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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纪事本末》原文
在平平淡淡的学习中，大家一定没少背过文言文吧？其实，文言文是相对现今新文化运动之后白话文而讲的，古代并无文言文这一说法。为了让更多人学习到文言文的精华，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通鉴纪事本末》原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原文：
李逢吉为相，内结知枢密王守澄，势倾朝野。惟翰林学士李绅，每承顾问，常排抑之。拟状至内庭，绅多所臧否。逢吉患之，而上待遇方厚，不能远也。会御史中丞缺，逢吉荐绅清直，宜居风宪①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对官，不疑而可之。
初，穆宗既留李绅，李逢吉愈忌之．绅族子虞颇以文学知名，自言不乐仕进，隐居华阳川。及从父者为左拾遗，虞与耆书求荐，误达于绅。绅以书诮之，且以语于众人。虞深怨之，乃诣逢吉，悉以绅平日密论逢吉之语告之。逢吉益怒，使虞与补阙张又新及从子前河阳掌书记仲言等伺求绅短，扬之于士大夫间，且言：“绅潜察士大夫，有群居议论者，辄指为朋党，白之于上。”由是士大夫多忌之。
及敬宗即位，逢吉与其党快绅失势，又恐上复用之，日夜谋议，思所以害绅者。逄吉乃令王守澄言于上曰：“陛下所以为储贰②，臣备知之，皆逢吉之力也。如杜元颖、李绅辈，皆欲立深王。”度支员外郎李续之等继上章言之。上时年十六，疑未信。会逢吉亦直奏言绅不利无占请加贬谪上犹再三覆问然后从之。二月癸未，贬绅为端州司马。逢吉乃帅百官表贺，右拾遗内供奉昊思独不贺。逢吉怒，以思为吐蕃告哀使。丙戌，贬翰林学士庞严为信州刺史，蒋防为汀州刺史。严与防皆绅所引也。
张又新等犹忌钟，日上书言贬绅太轻，上许为杀之。朝臣莫敢言，独翰林侍读学士韦处厚上疏，指述：“绅为逢吉之党所谗，人情叹骇。绅蒙先朝奖用，借使有罪，犹宜容假，以成三年无改之孝，况无罪乎！”于是上稍开寤。会阅禁中文书，有穆宗所封一箧，发之，得裴度、杜元颖、李绅疏请立上为太子。上乃嗟叹，悉焚人所上谮绅书。虽未即召还，后有言者，不复听矣。
（选自《通鉴纪事本末》卷三十五下，有删节）
【注】
①风宪：风纪法度，这里代指御史。御史的职责是纠弹百官，以正风纪法度。
②储贰：即太子。
译文：
李逢吉担任宰相，在宫中交结知枢密王守澄，权势倾盖朝野。只有翰林学士李绅，在每次接受皇帝咨询时，经常排斥贬抑李逢吉。李逢吉拟好的呈状送到内庭，李绅多有批评。李逢吉十分担心，但皇上对李绅正十分信任，李逢吉无法使皇上疏远他。这时恰好御史中丞一职出缺，李逢吉便推荐李绅，说他清廉正直，适合承担监察职责。穆宗考虑到御史中丞也是次对官，未加怀疑就同意了。
当初，唐穆宗把李绅留在朝廷任职后，李逢吉更加忌恨他。李绅的族侄李虞因为文章才学而知名，他自称不喜欢做官，隐居在华阳川。等到他的叔父李耆担任了左拾遗，李虞写信给李耆请求推荐，这封信误送到李绅手中。李绅写信讥讽他，并把这件事告诉了众人。李虞非常怨恨李绅，于是去见李逢吉，把李绅平时私下议论李逢吉的话全都告诉了他。李逢吉更加生气，让李虞和补阙张又新以及他的侄子、前河阳掌书记李仲言等人伺机探察李绅的过失，在士大夫中间张扬，并且说：“李绅暗地里窥察士大夫，凡有人在一起议论，便指斥为朋党，向皇上告状。”由此士大夫也大多忌恨李绅。
等到敬宗即位，李逢吉和他的党羽对李绅失势拍手称快，但又恐怕敬宗重新任用他，日夜谋划商量，想能够伤害李绅的办法。李逢吉于是让王守澄对皇上说：“陛下所以能被立为皇太子，我全都知道，这都是李逢吉的功劳。像杜元颖、李绅这些人，都是要立深王李察的。”度支员外郎李续之等人接着上奏也这样说。皇上这时十六岁，疑而不信。这时正好李逢吉也有上奏，说李绅不忠于皇上，请予以贬谪。皇上仍再三询问是否属实，然后听从了他的意见。二月初三，贬李绅为端州司马。李逢吉率领百官上表称贺，只有右拾遗内供奉吴思不参与祝贺。李逢吉发怒，让李思去做吐蕃告哀使。初六，贬翰林学士庞严为信州刺史，蒋防为汀州刺史。庞严和蒋防都是由李绅推荐任职的。
张又新等人仍然忌恨李绅，每天上书说对李绅贬得太轻，敬宗许可杀掉李绅。朝臣没有谁敢说话，只有翰林侍读学士韦处厚上书，指出：“李绅被李逢吉一伙诬陷，人们都为之叹息震惊。李绅被前朝奖赏重用，即使他有罪，也应给予宽容，来成就陛下不改父道的孝行，何况他无罪呢！”于是皇上渐渐觉悟。这时恰巧皇上阅览宫中的文书，发现有穆宗封存的一箱文书，打开后，看到其中有裴度、杜元颖、李绅请立自己为太子的上疏。皇上于是感慨叹息，把朝臣诬陷李绅的上书全都烧掉。虽然没有立即把李绅召回朝廷，但以后再有人说李绅的坏话，皇上也不再理会了。
作者
《通鉴纪事本末》的作者是南宋的袁枢(1131—1205年)，字机仲，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中进士，历任温州判官、严州教授、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国学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等职。他晚年喜易，著有《易学索引》、《周易辩异》等书。
袁枢为人正直，对政治腐败，朋党互争，压制人才等丑恶社会现象是很不满的。当他为国史院编修官，分配负责撰修《宋史》列传时，北宋哲宗时“奸相”章惇的子孙，以同乡关系请袁枢对章惇传加以“文饰”时，袁勃然大怒说：“子厚为相，负国欺君。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后世天下公议！”（《宋史·袁枢传》）宰相赵雄“总史事”听到后，即称赞他“无愧古良史”（同上）。
