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罗迦诺的乡村
乘车穿过了郭塔尔得山洞,便走入瑞士东南的特精省,这是意大利人种的瑞士,一切风物也是南欧的了。最惹人注意的,房屋在山北都是灰色,忽然变为耀目的粉白色─—但白色里处处透露着衰老腐旧,反不及北方的灰色那样新鲜。
特精省的南端是罗迦诺城,临着一座爪形的湖,这座湖由意大利和瑞士两国分领。若是坐在汽船上,绕湖一周,左边一站是意大利的,右边一站是瑞士的,虽然居民都说着意大利话,可是一边热狂于法西斯主义,一边是自由和平,百余年不知干戈,对比起来,煞是有趣。
我在湖边的一个小村落里住过一个晚夏的八月。
脚刚踏上轻松的土地,举目一望两旁的浓绿,便深深嗅到浓郁的故乡气味。不只是气候和北平夏季的乡间很相似,就是几种违阔许久的生物,也在这里重逢了:中午是无边无际的蝉声,夜晚窗外时常有悉悉索索的声音,那是蝎子在墙缝里出没,更有成群成队的壁虎,灰色的,绿色的,在壁上和草间爬来爬去,有时清早起来,露水未(xi),草地上常有大的壁虎,身长逾尺,绿得透明,像是碧玉一般,湖山寂静,它一动也不动,你可以轻轻地它身旁赏玩许久,不提防有一个大的蝗虫跳出,它也飞箭般跟着窜入草的深处。
植物方面呢,也多是故乡所有的。西瓜、蜜桃,这些暑中的鲜品,都非常肥美;更有那大芭蕉叶子,成荫地伸出矮矮的墙头。只是暗绿色,瘦而长,火焰形的遍柏,三三两两地被移种在别墅里,或是白色的圣母堂旁,给我们一些异乡之感。
这可以说是在故乡一样的乡间,
我们背山临水,租下一所小楼。房东是这村里唯一的富户,唯一的“世界人”。据说祖父曾经到非洲去经商,赚下了一些财宝,死后供给儿孙们享用,所以这一家人也无所事事,天冷了到巴黎去过冬,只有夏天才回到家乡;但在家乡也忘不了都市的繁华,晚饭后每每放开收音机,收来都市的音乐,搅得四邻不得清静。
除此以外,远远近近却是异常清静。不但听不到瑞士以外的国家是怎样磨掌擦拳,勾心斗角;就是瑞士以内的事,也好像与他们无干。你若问一个本地人,“你是意大利人吗?”他自然回答你一个“不是”。─—再往下问,“你是瑞士人吗?”─—那么他便瞪着惊愕的大眼望着你,也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只说,“我是物精省人”。不必和他们谈什么罗马、伦敦,就是本国内的日内瓦,瞿里许,在他们看来也是极辽远的地方,虽说乘车几小时便到。
可是我们在那些严肃的大都市里过过生活的人,骤然来到这里,对于这些疏散无事的“特精省人”,总有一些缺乏信任。──我们在外边飘流无定,无论到什么地方,第一个去处便是邮局,看看有没有转来的信件,或是把新的通信处留在邮局里,但当我行装甫卸,在当地邮局办了一番交涉后,走出来,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走进邮局,空旷旷的屋里,坐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她问我话,我不懂;我用几句临时速成的意大利话向她说,她不懂。后来似乎彼此会意,我在一个纸条上写好了通讯处,交给她,她接过来,点头笑一笑,放在抽屉里,便无事了。一瞥间我望见那抽屉里乱七八糟,甚至还放着一些针线。我很不放心,但事情已经办完了最后一阶段。紧接着只有推门出去。
后来我才知道,那邮局里的局长,邮务员、信差,是三位一体的,这集中的“一体”正是那女孩的哥哥。这位哥哥本来就事务繁重,午饭后又要午睡,睡醒了还要在酒店里喝红酒,所以把邮务员和信差的职务都交给他的妹妹,他自己则悠悠自得,处在局长的地位。
两天后,那少女果然背着一个大信袋,在我们门前出现了,递给我几封初次转来的信。我接到这些信,真是兴!这是前日交涉并没有误会的证明,但是她笑着不肯走,殷勤地问我:“Francobo11o?”我知道这字是邮票的意思,但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这样问我。正犹疑间,她从信袋里取出一个硬纸夹子,里边都是邮票,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邮票是在她身边带着,问我买邮票不买。我想,这真是方便:邮票既可送上门来,那末新写完的信也可以直接交给她了,落得不出门。但我对于她还是莫大信任,邮票固然可以在门前买,可是待发的信还是不肯直接交给她。
我们时常乘公共汽车到罗迦诺城去,沿站都有大小邮包送上来。一次,车子在一个站上停住了,石上坐着一位年老的邮差(这恐怕也是这站上邮局里“三位”集中的“一体”吧),把刚从邮筒里取出的信件一封封地在太阳底下盖邮戳。车到了,他也不慌;下车的人下完了,他也不慌;上车的人上完了他仍然不慌,开车的人耐着性儿等他,一直等到他不慌不忙,把邮戳盖完,把信件包好,放在车上,─—才将喇叭一按,加速驶去;回头看,那老邮夫却坐在那块路石上,我望着他,他望着我们的车,直到车拐了弯,两不相见。
像这样的松缓随便,在我们过惯都市生活的人看来,有些看不下去,但同时又觉得也实在亲切可爱。每个大都市的人口动辄号称几百万,可是比起全人类来,究竟是极少的少数;至于过着像这里的生活的人们,无论甚么地方,还是占人类的大多数。我们到底怎样才对呢,是要使那大多数的人跟我们一样紧张起来才对,还是叫我们这极少的少数去学一学他们的松缓?
