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皇帝权力最大的限制是士大夫官僚群体。自汉朝之后,官僚基本上由儒家士大夫担任,而儒家士大夫一向以儒家伦理的阐释者自居,有“修齐治平”之志。为帝王师,是他们生活事业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说,他们自以为有引导、规劝君主的使命。反过来,君主一般也以“与士大夫共天下”为信条。接受指导、接受规劝,是一个“明君”的基本形象。就情势而论,大一统的帝制国家,皇帝必须依靠官僚们来统治天下,如果没有官僚的协助,他将寸步难行。所以也就必须接受官僚体系的制约。
显然,这三种限制之所以能成为限制,关键是皇帝本身还有所忌惮,担心自己做了亡国之君,担心祖宗江山亡于顷刻,也担心因自己的行为不当留下万世骂名。如果他像隋炀帝那样,觉得即使是跟士大夫们比才学,他也该做皇帝,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如果他像秦二世和明熹宗那样,根本没有长大,心智停留在儿童状态,一味贪玩,专心胡闹,那么,他在理论上就可以“无法无天”了,任何限制对他都不起作用。
人性的弱点,威力巨大。作为君主,就本心而论,他们其实更乐意不受限制,不听规劝,任着自己的性子来。选择接班人,是皇权政治的头等大事。皇帝选择接班人,按规矩是一回事,论喜好则是另一回事,即不讲道理的胡来。从汉朝开国皇帝汉高祖开始,就喜欢这样胡来。原本已经按规矩,定下了皇后生的长子刘盈为太子,但他晚年偏爱宠妃戚夫人,非要废掉刘盈,立戚夫人生的儿子为太子。御史大夫周昌是个结巴,闻讯只会结结巴巴地抗议,“期期知其不可”,“期期不奉诏”。但能说会道的儒者叔孙通则说:“昔者晋献公以骊姬故废太子而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苏,胡亥诈立,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共)苦食啖,岂可背哉!陛下必欲废嫡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最后打动了刘邦,收回成命,缩了回去,说换太子不过开玩笑而已(“吾特戏耳”)。显然,如果不是出于害怕亡国的担忧,以及秦亡的阴影作祟,即使聪明如汉高祖刘邦,也一样会任着性子,听自己喜欢女人的耳边风,擅自改动继承人,而且一干到底,不管大臣们的劝阻。
权力的放纵必然导致实话的扭曲
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帝制的历史上,尽管君主们知道实话实说对他们的统治有莫大的好处,但他们却一直在做一种反向的努力,尽力削减人们说真话、说实话的空间。即使在唐朝,也是苏味道这样的模棱宰相做得比较长。而李林甫这样诸事顺着皇帝说、事事逢迎皇帝的宰相,干得也是风生水起。李林甫不仅自己不说实话,也不许别人说,让谏议之官去学御马监的仪仗马,一声不响。我们伟大的诗人杜甫,在担任左拾遗(皇帝身边的谏议官)时,因为多了句嘴,就丢了乌纱帽。
从盛唐到晚唐,皇帝也一直在降低宰相们的官衔,好让他们没那么大的资本跟自己争吵。进入宋代,一直在皇帝身边坐而论道的宰相们忽然之间就没有了座位。有种说法,是宋太祖做皇帝的时候,前朝降臣范质为相,欲有文字进呈,宋太祖说,“我看不清,你走近点”,然后偷偷令宦官把范质的座位撤了,从此,宰相上朝无座。也有材料说其实是范质故意谄媚,自己不要座位,开了一个恶例。近世著名文史学者陈登原先生认为,宰相没有座位,就是“由于范质之逢迎”。但是,这样的逢迎跟皇帝的喜好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范质这样的宰相,不敢在皇帝面前有座位,其实是出于皇权的无形压力。
到了明代,一身流氓气的开国皇帝把宰相也给废了,而且开创了帝制国家特务政治的先例,设立锦衣卫、东西厂,走法外的轨道,口衔天宪,随意迫害群臣。御史台(明代叫都察院)里再也没有了专门给皇帝提意见的谏议官,御史只对下,不对上。而继承明制的清代,自负的皇帝连士大夫修齐治平的权利都给剥夺了。在他们看来,治国平天下是皇帝的职责,跟士大夫不相干。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就是跟皇帝争天下。甚至,传统的士大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权,也被皇帝收去。乾隆皇帝解经,被拍马屁的臣子奉为经典之上的经典。
后来的臣子读经,只能按皇帝意思来,越轨就是离经叛道。为了让士大夫们彻底闭嘴,清代的文字狱一个接一个,在动辄获咎的情况下,士大夫们只好去做朴学,埋头考据。在这种根本不让人说话的政治气氛里,乾、嘉、道三朝元老曹振镛的名言“多磕头少说话”成为清代臣子们必须遵行的准则。很多臣子,把磕头当成了健身体操,每日练习。在清朝,磕头甚至是一门功课、一门技术,需要前辈来传授的。所以,做臣子的,大道理是绝对不能讲了,要讲,也得皇帝自己讲。即使皇帝垂询,臣子们也只能就皇帝的意思,说一点技术性的话。皇帝要求臣子的,只是做事,别妄想做大臣,只能做奴才。甚至到了晚清,大清江山都需要靠在野的士大夫练乡团来拯救了,在西太后的评价体系里,“能做事”是对臣子的最好褒奖。
君主的专制程度越高,人们说实话、说真话的空间就越狭窄。若君主可以肆无忌惮地凭一己的好恶,甚至一时兴起、一时的气愤就可以福人祸人,就势必引来越来越密集而高调的逢迎和奉承。君主如此,坐镇一方的高官也是如此。人性如此,只要说好听话的人在权力场中会得到好报,官场中人就会自动地用马屁来换取他们需要的一切。而不会、也不乐意这样做的人,就越来越被疏远。被马屁灌饱了的人,一般来说,都会出现两种病症:一是自我膨胀,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二是不大能容忍与自己判断不同的意见,至于刺耳的实话,则更是要暴跳如雷,继而大张跶伐。
有了这样的病状之后,一般来说,无论是臣子,还是下属,都不会在他们的耳边说他们不喜欢听的话了。即使不出于逢迎求官求财的动机,有谁乐意讨不自在呢?反过来,这些有权的“猛人”,也就特别容易被人包围,根本无从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如果还有人想挽回时局,想方设法说点实话,透露一点真实的信息,也只能走迂回路线。把真话和实话,变成一种变相的马屁,迂回地灌进去。举一个例子,光绪六年八月,西太后身边的太监李三顺,奉西太后之命送食物给西太后的妹妹,出宫时忘记带腰牌,被午门的护军拦下。
争吵之中,太监恃宠骄横,把食盒摔在地上,回去禀报西太后,说护军无理。结果西太后大怒,非要治一干护军死罪不可。这样的事,明明是护军按制度规定办的,没有过错,但西太后就是偏听太监的一面之词,非要法外加刑,严惩护军。事情一出,朝野大哗。可是任谁来劝,西太后就是不听,固执己见。最后,张之洞上了一个奏折,从爱护西太后、维护宫中安全的角度来劝西太后,西太后才听进去了一点。任是如此,最后的处理结果,护军虽然保住了性命,但还是受到了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