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的博士论文在答辩委员会中获一致好评，而且引起了轰动。国际著名的比较语言学家克劳泽教授对这篇论文赞不绝口，认为关于动词语尾的论述，简直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发现。这位教授是一位非凡人物，自幼双目失明，但有惊人的记忆力，过耳不忘，能掌握几十种古今的语言。北欧的几种语言，他都能说。这样一位权威首肯这篇论文，更使季羡林激动不已，因为他原先只是觉得自己的论文并不坏，但并不以为有什么不得了，经这位权威一表扬，自己也有点“飘飘然”起来了。
几年来的伏案苦读，终于获得了完满的结果。但季羡林对于获得学位的动机，却这样真实地披露出来：我为什么非要取得一个博士学位不行呢?其中原因有的同一般人一样，有的则可能迥乎不同。中国近代许多大学者，比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郭沫若、鲁迅等等，都没有什么博士头衔，但都会在学术史上有地位的。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可这些人都是不平凡的天才，博士头衔对他们毫无用处。但我扪心自问，自己并不是这种人，我从不把自己估计过高，我甘愿当一个平凡的人，而一个平凡的人，如果没有金光闪闪的博士头衔，则在抢夺饭碗的搏斗中必然是个失败者。这可以说是动机之一，但是还有之二。我在国内时对某一些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留学生看不顺眼，窃以为他们也不过在外国炖了几年牛肉，一旦回国，在非留学生面前就摆起谱来了。但自己如果不也是留学生，则一表示不平，就会有人把自己看成一个吃不到葡萄而说葡萄酸的狐狸。我为了不当狐狸，必须出国，而且必须取得博士学位。这个动机，说起来十分可笑，然而却是真实的。多少年来，博士头衔就像一个幻影，飞翔在我的眼前，或近或远，或隐或显。
学习吐火罗语是季羡林在德国留学的又一次偶然。季羡林说：说句老实话，我到哥廷根以前，没有听说过什么吐火罗文。到了哥廷根以后，读通了吐火罗文的大师西克就在眼前，我也还没有想到学习吐火罗文。原因其实是很简单的。我要学三个系，已经选了那么多课程，学了那么多语言，已经是超负荷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有时候我觉得过了头)，我学外语的才能不能说一点都没有，但是绝非语言天才。我不敢在超负荷上再超负荷。而且我还想到，我是中国人，到了外国，我就代表中国。我学习砸了锅，丢个人的脸是小事，丢国家的脸却是大事，绝不能掉以轻心。因此，我随时警告自己：自己的摊子已经铺得够大了，绝不能再扩大了。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季羡林在自己的学者生涯中，不知碰到过几次偶然。而他总是抓住这偶然的机会，使之成为取得光辉成绩的必然。
这一次偶然的机会意外地来了。
二战爆发之后，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西克教授出来接替他的工作，上课之外还负责季羡林毕业论文的指导。
以古稀之年来接课，自然要比在家里颐养天年辛苦得多，但西克教授却并不想敷衍他的中国学生。第一次上课，他就郑重地宣布：要把自己毕生最专长的学问，统统毫无保留地全部传给季羡林，一个就是《梨俱吠陀》，一个是印度古典语法《大疏》，一个是《十王子传》，最后则是吐火罗语。这四个方面的学问，在中国惟有《梨俱吠陀》略为人知，其他三个方面在中国都是绝学。
西克教授要教吐火罗文，丝毫没有征询意见的意味，既不留给季羡林任何考虑的余地，也不容他提不同意见。季羡林只有乖乖地服从教授。他提出了意见，立刻安排时间，马上就要上课。我真是深深地被感动了，除了感激之外，还能有什么话说呢?我下定决心，扩大自己的摊子，“舍命陪君子”了。吐火罗语残卷是20世纪初才发现的。当时德国探险队在中国新疆发掘出了非常珍贵的用各种文字写成的古籍残卷，运到了柏林。德国学者那时还不能读通这些文字，但已经意识到这些残卷的重要性。柏林大学组织了许多年轻的语言学家主要是梵文学家来进行研究，西克教授便是其中之一。面对这天书一般的文字，许多人望而却步了。只有西克教授和西克灵教授俩人决心合作来读通这种语言。
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的工作简直就如猜谜一样，这不仅没能难倒他们，反而提高了他们的研究兴趣。他们日夜几乎是不停止地工作，前途充满了光明。
西克和西克灵的合作一直持续了三十多年，终于把这些天书读通，并定名为吐火罗语。在共同研究期间，他们合作发表了许多震惊学术界的著作和论文。后来，又取得了比较语言学家W。舒尔兹的帮助，三人合作著成《吐火罗语语法》，成为这一新发现的语言学的经典之作。
