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三国作家在北京相聚时，我发现从第一届文学论坛到第三届，已经将近八年。时间像刀子一样——这个对时间快而厉害的形容来自中国一位彝族作家。我个人觉得，一个文学论坛从无到有，八年间从一届办到三届，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实属难能可贵。首尔的汉江文学之夜，北九州的女中学生们纯朴的书法舞蹈表演，还有那些让三国作家那么开心的“二次会”，真的让人难忘。
八年之间，几位曾经积极参加论坛的作家、诗人不幸离我们而去，日本作家井上厦先生、辻井乔先生，中国诗人雷抒雁先生、韩作荣先生。我愿借此庄重的机会，向他们表达怀念之情。
今天，我相信靠了我们大家共同的诚意和努力，第三届中韩日三国文学论坛应该会有新的收获。
我的演讲选择了“如何寻找创作中的灵感”。
开始，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题目：“如何寻找创作中的灵感”。甚至在写出“灵感”这个词的时候，就仿佛灵感已经带着机灵劲儿飘落在我头上。每一个以文学为生的人，都不会推辞灵感的眷顾，当我们的写作陷入走投无路时，我们常常会本能地祈盼灵感降临。
可是，我又觉得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题目，它其实并不容易讨论。因为展开讨论的是作家和作家之间，而不是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之间。对于后者，我们可以介绍所谓“写作经验”，而作家对如何寻找创作中的灵感并不陌生，且每个人都各有心得。迟迟不能与灵感相遇的愁苦，在艰难的跋涉中灵感突然光顾的狂喜，以及由灵感催生出的“文思如泉涌”之酣畅状态，我们一定都体验过这其中的千般滋味。我们会心一笑，更愿意把这件事看做只可意会难以言传，或者用中国人惯常的一种形容叫做冷暖自知。
是否还需要讨论呢?
我对这个题目产生畏难情绪，越来越找不到表达的灵感。
索性先离开这个题目。
一次，友人邀我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听瓦格纳的歌剧《漂泊的荷兰人》。这是瓦格纳艺术开始走向成熟的第一部代表作。剧情并不复杂：一艘永不靠岸的幽灵之船，一段注定漂泊的命运之旅，一场大自然的暴雨和主人公精神风暴的杂糅，一对不无偏执的寻找真爱的绝望男女，这里有阴郁迷幻的色彩，有人声与管弦乐的完美融合，有洞察世界痛苦的深邃哲学命题。有介绍说，瓦格纳创作这部歌剧的灵感来自于北欧“鬼船”——也就是幽灵之船的传说。
灵感来了。
传说一个荷兰人受到鬼神诅咒，咒他永远在船上漂泊，每七年才能靠一次岸，惟有真爱才能结束他这没有穷尽的海上流浪。后来荷兰人终于被真爱所拯救。这传说带有人类对真善美的本能追寻，瓦格纳却在他的歌剧里注入了更为深刻和悲怆的震撼力量。或者可以说，瓦格纳借用了这条“鬼船”，表达了他在一个时期对世界和生死的丰满情感，这部歌剧的歌词，也全部由瓦格纳写就。剧中凄惶而厌世的荷兰人站在他那破烂的船头祈求死亡：“没有死亡，没有墓地，不能靠岸，没有家，这是人生最残酷的惩罚。”他曾经多次去撞礁石，不死;他曾经遇见海盗要他们把他杀死，海盗却被他吓跑……于是他又咆哮：假如人类必须繁衍，就必须有人死亡!却原来，不死也是恐怖的。当一个被七年的海浪颠簸欲碎的水手向上苍求死时，我们才悚然而悟生的苦痛，转而感叹：舞台下的我们，幸而还生得安稳。那饰演荷兰人的男中低音歌者沉郁里夹杂着狂热的“死亡气息”，使观众不能不为瓦格纳理性而又浪漫的巨大才华所折服。
后来才知道，瓦格纳本人就在旅行中遭遇过危险的海上风浪。那时他没有写出《漂泊的荷兰人》。瓦格纳优雅而出众的艺术才情，也没有促他在海上遇险之后立即动笔，虽然，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场亲历的海上风险，被瓦格纳快速写成作品其实不难。可是，显然他还需要媒介或说灵感，需要一根叫做灵感的火柴，点燃深藏在他内心的所有和创造有关的储备。北欧的“鬼船”激发了他的灵感，也许“鬼船”就是灵感。瓦格纳借来了“鬼船”，他的《漂泊的荷兰人》又远远超出“鬼船”传说的内涵。那个北欧传说的结局是真爱能够使人结束漂泊，而瓦格纳却让女主人公在最后，为了向荷兰水手表明她的义无反顾的真爱，干脆纵身跳了海。这样，真爱又消失了，荷兰水手悲怆的漂泊又开始了——瓦格纳让我们看到人生的无助，忠诚和爱的软弱。
