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的提出，如同大部分的学说，都有其进步性和历史局限性。它同样应该适应一个时代，又导向一个新的时代。
笔者认为中国现在要紧的不是“以仁克智”，而是“引智导仁”，建立“智慧内部的条理性”。智的第一性，仁的第二性的观念应该普遍确立。
从这个角度上说，《论语》的时代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了。
1、什么是“善世”
什么是善世？笔者认为：世界观趋于五彩缤纷，方法论趋于节律统一，这就是“善世”，这也是“求同存异”的道理所在。简单的形容就是如果把哲学比做一朵花，则世界观是花瓣，方法论是花蕊。
2、“上善若水”与“仁”的矛盾
孔子说：“上善若水”，又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他倡导的儒学是以“仁”为核心的学说，与“上善若水”岂不是矛盾？可见，孔子是仁性有余，而智性不足的，惟其如此，才缺者为贵，喟叹“上善若水”。
3、儒学在东方
儒学统治东方两千年。
作为一种哲学，儒主要也是由世界观和方法论组成的。中国重“世界观”而轻“方法论”，日本重“方法论”而轻“世界观”。
4、儒学的世界坐标
基督教思想通天达地如纬线；儒学思想平行轮回如经线，这是形成东西方文明差异的原因，也造成东西方演进方式的不同。所以，西方重智，东方重仁。
5、《论语》与《圣经》的对比
《圣经》中提到的许多历史事件都是在试图证明一条规律，就是“天谴与天福”的公式。善者，什么是善？恶者，什么是恶？导入公式得出或谴之，或福之的天道规律。
它所依托的是一条公理：人的认识永远不可能穷究整个世界。
正是这条公理赋予了“上帝”这个唯一。
《论语》则不同。“仁”的学说的创立背景是，中国人在那时候并不是由于缺乏“智慧”而“礼坏乐崩”的，而是“智慧有余，协调不足”，孔子在一定程度上认为智慧多是天性，人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成熟的。而仁性却是需要学的。中国那时候缺少的正是这种“仁”的精神。这和后来的“仁性过重”的中国不同，那时候中国精血旺盛，年少轻狂甚至野蛮的很。
虽然在春秋战国时代有“百家争鸣”的现象，但是历史之鹿终究是死于“儒家”之手，儒家在此次历史表演中表现得精彩抢眼，所以才能登上“百家之首”的峰颠，但是儒学不是宗教。
6、“论语精神”的“恶”之花
《论语》也指出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并指出了评判的标准，但是并未形成“自律”，一个基督徒即便本性很恶，他也会诚心地说：“我以上帝的名义”如何如何，但是中国人学到的评判标准是看形式上的东西，这导致了中国人“急功近利”和“重形式，轻实质”“重名义，轻过程”等特性。这是《论语》精神的“恶”之花。这在“科学与商业的时代”如同把城堡建立在沙堆上，是不能长久的。
7、“性本善”思想的根源
“性本善”思想是如何来的呢？笔者认为这种观点的提出并不突然和凭空。
其实，整个人类思想不都是“性本善”的吗？大家可能说西方人的思想就是“性本恶”的，可是说到“本”，他们的上帝不上不是“全善”的吗？
“人之初，性本善！”就像圣经开篇“神说，要有光！”那句一样，开始了整个探讨的程序。
《论语》中对话的四个分类：对待真理的态度、对待他人的态度、对待周围环境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态度。
《论语》思维几乎决定了中国人的思维特性。
我们分析客观世界，它可以分为客观与主观的两个部分。主观又分为认识和措施两个部分。其中客观的部分就是：现象，它包括事物的表象，性质（好与坏）与本质。措施的部分就是：步骤，力度，方式及后果。
《论语》的思维主要集中在“认识”上，而不是“措施”上，甚至摆脱了“措施”这个核心，把“措施”变成“经验仁者”的特权。这样的话，中国社会就断裂为“二分”的结构。君臣，夫妻，父子，一直到现在的“城乡”等“二元”结构。
笔者认为，“如何提出高明的措施”这样的核心是《论语》思维的局限所在，和不足之处。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孔子是含糊其辞的。而这正是“科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所在。
“科学”是提出高明决策的最好武器。
笔者提出“引智导仁”就是提倡“科学”。
[粗读论语的读书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