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甲午之战，中国惨败，为了保住皇权，清廷不得已推行变法。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参与变法的谋臣不会讲话，得罪了西太后。一个明明非变法不能自存的局面，西太后就是不管不顾，毅然发动政变，废止了变法，差点将国家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一个国家的政治，若是到了实话不能实说，非得绕着弯子说，迂回地说，把实话变成马屁来说，才能于时局有所小补的时候，政治空气就已经相当恶劣了。这种时候，我们看到，有责任的热血之士，如果还想在体制内做点事，就非得把自己变成八面玲珑的“琉璃蛋”，变成特别会说话的“巧嘴八哥”。否则，就只好投身反叛队伍，致力于推翻现实政权。这是实话的扭曲，但从根本上说，是政治的扭曲。这样的扭曲严重了，离政权垮台也就不远了。
权力的行使须有制度的约束
通过对传统政治的考察，我们看到，权力只要绝对化，就必定是无法无天的。权力是要人来行使的，而人则是有人性的弱点的。古往今来，人们一直期待有权者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实现自我约束，不再放纵权力。但是，迄今为止，无一成功。即使像汉文帝和唐太宗这样千古称颂的明君，他们的明智，他们的从谏如流，也是建立在对亡国的忌惮上的;而且在骨子里，对犯颜直谏的人，都不喜欢。这一点，从著名的直谏之臣魏征死后的遭遇，就可以看出。历史告诉我们，单凭统治者的明智、大度来容忍实话，尽管实话对他们有利，也是靠不住的。人人都不喜欢一言堂，但都是不喜欢别人一言堂。自己一言堂，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正因为人有这样的弱点，很难靠自己的道德修养克服的弱点，所以，对权力的约束，才是良好政治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从历史上看，作为儒家思想载体的士大夫，他们中的某些人“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情怀，的确构成了政治中说实话的要素。历朝历代，都有一些不怕杀头，而坚持说实话的人。但是，也正是儒家的“性善说”的出发点，使得人们在建构制度的时候，始终难以将用制度和法律克制人性之恶作为重点，总是把制度的最后一道防线放给人的道德自觉。结果，一次次演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循环剧。
今天的国人，当然应该继承古之士大夫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情怀、修齐治平的道德责任感，但是，我们还应该着力修建我们制度的堤防，防止人性中恶的成分在不适当的时候溢出。古今世事大变，可是，人性的变化其实并不大。人性的弱点，是超越国界，超越地域，超越信仰，超越时空，也超越意识形态的。对人性恶的防范是人类永恒的课题，对权力的约束亦未有穷期。
http://meiwen.ansli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