断。

第一，只要维稳投入符合维稳的目的需要，就是值得的。任何维稳支出，只要是从防范打击犯罪的需要出发，综合考虑社会稳定的长期趋势，而不是无的放矢，那么这种成本支出就符合维稳的目的需要。而不投入或少投入维稳，造成犯罪控制能力减弱，导致犯罪高发，社会为此付出的成本反而会更大。

第二，只要维稳投入是以降低和消除安全风险为基准，而不超出必要限度，就是合理的。从犯罪的经济原因来讲，犯罪是存在机会成本的。如果从犯罪中能够获得比惩罚更大的收益，一些人就敢于蔑视法律从事犯罪。比如贩毒的利润很大，贩毒分子甘冒杀头、坐牢的风险而贩毒。 所以，维稳的成本支出，要以如何阻断犯罪的机会成本为指针，把开支更多地向这些工作领域倾斜。

第三，只要维稳投入量入为出，就是可接受的。维稳既要考虑社会总收益，也要核算社会总成本，更要核算社会净收益。否则，盲目扩大维稳成本，过多挤占国家资源，容易造成社会净收益的下降，不利于社会稳定终极目标的实现;反之，如果因为担心挤占过多的社会资源，大量削减维稳投入，就会因无钱办事而贻害社会。为此，要从实际出发，在考虑社会总收益，核算社会总成本，核算社会净收益的情况下做出维稳投入的决策，把钱用到刀刃上。任何脱离实际需要，盲目扩张治安力量，增加财政负担的做法，确实需要认真纠正。

维稳经费(成本)何以不断增大

维稳成本为何越来越大?这取决于许多因素。首先，维稳任务越来越重。由于我国正处在转型时期，社会矛盾越来越多而且复杂多样，违法犯罪率居高不下，社会治安压力很大，为了维护社会治安而投入的成本随之不断增大。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人民群众对平安的需求越来越高，对社会治安新期待越来越大，国家必须回应人民群众的新要求和新期待，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大人力物力投入，加大工作力度，来解决社会治安问题，满足人民群众的平安需要。此外，随着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我国面临新的外部挑战和威胁增多，承担的国际责任越来越大，需要我国参与解决的国际事务越来越多，各种大型国际活动需要我国举办，各种安保任务纷至沓来，从而加重了安保开支。

其次，维稳投入具有单向性。 维稳投入实际上是国家对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以及公民安全进行的保险支出，在某些方面和保险公司所做的各种保险具有相似性。所不同的是，维稳投入由政府埋单，而保险公司的投保是由个人埋单。当个人投保后出险受损时，可以从保险公司获得赔偿。但是，当政府为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和公民安全进行投保之后，国家安全、社会安全或公民安全受到损害时，政府只能从财政中列支了。这部分支出就变成为财政支出，要列到国民预算和决算总额之中。政府的维稳支出是可以计算清楚的，但是，维稳的收益却从来不会计入决算中，所以，人们通常只看到了财政的支出，却看不到可以平衡收支的账面上的维稳收益。当政府为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和公民安全投入越大，就说明政府为国家、社会和公民埋单越多，在账面上反映出来的成本就越大。不仅政府的维稳投入具有单向性，连社区、私人、企业出于安全考虑，修建围墙、安装门禁系统、雇佣保安、建立护厂队等，同样也是一种单向的安保投入，而且其成本也在不断加大。

再次，维稳成本的增大和物价指数的变化有密切关系。维稳设备、装备的购置，更新换代，维修以及人员费用的开支水平是和物价指数变化相一致的。当物价和工资水平整体上升时，维稳的支出就会相应增多，成本就会随之加大。所以，核算维稳成本，必须扣除当年通货膨胀的部分，而不能只机械地看绝对数的增长，否则就会被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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