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甲午之战,中国惨败,为了保住皇权,清廷不得已推行变法。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参与变法的谋臣不会讲话,得罪了西太后。一个明明非变法不能自存的局面,西太后就是不管不顾,毅然发动政变,废止了变法,差点将国家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一个国家的政治,若是到了实话不能实说,非得绕着弯子说,迂回地说,把实话变成马屁来说,才能于时局有所小补的时候,政治空气就已经相当恶劣了。这种时候,我们看到,有责任的热血之士,如果还想在体制内做点事,就非得把自己变成八面玲珑的“琉璃蛋”,变成特别会说话的“巧嘴八哥”。否则,就只好投身反叛队伍,致力于推翻现实政权。这是实话的扭曲,但从根本上说,是政治的扭曲。这样的扭曲严重了,离政权垮台也就不远了。
权力的行使须有制度的约束
通过对传统政治的考察,我们看到,权力只要绝对化,就必定是无法无天的。权力是要人来行使的,而人则是有人性的弱点的。古往今来,人们一直期待有权者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实现自我约束,不再放纵权力。但是,迄今为止,无一成功。即使像汉文帝和唐太宗这样千古称颂的明君,他们的明智,他们的从谏如流,也是建立在对亡国的忌惮上的;而且在骨子里,对犯颜直谏的人,都不喜欢。这一点,从著名的直谏之臣魏征死后的遭遇,就可以看出。历史告诉我们,单凭统治者的明智、大度来容忍实话,尽管实话对他们有利,也是靠不住的。人人都不喜欢一言堂,但都是不喜欢别人一言堂。自己一言堂,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正因为人有这样的弱点,很难靠自己的道德修养克服的弱点,所以,对权力的约束,才是良好政治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从历史上看,作为儒家思想载体的士大夫,他们中的某些人“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情怀,的确构成了政治中说实话的要素。历朝历代,都有一些不怕杀头,而坚持说实话的人。但是,也正是儒家的“性善说”的出发点,使得人们在建构制度的时候,始终难以将用制度和法律克制人性之恶作为重点,总是把制度的最后一道防线放给人的道德自觉。结果,一次次演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循环剧。
今天的国人,当然应该继承古之士大夫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情怀、修齐治平的道德责任感,但是,我们还应该着力修建我们制度的堤防,防止人性中恶的成分在不适当的时候溢出。古今世事大变,可是,人性的变化其实并不大。人性的弱点,是超越国界,超越地域,超越信仰,超越时空,也超越意识形态的。对人性恶的防范是人类永恒的课题,对权力的约束亦未有穷期。
http://meiwen.ansli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