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与智者从道德与智慧的关系谈起论文

时间:2022-12-28 20:58:09 哲学宗教论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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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与智者从道德与智慧的关系谈起论文(精选5篇)

  在日常学习和工作生活中,大家都跟论文打过交道吧,论文是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手段。那么,怎么去写论文呢?以下是小编整理的仁者与智者从道德与智慧的关系谈起论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仁者与智者从道德与智慧的关系谈起论文(精选5篇)

  仁者与智者从道德与智慧的关系谈起论文 篇1

  中国古代文学中塑造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智者形象,他们往往拥有非凡的智慧与渊博的学识,亦有着符合中国传统思想的伦理道德。在中国的文学作品,如笔记小说、戏曲中,不难发现智者形象往往已被定型甚至神化,形成一种类似 “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的脸谱化塑造方式,而忽略了人物本身丰富的心灵世界。而当代电影则与古代小说戏曲不同,其面对的是更为广泛和复杂、对信息的获取和处理能力更为强大的受众。在塑造古代人物形象,尤其是观众所耳熟能详的文人、智者时,需要考虑受众的期待视野,既照顾到文学刻画留在观众内心的烙印,使电影人物与小说、戏曲等造就的 “模板”有一定的相通之处; 还要考虑到时代的变迁,今人在文化、心理以及哲学等意识形态上已与古人有了较大差异,使得智者在电影中的形象须能体现当代人的审美价值及人文精神。因此,电影对于古代文学中智者的形象不是 “再现”,而是一种 “重塑”,且在重塑过程中,电影也可谓有得有失。

  一、对人物履历的选择性聚焦

  中国文学史上的智者林林总总,然而由于时间、空间等因素,最终能够进入电影改编者视野的并不多。这固然有具体资料阙如、人物细节难以完整考据之因,也有对于电影的戏剧冲突性的考量。在一部时长仅两小时左右的电影中,一个完整的、跌宕起伏的故事必须叙述完毕,而部分事迹冲突性不强的智者自然就遭到了改编者的割爱。然而即使是经过选择后的、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也要从其履历中选取具有改编价值的部分,以完成浓墨重彩的限时叙述,这便要求改编者对于智者的履历进行某种聚焦,裁汰不合格的事件,组合剩余的事件,充分地调动起观众的观影情绪。

  以胡玫执导的 《孔子》为例,她所选择的人物改编难度实际上是极大的。首先孔子生活的年代距离当代人已十分久远,其次在由古至今的解读中,孔子的形象经历了万世师表的 “至圣先师”、反动思想的代言人再到重归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或 “儒学”精神支柱的历史性过程。在这种大起大落中,正如 “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孔子的形象早已失真,而当代人对于孔子也已失去了前人对其或极力批判或盲目崇拜的激情,电影也就没有必要和可能去提出还原一个 “真实的”孔子。最后,孔子一生经历坎坷,其在周游列国间的颠沛流离,电影自然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如何选取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如何提供给受众一种崭新的对孔子的解读方式,便成为导演最需重视的问题。

  电影选择的是孔子的老年阶段,这实际上既符合大众对孔子的一贯印象,也适用于影视效果的营造。在电影结尾处,孔子早已是风烛残年,以疲惫衰朽之躯回到自己的祖国鲁国,为自己得以叶落归根而感到无比激动。然而孔子却未因己身衰老而放弃一以贯之的 “礼”。 “礼”的内涵在《论语》中固然多有强调,如 “人而不仁如礼何”等,然而仅凭语录体著作 《论语》中的只言片语无法在电影中形成叙事片段。因此导演设计了在孔子回归鲁国之后,踉踉跄跄地下车,以几乎早已消亡的周朝礼节对着鲁国的城门下跪叩拜,全然不顾他人眼光。因为对于一直言传身教、涵养极好的孔子而言,这正是自己对 “礼”的一种忠诚行践。此时导演特意给孔子面部一个特写镜头,让观众从孔子的衰老中体会到双重意义: 一是对于父母之邦的一片赤诚,二是对周朝古礼始终不渝的追寻,人物的心理情感完全体现在了外在的音容与动作上。