当时现实政治的直接刺激，是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的原因之一，给内外交困的赵宋封建政权提供安邦治国的药方。另一个原因，是为了解决读《资治通鉴》的困难。由于《通鉴》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实，取材宏富，但它只是每年记述，对于一件事情连续好几年的，它未能连贯记述，如果要了解其全貌，就要翻阅好几卷，读者很不方便。
据说，《资治通鉴》修成后，司马光希望写作班子以外的有关人员再看一遍，但使他很失望，只有一个名叫王胜之的借去看了一遍，别的人面对这部巨著，有的只翻了几卷，有的只看了几页就不想再看了。由此可见，《通鉴》由于篇幅太大使人阅读困难。司马光本人也感觉到这一难处，他晚年时曾经想另写一部《资治通鉴举要历》，把《资治通鉴》简化一番，但他老了，已力不从心，结果没有完成。
背景
袁枢根据《资治通鉴》记载的重要史实，以事件为中心，按照《通鉴》原来的年次，分类编辑，抄上原文，把司马光的史论也抄上，每事标以醒目的题目，而袁氏本人没有发表意见，也没有加上一句话。这样，共编集了239个事目，始于《三家分晋》，终于《世宗征淮南》，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袁氏虽然只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编写《通鉴纪事本末》，但他熟读《通鉴》却花了不知多少年的时间。他不但要熟读《通鉴》，了解其全部内容，还要吃透司马光的史学见解。袁枢跟司马光一样，始终恪守“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原则。因此他在编立标题，抄录史料时，对于灾异、符瑞、图谶、占卜、鬼怪等绝少加以采用，即使稍有涉及，也是作为起警戒作用而引用的。这种反对天命论神学，而重视社会现实的史观，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
对于统治者袁枢是提出警告的，如袁枢在《通鉴纪事本末》卷三《武帝惑神怪》中抄录了“臣光曰”，批评了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由此可见，袁枢是有自己的政治见解的，这正如朱熹所说的，袁枢“其部居门目，始终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朱子大全》卷81）所谓“微意”，就是指袁枢的政治观点。袁枢把有关封建政治的主要问题，如杨万里（与袁枢同为太学官）所举的内容，“曰诸侯，曰大盗，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权臣，曰夷狄，曰藩镇”（《通鉴纪事本末叙》）之类，都作为全书的基本内容，使它成为当时及后世君臣的鉴戒。袁枢还十分重视汉族政权的恢复事业，对于“祖逖北伐”、“宋明帝北伐”等，大书特书，而对于进据中原及举兵南犯的少数民族上层统治分子，则视为“石勒寇河朔”，“赵魏乱中原”。当参知政事龚茂良得到《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时，立即推荐给宋孝宗。宋孝宗阅读时，赞叹地说：“治道尽在是矣。”（《宋史·袁枢传》）
孝宗命令摹印十部，以赐太子和江上诸帅，命熟读之；还提升袁枢为大宗正簿。
袁枢最大的贡献，是开创了以纪事为主的本末体，实现了史书编纂体的突破，从而出现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足鼎立的体例。以“时”为中心的编年体和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各有千秋，而检索不便则是它们的共同缺点。而袁枢创立的以“事”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裁，却弥补了编年与纪传体的不足，因而丰富了史学内容，正如清代著名历史学家章学诚所评论的那样：“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文史通义·书教下》）章氏的评论是正确的，袁氏创立的纪事本末新体裁，的确是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一大贡献。
虽然《通鉴纪事本末》原抄《资治通鉴》，但对《通鉴》的校勘却起了一定的作用。由于《通鉴》流传已久，传抄刻印，难免会有错误。所以我们读书时，可以把两书互相校勘。
清代的张敦仁曾经用《通鉴纪事本末》大字本（即湖州版本；严州版本字小，又叫小字本），和明代万历年间杭州所刻《资治通鉴》元注本互校，校出异文3000多条，写成《资治通鉴刊本识误》3卷，后来章钰撰写《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时，把张敦仁校勘《资治通鉴》的异文而无别本资印证处，列为附录。1957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标点本《资治通鉴》，除了章钰书中重要校勘都收入本书做注文外，还选录了张敦仁书中的一些校勘做为注文。这就使标点本《资治通鉴》成为现有较好的一种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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