关于灵感，《现代汉语词典》这样表述：“在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活动中，由于艰苦学习、长期实践、不断积累经验和知识而突然产生的富有创造性的思路。”瓦格纳的“鬼船”灵感始于他的海上风险之后。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灵感虽然如此轻灵，但支撑它存在的，是作者笨拙而长久的内心积累，就这个意义而言，灵感是笨的。
灵感又是讨喜的，它的“近在咫尺，远在天边”的“突然”感是上苍给艺术家珍贵的馈赠，如同神灵之光，刹那间照亮浑沌的海面。所有艺术家都体验过灵感降临时内心的喜悦或说小得意。路边一棵折断的牛蒡草让托尔斯泰写出了《哈泽·穆拉特》;一只婴儿的粉嫩光滑的脚后跟让契诃夫突然找到描写一个脑满肠肥的官员的办法，他写那人粉红色的下巴好似婴儿的脚后跟。婴儿粉嫩的脚后跟长在婴儿脚上是多么可爱，但若长在一个脑满肠肥的官员脸上也许就令人生厌了。这样的比喻使我至今难忘。我本人也曾体会过灵感光顾的快乐。某个深夜，我在梦中被一个绝妙的句子惊醒——灵感来了。我生怕这句子随着梦醒而溜走，急忙起身找出纸笔记下。然而，当我早晨醒来，阅读我那半夜写下的句子时，才发现那句子其实非常平庸。原来我们有时也有可能完全误会灵感，同时也误会了我们自己。当然，我也有真正被灵感照耀的时候。我在写作长篇小说《无雨之城》时，很久都为找不到如何描写开头而发愁。某天中午，我站在窗前，无意中看见一个放学回家的小女孩，一路踢着一只高跟鞋走进院子大门。这个快乐的踢着一只被遗弃的旧鞋的女孩子激发了我的灵感，因为这情景正符合我那部长篇小说的气质。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几乎奠定整部作品的风格。
十几年前我在韩国曾读到报纸上一则故事：一个年轻人的自行车坏了，他想扔掉再买辆新车。祖父对他说，你应该学着修一修自行车。年轻人对祖父说，如今谁还会自己修自行车啊。祖父说，如果你的什么东西坏了都是一扔了事，那么有一天你的脑子坏了你也要把脑子扔了吗?灵魂出了事你也要把灵魂一扔?这个朴素的故事引发我写了短篇小说《蝴蝶发笑》，我觉得那位韩国祖父和晚辈的对话其实涉及到现代人如何唤醒处理自身种种难处的能力，还有对进步或者是退化的困窘和疑惑。“一次性”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吗?一次性的器物给现代生活带来的所有方便不言自明：一次性筷子，一次性牙刷，一次性纸杯，一次性水笔……而文学的本质是要抵抗生活中诸多的“一次性”的，所以，在前两届三国文学论坛上，才有了那么多充满人情味的、生动、火热的“二次会”吧?就我粗浅的体会，很多“二次会”里有着动人心弦的生活滋味，有着暂时摘掉面具的真性情，也有对“刀子一样的时间”的耐心挽留。
2002年春天，我在东京受到盛开的樱花的“袭击”。我之所以用了“袭击”这个词，是因为樱花的确震撼了我。她不是我想象中的柔软的烟云，她的壮观呈现出一种明丽而干脆的决绝，一种不惧死亡、亦有超常隐忍之力的懔然。我在这样的“袭击”中迎接灵感的到来，我找到了常常被形容成“花”的女性，尤其是亚洲女性身上所格外突出的特质。
灵感是一种唤醒，是对作家胸中沉睡的富矿的打开，如同那艘“鬼船”突然闯入瓦格纳终日不安的心灵之海，唤醒他，助他一刻不能再等地进入酣畅的创造状态。我们真正要做的倒是要常问自己：您心中有富矿吗?
我不禁想要话题回到开始：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亿万信息都唾手可得的时代讨论文学灵感呢?就因为获取信息——特别是各色八卦信息太过容易了吧?就因为这些无需想象、不必殚精竭虑、更不惧文字简陋的“社会情报”对文学可能的淹没和蹂躏吧?就因为一条网络信息中的社会影响，有时能够轻易覆盖一部长篇小说的容量吧?就因为时代的诸多不耐烦和作家自身诸多不耐烦的顽强干扰吧?若果真如此，那便是文学的失败。当一个信息社会自信而响亮地踏上经济高速公路时，写作者在拥抱取之不尽的写作资源时，更应该有能力留神文学的险情。我以为，这是我们在今天让“灵感”走上演讲台的原因之一。
我们到底要如何寻找创作的灵感呢?如同信息不是智慧，智慧不等于灵感，灵感亦无法捏造。正好像人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飞升。也许，寻找就是不寻找。等待就是不等待。期盼就是不期盼。要得到灵感就要先忘掉灵感。这其实是一种积极的“遗忘”，当我们把全部的情感、智慧和敏锐的观察力，把对生活不疲倦的热情，投向对人生世相的追问和对生命的诚实体察时，灵感才会不期而至。我们享受这稀缺的美妙，如果创作过程本身就焕发着某种神秘魅力，这即是其中之一吧。而这魅力的呈现，无一例外地基于作家大量日常的朴素甚至是枯燥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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