  在史料有关孔子的记载中,鲜有提及与女人有关之处。然而电影中往往需要一定的女性角色来增加戏剧性, 《孔子》便只好选取了 “子见南子”这一轶事,并对其进行聚焦。而南子恰恰是历史上记载 “美而淫”的角色,电影中特意将这两个特征进行了发挥,以较大篇幅讲述,并特意更改了史书对于南子的`定位,将她塑造为一个具有丰富智慧而又深深理解孔子境界的人,使得孔子将她当成了红颜知己,并且改变了自己日后的人生态度,开始专心教学而不再游历诸国。这样的聚焦起到了三个作用: 第一,稍略平衡了电影中的人物性别; 第二,南子形象的转变对电影的思想境界进行了升华; 第三,串联情节,为接下来孔子回归家乡做出了顺理成章的解释与铺垫。

  二、对人物局部经历的虚构

  对人物的履历采取聚焦的手法,选择的是人物一生之中的突出事件。而在选取事件之后,便要对史实进行微调,选择真实的局部构建故事的框架,局部真实之外就是电影人们宽裕的重构空间,这一部分细节可以进行模糊化、调整化的处理,甚至可以植入一些现代元素。而虚构的内容是否符合逻辑与人物形象,很大程度便决定了影片的成败。

  [1]如金琛执导的 《战国》,电影中极力塑造的人物便是一代传奇纵横家的得意门生、兵家著作《孙膑兵法》的作者孙膑。电影中孙膑与庞涓斗智这一局部真实得到了保留,如 “田忌赛马” “围魏救赵”与 “马陵道之战”几个历史典故,包括狂妄小人庞涓因为嫉妒孙膑而有意设计使其双腿残疾等。严格来说,孙膑本身的智慧,男人们在七国争雄的背景之下运筹帷幄的争斗,以及兄弟阋墙背后对人性和意志的拷问等,都是可以成为一部电影的亮点的。电影着重渲染了孙膑的智慧,如在庞涓大军临近时,孙膑不得不率军撤退,为了延迟庞涓赶来的时间,孙膑留下了一个士兵打着赤膊吃鸡腿,庞涓怀疑前方有诈,只得先停下脚步派出探子前去侦查,结果让孙膑成功撤走。

  这一情节很显然便是对 《空城计》的借用,这一虚构可谓较为成功,突出了孙膑的技高一筹。

  当然,影片中的虚构也有受人诟病的地方。

  在电影中,导演为孙膑安排了一个对其人生有重要影响的女性角色,即田忌之女田夕,让原本是阶下囚的孙膑在齐王的赏识之下被推荐为田夕的座上宾,并因为自己不仅精通兵法同时还通晓天文地理逐步大出风头,最后甚至成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引来其余六国关注的国宝级人物。由于孙膑对美貌且深明大义的田夕一见钟情,在认识田夕后他也展开了自己悲剧的命运。电影主创们认为,要塑造一个圆满的智者形象需要让其存在某些弱点,而不是对其一味拔高。而孙膑在这部电影中的弱点就是对田夕的迷恋,这成了他的心灵障碍。但如此为之的后果,是阻碍了电影对其政治理想、人生抱负等方面的充分表达,同时田夕这一形象的完美化也在某些方面弱化了孙膑的智慧。如孙膑在残疾之后多次寻死,绝食后又欲沉水,又如最后田夕嫁给了齐王,孙膑在庞涓被石头砸死后也跳崖自尽,死在了拍马赶到的田夕怀里等。

