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生育水平与教育程度的关系及文化对人格的塑造

浅论生育水平与教育程度的关系及文化对人格的塑造

浅论生育水平与教育程度的关系及文化对人格的塑造

◇ 耿文福

在计划生育工作难度相对较大的广大农村特别是我们边远苗族地区，严格控制早婚早育、多胎生育，对于有效控制区域人口增长，提高教育程度，促进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长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着从各种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角度，简要分析生育水平与教育程度的关系，并兼谈文化对人格的塑造，以期对有效推进边远苗族地区教育事业的深入发展起到一丁点儿“润滑剂”作用。

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决定边远苗族地区多生多育和文化教育的落后

1、落后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决定了边远苗族地区农民要求多生多育 在我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自然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结构非常稳固。家庭既是生育和消费的单位，又是生产和教育的单位。家庭的劳动力数量、劳动力的技能，直接决定着家庭的经济收益和生活水平。在这种经济利益的刺激下，多育多男是有其经济价值的。目前广大农村特别是像我们贵定县新铺乡这样的边远苗族地区的经济水平还不是很高，农业生产力也还比较落后，尚未摆脱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局面。劳动力仍然是农民家庭赖以维持和提高生活标准的主要条件之一，家庭劳动力的多少强弱与其经济利益联系更直接。家庭劳动力多，既能提高耕地经营水平，出售更多的商品粮，还可以外出经商、务工，发展多种经济，多渠道地增加家庭收入。而劳动力少、劳动力弱的家庭就很难做到。另外，由于生理上的差异，男劳动力在农业生产和外出务工方面更占优势。从而在农村形成了家庭人手多、男劳动力多的家庭收入高、致富快。这一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刺激着这一地区农民多育心理，特别是生育男孩。从笔者对新铺乡的调查来看，尽管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过去，已有一个女孩而再想生育一个男孩的比例仍然高居不下。

2、落后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决定了边远苗族地区文化教育处于落后状态 有研究表明，教育程度与生育水平有着特殊的关系，在城市人口中，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利于晚婚晚育，拉长两代人的间隔，减慢人口增长速度。而在农村，教育程度普遍低下，缺乏必要的科学文化知识，不能自觉地接受教育，结果超生的也缴为普遍。再者，妇女自身的文化水平对其终身的生育量影响也很大。一般来说，妇女的文化水平高，参加的社会活动多，并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因而更愿意“少生优生”；反之，低文化层次的妇女则倾向于“早婚早育”、“多生多育”。从笔者在贵定县新铺乡走访的情况来看，这样的比例是比较鲜明的。

加强文化教育：是有效控制边远苗族地区早婚早育、多胎生育的唯一途径

针对以上原因，要使农村特别是像贵定县新铺乡这样一个边远苗族地区早婚早育、多胎生育的现象得到控制，笔者认为应采取如下对策：

1、坚持经济改革的方向，促使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 马克思主义关于两种生产的理论告诉我们，人口的再生产最终决定于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和不甚发达的商品经济，往往是导致妇女多生多育的温床。有资料显示，当今世界80%以上的婴儿就出生在经济落后的第三世界。所以，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实现经济形态向更高层次的转变，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多生多育现象存在的基础，消除超计划生育的现象。

至于把计划生育与养老事业结合起来、把竞争机制引入计划生育管理、改革现行社会经济政策中某些不利于人口控制的习惯做法等等，因为和本文所要论述的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教育问题结合的不是那么紧密，本文在此暂不赘述。

2、加强边远苗族地区文化教育，提高教育水平 纵观目前的农村中小学教育，一是缺少资金；二是缺乏师资；三是由于社会的原因，不少家长认为读书的结果也是外出打工，因此最多让孩子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就“OK”了。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农村应改变过去的那种教育教学观念，适当开展一些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实用技术教育，对已经弃学的青少年要鼓励其复学，也可组织他们参加成人教育，让他们将精力集中在掌握更多的技术上面，从而增加他们就业的机会。

在贵定县新铺乡，该乡除了因地制宜地在新铺中学开设一些诸如黑山羊养殖技术、烤烟种植技术等课外兴趣班之外，还将该乡四寨村谷撒寨已传承了上千年的苗族芦笙舞“鼓龙鼓虎·长衫龙”引入中小课堂，让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有效的传承和发展。

文化对人格的塑造：特定人格是特定文化氛围作用下的必然结果

文化塑造人格，文化同时也评价和衡量人格，认定人格的社会价值，由此也构成了鉴定人格的文化反馈。纵观世界著名美学大师卢梭和黑格尔的美学思想，我们不难看出，文化对人格的塑造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社会化教育 任何一种社会要维持下去，就必须不断地预备新人以接替由于上一代人的死亡或者退位所空缺的社会位置，但这个新人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他们必须是掌握了一定知识、技能和社会规范，获得了完整的人格，能够胜任一定社会角色的新人。要培养和造就这样的新人，无论如何也离不开文化的作用，而文化的获得恰恰是通过教育直接获取的。因为任何一个人在刚出生时，都只是一个自然人，没有社会性，没有精神心理活动，这一切都需要在以后的接受教育和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才能形成。社会学上把人从自然形态向社会形态转变的过程叫做社会化过程。只有经由这一过程，一个人才能获得完全的人格，才能参与社会生活。尽管有众多的社会因素会对完整人格的形成与发展产生影响，然而文化则是这其中尤其重要的一个因素，它给予人以必备的知识、技能和规范，对人的精神心理世界具有深远的影响。人不但吃着物质的果实长大，也吸吮着文化的乳汁成人。所以说，不同的文化乳汁当然也就哺育了不同的人格。

2、社会控制教育 每一种文化都是独特的。从个人行为角度看，文化首先具有一种导向作用。它为人们提供了形形色色的知识，给人们灌输了特定的价值与信念，使人们具备了一定鉴别力和判断力，从而确定目标，预测未来，并循着一定的轨道去自觉行动。这是文化对个人行为的积极控制。其次，文化还具有一种整合作用。文化为人们提供了各种规范和准则，明确地告诉人们哪种行为会受到褒奖，哪种行为要受到惩罚。并在社会生活中付诸实施，显示其权威性，这就对已出现和即将出现的越轨行为形成了限制和约束。这就是文化对个人行为的消极控制。

从个人的精神心理角度看，文化有激励或窒息人们的激情与意志的作用。一定的文化能够帮助人们消除精神上的疲劳、紧张与饥渴，改善人们的心境，鼓舞士气，减少行为的精神阻力，使人们能以良好的精神心理状态参与社会生活。同时，它也能够加重人们的精神心理负担，滋扰人们的心境，浇灭人们的行为热情，给行为造成很大的精神心理阻力，使之不能顺利进行。

无论从个人行为还是从个人精神心理来看，特定的文化总有一整套规范与准则，它们构成了特殊的文化模式，形成了人格发展的阈限。从宏观上看，每一个民族哪怕是地处再边远再贫困地区的苗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性格，民族性格的相异性正是特殊文化阈限的结果。从微观上看，一个家庭一个村寨一个乡镇也是如此，由于文化小环境的不同，同样可以造成迥异的人格。这种对人格的宏观浇铸与微观雕饰结合起来的共同作用，导致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从而形成现实的、活生生的个人人格。

社会的迅猛发展，同样也给我们边远苗族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以巨大的推动力。发展离不开人，而人的潜在智慧的培育和开发，则主要取决与教育。马克思也说过，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那么，如何加强我们边远苗族地区教育的科学发展、长促发展，让我们苗族地区同样涌现一批又一批新时代所需的建设人才呢？这已经是摆在我们面前很久很久了的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