那少女几乎天天送我们的邮件来,一封也没有遗失,日子久了我再想起我刚来到时对于信件的那种疑神疑鬼的心,未免太小家气了。─—在大都市住久了的人,会一天比一天地变得小家子气。─—有一天,她的哥哥送信来了。我真是惊异!穿着制服,戴着制帽,皮靴橐橐,我从来没有看见他这样严肃整齐过。我把信握在手里,不由自主地问:“令妹呢?”他的回答是,家里生了一个小牛。
不久,小牛的诞生传遍了左邻右舍,我们都被邀请去参观小牛。我们在牛棚外看见一畦硕大的番茄,于是我们摘了一篮,付了一些代价,带回家来。从此这一家不但供我们番茄,还时常送来其他的菜蔬和作果酱的苹果。
瑞士的肉类是出名贵的,我们一日三餐,只以菜蔬为主。可是面包常起恐慌。附近没有面包房,每天早晨由一个少年骑着车挨户送,有时却得不到。我们一向是现钱交易,怎么也想不出不送的理由。有一次我们在湖边候船,看见那少年正在码头上放跳板,同他谈起来,才知道清早送面包是他的“兼差”,他的正当职业是在船码头上放跳板。我问他,为什么时常忘记给我们送面包呢;他仿佛在叙说与他无干的旁人的事,所举出的理由也似乎很正大,那是因为我们住房的台阶太高。我听着有些忿忿,同住的某夫人到底乖巧,示意给他,往后不会让他白登高台阶的。─—经过这番谈话后,彼此的交情似乎深了一些;第二天,面包按时送到了,某夫人也不失信,送他一枝香烟作为登台阶的报酬。他满意接受了。果然,此后每日一枝香烟,面包也天天送到。
想不到,住房的台阶高也会这样影响到吃饭问题。然而并不止于送面包一件事。我们的厨房是用煤油炉子烧饭,零买不如整购,到邻村唯一的杂货店里订下一桶煤油,说妥立刻就送来。我们回来后,却空等了一个下午,第二天又去催问,说是昨天店里没有闲人,今天下午一定送到;于是我们回去等着,又等到了黄昏,仍然不见送来。气忿有什么用呢,只好在次日清晨再忍着气去问,店里老板的回答是:
“已经送去了。”
“我们却没有见到。”
于是大家把昨日(meiwen.anslib.com)送煤油的小厮唤来。他理直气壮地说:“他们的台阶太高,我把煤油交给他们的邻居了。”
回去到邻家一盘问,那桶油放在苹果树下,等它的主人,已经等了一夜。
在这些人们中间住不上几天,大家便熟识了,自己也不知不觉把皮鞋脱去,换上家乡的布鞋,把领带抛开,换上反领的衬衫,时表也用不着,锁在箱子里,自有那日出日落给我们正确的时间─—人、动物、植物,好像站在一个行列上,人人守着自己的既不能减损,也不能扩张的范围:各自有他的勤勉,他的懒惰,但是没有欺骗。这样,湖山才露出它们的雄壮。一片湖水,四围是默默无语的青山,山间的云,层出不穷地在变幻。有时远远驶来一只汽船,转个圈子,不久又不见了,与这里的世界好象不发生一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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