  还有一些电影化虚为实,将历史上的智者安插在虚构的人名上。以在香港素有 “文张武王”之称的张之亮拍摄的 《墨攻》为例,尽管电影的主人公名叫革离,但是很显然其是根据墨子这一形象进行创作的,整个故事出自 《墨子·公输》中有关墨子止楚攻宋的记载。革离 ( 墨子) 不仅拥有卓越的守城策略,而且有着 “兼爱” “非攻”的博爱理念。这使他不仅赢得了梁城当地百姓的信赖,也获得了赵军俘虏的拥护。尽管 《公输》中并没有详细记载墨子具体的守城策略,但电影中对其进行了完善,如改造箭的射程,首先狙击对方的先锋官,建造瓮城,用硫黄熏敌人的眼睛,以及使用粪便、火和水等物来给敌军制造障碍等,就当时的条件而言,这种假设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三、对人物形象戏曲夸饰的延续

  如前所述,许多智者的形象实际上在流变中经历了一个 “历史真实———民间传说———戏剧戏曲———电影电视”的过程。

  [2]电影作为最后一环,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前一环戏剧戏曲的影响,加之两种艺术都属于表演性的,通过刺激受众的视觉给受众带来精神享受的大众艺术,有一定的共通性,戏剧戏曲本身就是电影良好的取材宝库。但是戏剧戏曲中存在的问题便是 “脸谱化”和改编过度,甚至有的时候这种夸张已经偏离了历史人物的原型,或是需要牺牲其他的人物形象。

  [3]但是因为剧作本身已经成为深受观众欢迎的经典,为了保证娱乐效果,电影也往往只能延续这种夸饰。

  以午马执导的 《诸葛亮》为例。无论是三十五卷篇幅的 《三国志》还是一百二十回篇幅的《三国演义》,诸葛亮都是一位极具智慧,并且为了匡扶汉室鞠躬尽瘁的人物,这一形象也随着“失空斩” “捉放曹”等世代艺人创作的戏曲深入人心。诸葛亮甚至成为智慧的同义词,只有一个机智过人、灵机妙算的诸葛亮形象才符合观众的审美趣味。而诸葛亮越是聪慧,其至死效忠蜀汉的悲剧性就越为明显。诸葛亮身上的悲剧色彩和智慧的光芒,不仅对于当代人以弱小的个人力量抵御来自生活的重压极为重要,并且诸葛亮军事上与曹操、孙权等人的抗衡本身就是电影所需要的矛盾冲突。由于篇幅所限,电影省略了三顾茅庐等内容,在电影一开始时便已是诸葛亮到东吴积极联吴抗曹的情节,并且这一情节为了突出诸葛亮的过人智慧,在细节上做了较多调整。如诸葛亮到周瑜家游说周瑜之前,周瑜正与美貌的爱妻小乔一同抚琴,夫妻之间的琴瑟和谐为后来诸葛亮故意扭曲曹操 “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与之共”诗句做了铺垫。而鲁肃这一人物的有关情节,则在电影中被大大地削减了,以更好地突出诸葛亮的形象。

  然而在吴宇森执导的 《赤壁》中,电影中原本一向被视作气量狭小的周瑜被上升成为与诸葛亮不相上下的智者,两人的关系从彼此戒备变成了共赏琴音、惺惺相惜。然而这样的设置,实际上还是为了突出诸葛亮的智慧。在最终小乔独自过江身陷曹营之时,整个孙刘联军顾及小乔的安危而不得不延缓出兵,原本一直冷静深沉的周瑜大乱方寸,甚至要扑进曹营找曹操,结果被曹孟德剑指胸口毫无还手之力。然而另一边诸葛亮却借助小乔作为人质换来的时间成功 “借”到了东风,帮助孙刘联军大获全胜,以至于曹洪等人喊着 “都怪那贱女人”,而实际上却出于诸葛亮的筹谋。原本小乔出走的意外事件,却能让诸葛亮转化为对己方有利的局面,并认为曹操不会杀小乔,其料敌如神之处不可谓不惊人。而诸葛亮帮助周瑜给小乔的小马萌萌接生、放鸽子和孔明灯等,既给诸葛亮这一形象增添了几许温情,同时依然是对他聪明智慧、多才多艺的渲染。另一方面,与戏剧中受舞台限制不同,为了增添电影的可看性,导演增添了许多真实的赤壁之战中并没有的武器。如诸葛亮在北伐的时候才发明的连弩,曹操在官渡之战中用到的投石车,以及牺牲了甘宁的燃烧等,以 “力战”和 “智斗”之间形成一种平衡。