这部语法著作是长达518页的皇皇巨著，但它又不是一般的语法入门书，读通它是非常难的。季羡林初接触之时，感到它就像是一片原始森林，艰险复杂，歧路极多，没有人引导，自己想钻进去，是极为困难的。
读通了这一语言的大师西克教授，当然应该是最理想的引路人了。但是他教吐火罗文的方法，也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用的德国传统方法。他根本不去讲解语法，而是直接从读原文开始。
当时，比利时一位治赫梯文的专家沃尔特·古勿勒也慕名来到哥廷根，从西克教授治吐火罗文。西克教授有这两个外国学生，自然十分高兴，一开始，他就把他和西克灵共同转写成拉丁字母、连同原著影印本一起出版的《福力太子因缘经》交给这两个年轻人去读，并称此书为“精制本”。他们的学习这样进行着：我们自己在下面翻读文法，查索引，译生词;到了课堂上，我同古勿勒轮流译成德文，西克加以纠正。这工作是异常艰苦的。原文残卷残缺不全，没有一页是完整的，连一行完整的都没有，虽然是“精制品”，也只是相对而言，这里缺几个字，那里缺几个音节。不补足就抠不出意思，而补足也只能是以意为之，不一定有很大的把握。结果是西克先生讲的多，我们讲的少。读贝叶残卷，补足所缺的单词儿或者音节，一整套作法，我就是在吐火罗文课堂上学到的。我学习的兴趣日益浓烈，每周两次上课，我不但不以为苦，有时候甚至有望穿秋水之感了。后来从西克教授嘴里才知道，当初他和西克灵合作之初，工作更是艰难。西克灵住在柏林，是在普鲁士学士院工作，而西克则在哥廷根大学。俩人不断要有通信联系，有时碰到解决不了的疑难，或者是意见不一致之处，西克教授还得从哥廷根赶到柏林，与西克灵教授商讨。
季羡林非常佩服德国老师们的工作态度，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楷模。他叹服他们异常认真、严谨、细致的学风。他们治学的彻底性，是名震寰宇的，写文章从来都是再三斟酌，多方讨论，然后才发表。
老师们的优良学风，深深地感染了季羡林，他下决心攻克这种新语言。
季羡林以惊人的毅力，终于读通了这种稀奇古怪的天书般的语言。1946年回国后，虽然由于资料缺乏，研究中断了30年，但到1975年，由于在新疆吐鲁番出土一批吐火罗文甲种焉耆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卷，季羡林从1981年又得以重新研究，粉碎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外国”的神话，承担了破译工作，为中国学术界争了光。
哥廷根大学的教授们，有一个颇为古老的传统习惯，虽然不知道开始时的确切时间，但一代一代地继承下来了。这个习惯就是：每到星期六下午，教授们便约上二三个同行好友，到哥廷根城外的山林中去散步。
这个传统虽然名义上是散步，但实际上是交流学术问题，因此形成了一个流动着的学术沙龙。
就在季羡林获得博士学位后不久，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季羡林正在山下散步，正巧碰到西克教授和约好的几位教授，也要上山。季羡林向他们致以问候，西克教授忙把他叫到跟前，向其他几位教授作了介绍，说：“他刚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是最优等。”西克教授颇有得意之色，深为自己的弟子取得的优异成绩而自豪。而季羡林自己呢?则有这样的感觉：我真是既感且愧。我自己那一点学习成绩，实在是微不足道，然而老人竟这样赞誉，真使我不安了。中国唐诗中杨敬之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说项”传为美谈，不意于万里之外的异域见之。除了砥砺之外，我还有什么好说呢?从这种学术沙龙中，季羡林学到的是为真理而坚持不妥协的精神，为真理而接受别人批评的精神。这种精神，他后来不管是写学术文章，还是创作散文，都是力求一个“真”字。这种风格，可以说是他一生都在坚持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在这一生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走起来并不容易。高山、大川、深涧、栈道、阳关大道、独木小桥，我都走过了，一直走到今天，仍然活着，并不容易。说不想休息，那是假话。但是自谓还不能休息。仿佛有一种力量，一种探索真理的力量，在身后鞭策我，宛如鲁迅散文诗《过客》中的那一位过客一样，非走上前去不行，想休息恐怕是不可能的了。如果有人问：“倘若让你再活一生，你还选择这样一条并不轻松的路吗?”我用不着迟疑，立刻就回答：“还要选这一条路的。我还想探索真理，这探索真理的任务是永远也完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