  当代电影人在打造古代智者形象时,往往令其携带当代观众所认可的文化、心理意识,让这些极具个性的古代人物置于具有当代生活色彩的时代背景板上,为当代人提供着世俗关怀。因此,尽管片中人物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违背史实的地方,但是这正是因为电影扮演的角色并非教育而是娱乐的提供者。这些电影角色能继续让人们铭记,能给予人们欢笑、勇气或反省和思索,电影就已经达到了创作的目的。

  仁者与智者从道德与智慧的关系谈起论文 篇2

  “仁”是孔学的基本范畴,是人性结构的理想。孔子把“仁”视为道德的最高准则,千百年来,“仁”这一思想已深入的渗透在广大人民的思想观念中,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层基础和道德生活的一切原则和规范的起点。

  一、“仁”之缘由

  郭沫若曾经给仁下过这样一个定义“仁的含义是克己而为人的一种利他的行为------他要人们除掉一切自私自利的心机,而养成为大众献身的牺牲精神。”简单的概括,他所指的“仁”实际上说的就是无私利人。子曰:“仁者,爱人”。爱人必然利人,但利人不等于爱人。因为人的行为目的是自由的:既可以是无私利人,又可以是因为自私自利。而真正的“仁”,是一种不求名不求利真正无私利人的至高的道德境界。

  那么,一个人为什么能够做到无私利人,究竟是什么原因在驱使着这种为善的行为?“仁”,从心理层面上来讲,最直接的原因正是一种感恩心与同情心,孝为仁之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最基本的个人利益是父母给的,没有理由不以孝为先;个人利益是父母给的,但也要靠社会和他人来实现,只不过是父母给的多别人给得少,因而也没有理由不爱社会与他人。但是这种感恩心与同情心并不代表着孟子所说的的性善论,因为虽然仁的行为目的始终是自由的,但从本质上来说它的原动力是恒定的,那便是个人利益。一个人为仁行善最终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人而为仁,不为名不为利,但也是在追求心理深处的一种境界,或者说是在为自己寻求一种利人的满足与安慰,为自己摆脱一种可为仁而未为仁的罪恶感。

  二、“仁”与人的解放

  孔子的“仁”,爱人、利人,似乎在向世人昭示着民主与理性的光芒。然而,从政治角度来进行深层分析,孔子的阶级立场决定了他的仁不可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孔子代表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他的一系列思想的提出都是为了维护周朝的礼,维护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经济地位。由此,他所要实现的对奴隶制政权的维护,必然要建立在残酷的剥削与压榨的基础上。孔子的仁爱是有差别的爱,他认为庶人根本就谈不上仁义理智,只有奴隶主才有高尚的美德。他们这种被伪装了的仁,甚至成了广大劳动人民的一种精神枷锁,束缚了广大人民的思想,为统治者的剥削压迫提供了一种理论依据。

  人的解放首先是对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条件的`一种呼唤与呐喊。不用说一般的劳苦大众,就看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虽拥有近百亩地,却深受孔子仁学中安贫乐道、以固守奴隶制为乐思想影响,为了维护奴隶制的生产而日渐贫困,成了仁的牺牲品。安贫乐道使得人们失去了反抗的物质基础,然而连最起码的生存权利都保障不了,又谈何民主与理性。

  人的解放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人的主体性的实现上,人的主体性意味着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人人平等的权利与义务,意味着对人的独立人格的尊重,也意味着人对自身主体地位的一种认识。与墨子的“兼爱”不同,孔子主张“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虽然体现了对人的一种尊重,但并不包含对人的主体性的一种承认。孔子的仁只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施舍与同情,并没有给予人任何政治上或者法律上的保障。此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的划分,封建人伦思想,三纲五常思想的教化使更多的百姓越来越多地丧失了对主体地位的追求,更多地去盲从于统治。

  三、“仁”所体现的实用理性

  “仁“第一次被孔子列入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第一次把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作为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把哲学明确地从天、神那里拉到每一个人的身边。

  儒学作为中国哲学思想的主流,一开始便将整个中国的文化心理引向了一种实用理性的倾向,这种理性不同于西方纯理论思辩的抽象,而是更重要的去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很多时候,言论、思辩不能完全说明问题,行动越来越受到重视。“听其言而观其行”重实用轻思辩、重人事轻鬼神,对待人生积极进取的精神和理性的思考,构成一个具有实践性格的心理模式。中国哲学,重视的是功用,强调的是物体的生活功能。例如《论语》,它更多体现了一些具体的做法,把思想直接宿诸于行为,更多了一些实践性。

  实用理性以重视现实、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乐观进取,舍我其谁的实践精神,赋予了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千百年来,这一心理模式产生了许多积极的社会影响,并渗透在人的习惯与思维等方面,感染了不少的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而不泄努力。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讲,实用理性所强调的重视现实,正与海德格尔的思想想一致。海德格尔曾经指出,“哲学活在活生生的个人生活之中”哲学要是与生活相离,那么这种纯理性的构建是毫无生命力的。由此推及到一切学科。没有一门学科是脱离生活的纯理性思考,也恰恰因为这个所有的学科才可以得到不断的更新发展与完善。

  海德格尔对现代哲学的理解与把握,体现了现代西方哲学的新走向是更多地转向现实生活;而东方哲学在务实的同时又逐渐涉足了纯理论思辩的领域。正是在这东西文化的不断交融与互补中,人类必然将不断地走向更高的智慧殿堂。

  仁者与智者从道德与智慧的关系谈起论文 篇3

  【摘要】本文阐述了孔子的学习观,提出了“在学习的目的上主张学以致道,学以治世;在学习的态度上提倡发奋好学,虚心求学;在学习的方法上坚持学思结合,学行并重;在学习的内容上注重德育;在学习的作用上突出完善人格”。

  【关键词】孔子学习观

  一、在学习的目的上主张学以致道,学以治世

  在孔子的心目中,学习的最高目的还是“学以治世”,正如子夏的所说:“学而优则仕”[1]子张即学有所成了才可以去做官。对君子而言:“不仕无义”,依据是“君子之仕,行其义也”[1]微子。对于其他目的的学习,孔子是不赞同的:故当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1]子张毕竟在孔子看来“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1]卫灵公从中不难发现孔子认为只有学习那些治国安邦的策略才是学习的正道,而学那些农事就偏离了学习目的。在分析学习的目的时,他曾颇有感触地强调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1]子路可见,孔子学习的最高目的是“学以治世”,认为书读得再多,如排不上“为政”的用场,这样的学习是无用的。学习是为了达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1]子路的从政目的。上述事例也表明了孔子的那些弟子皆达到了学习的目的,完成了达仕为政的神圣使命。他自己也曾表达过急于从政的迫切愿望:“诺,吾将仕矣。”[1]阳货这些思想也初步奠定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伦理基础。后世的许多读书人皆把读书视为是最神圣的事业,看作登上仕途的理想阶梯。上述这些言论都体现孔子学以致道,学以治世的学习目的。

  二、在学习的态度上提倡发奋好学,虚心求学

  在学习态度上,孔子提倡发奋好学,虚心求学。他本人也叙述了自己终生学习的奋斗历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1]为政孔子终生勤奋好学,虚心求学,从子贡对老师的评价中也可得到佐证:“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1]子张毕竟孔子有自知之明,他深知“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1]述而于是越发“敏而好学,不耻下问”[1]公冶长、“学而不厌”[1]述而。他对自身好学的评价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1]公冶长对于知识的学习,他确实有那种“学如不及,犹恐失之”[1]泰伯的迫切愿望。其学习的境界曾达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1]述而的程度。

  在虚心求学的态度上,孔子也是十分诚恳的,他再三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1]为政同时高度赞扬孔文子“不耻下问,敏而好学,是谓之文也。”[1]公冶长的学习态度。此外,孔子在强调虚心求学的同时,特别提出要切记“四毋”,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1]子罕,这是向别人虚心求教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学习是不可能有很大成效的。

  三、在学习的方法上坚持学思结合,学行并重

  在学习方法上,孔子既重视见闻的作用,又强调思考的功能,主张学思结合。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1]为政即只学不思,就会茫然而无所得的;只思不学,就会使精神疲倦。学思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学习是思考的基础,离开了学习的思考,只能是苦思空想,收效甚微。在这点上,孔子是有切身体会的,他曾言:“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1]卫灵公同时,思考又是学习的升华,经过思考得学习能达到“告诸往而知来者”[1]为政德功效,孔子对此也时很有感触的,他曾言:“吾欲回言终日的,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1]为政可见他承认得意门生颜渊不愚笨的原因就在于颜渊能在学习后独立思考并有所创新,这点让孔子是很折服的。这些都体现了孔子在学习方法上坚持学思结合,重在培养和锻炼学人“举一反三”、“告诸往而知来者”、“闻一知十”、“能近取譬”的归纳和推理能力,对当今的学习理论和教育方法也是大有裨益的。

  四、在学习的内容上注重德育

  孔子伦理观的基本内容就中有“仁者爱人”和“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信条,他认为一个人只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述而,才能真正地实现道德修养的目标。因此,在学习的内容上,他对学生实施“文、行、忠、信”四教。其中“忠”与“信”就直接属于德育的`范围,认为只有具备了坚强的道德信念,才能“笃信好学,守死善道”[1]泰伯。孔子在二者的关系是采取了“行有馀力,则以学文”[1]学而的立场。即只有在做到了“入责孝,出则弟,谨而慎,泛爱众而亲仁”这些道德实践之后还有余力,才用来学习文献知识。这就说明了在孔子的教学内容中道德实践比文献知识更重要。

  孔子还把“六经”作为教学内容,目的也在于使学生学会做人的道理和学到从政的本领,在为政治国过程中贯彻策略“为国以礼”、“为政以德”、“为政仁人”的政治伦理观。孔子也更多的强调道德教涵养的因素,正如子夏所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1]学而对于好学之人的评判依据,孔子也是用道德标准去衡量的。他对千里马的称赞也是“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1]宪问这些都充分显示了孔子教学内容上突出道德教育的份量。

  五、在学习的作用上突出完善人格

  在学习的作用上,孔子认为“学则不固”[1]学而的,即学习可以使人视野开阔,不闭塞。相反“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1]季氏。学习对人的人格完善至关重要,因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的,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1]阳货仁、知、信、直、勇、刚,是当时社会人群所称道的六种美德。孔子在此指出了当时人群中的六种美德与六种劣癖的内在关系,认为本性仁爱但不学习就会狭隘愚昧,其弊病是会受人愚弄的;本性机智而不学习就会浅尝辄止,其弊病是好高骛远而没有基础;本性诚信而不学习就会目光短浅,其弊病是容易受到欺骗和伤害;本性耿直而不学习就会思路混乱,其弊病是说话办事没有条理,在混乱中伤害别人;本性勇敢而不学习就会胡作非为,其弊病是会滋事生乱;本性刚正而不学习就不能控制自已,其弊病是易狂妄自大。在好学的定位上,孔子也时从人格完善着手的,如“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1]学而只有不断的致力学习,个人的人格才能不断的完善,毕竟“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1]阳货学《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1]阳货还可培养“思无邪”的道德品质。“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1]颜渊,孔子本人也自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也矣”[1]述而“下学而上达”[1]颜渊这些事例均可说明学习对个人人格的完善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徐志刚.论语通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仁者与智者从道德与智慧的关系谈起论文 篇4

  【摘 要】

  孔子把“仁”作为儒家最高道德规范,提出以“仁”为核心的一套学说。“仁”是孔子立论的一个中心,其核心是爱人,“仁”是人的内在最高的本质。几千年来,爱生命、爱亲人、爱朋友、爱大众、爱国家,成为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

  【关键词】

  孔子;仁;思想

  一、“仁”的含义

  在《论语》中,“仁”字出现的次数一共有109次,这说明“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仁”的概念在传统文化中很早就有,孔子在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若干道德观念中,首先突出了“智、仁、勇”三种品德,作为君子之道,然后又把“仁”提升为统领各种道德规范的总道德。这样,“仁”就升华为一种贯穿于其它道德规范之中的基本的精神境界。

  在《论语》中,其中最基本的能表达仁的本质含义的,是孔子在与樊迟的问答中,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对仁的回答以这次的最为简洁明了。当孔子用“爱人”定义仁,表现为关心,爱护,尊重他人和宽以待人的主张,是爱人的具体体现。在《论语》里,樊迟有3次问仁。樊迟再次问,子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樊迟第三次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这三次问仁,每次在内容方面都不一样,樊迟第一次问仁在得知仁的本质含义之后,再问“怎么样爱人”和“爱什么人”。即从最原初的关于仁的最基本定义,到其施行的各钟方法的讨论,通过行为语言的规范,符合礼的要求,而去达到仁的要求。

  论语中对于仁的解释除了爱人还有很多,比如‘仁者先难而后获’‘仁者乐山’‘仁者静’‘仁者寿’‘刚毅木讷近仁’‘仁者不忧’‘仁者必有勇’等等,孔子一方面是针对不同人的不同情况回答的,另一方面是一切道德品质的总汇,就是说仁者,除了爱人还应该具备很多优良的品格和特点,所以仁也就成为了最核心的范畴了。

  二、“仁”的主要内容

  “仁者爱人”,这种爱是在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且能行“恭、宽、信、敏、惠”五者于天下就是仁,这是对仁的内涵的具体化。质朴、坦率的秉性,是仁爱思想的基础。我们繁体字的爱字中间有一个“心”,就是强调要从内心出发,用真心去爱,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重视孝悌之礼,做到这样就达到了仁的基本要求。孔子说的“泛爱众”,就是博爱大众,就是仁的范畴,对于尧舜那样掌握最高权力的人来说,孔子认为“修己以安百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比“仁”的境界更高的圣德。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仁”的原则是“忠恕”之道。基本要求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高的标准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具体方法是“能近取譬”,从切近处做起,推己及人,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从积极方面来说,自己有某种需求需要满足,当然是善的需求,也要推想他人也有这种需求需要满足,这就是所谓的忠。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从消极方面说的,就是我不愿意别人如何待我,我就不要这样对别人,这就是“恕”。“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与其意思是一致的。

  “仁”的关键是自己去做。“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说“仁”这种品德就在自己身边,只要真心去做,就能做到。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以为仁”。也就是说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其符合规范就是仁,就是克制自己不符合于礼的规范的方面,复礼是以克己的.行为达到与礼统一,成为理想人格的人。

  三、行“仁”之方

  “为仁由己”这是强调道德实践的自觉性。“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这都是强调实践仁爱思想要靠个人的自觉,要从自己做起,从眼下看得见的具体事例一步一步做,严于律己。孔子向来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反躬自问,对自己要严格要求,而对于他人,则要宽以待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有了问题以后,君子从自己方面找原因,小人从别人方面找原因。“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也就是说实现仁是依靠本人的的决定和努力,强调仁的自觉性,目的是要人命自觉的去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的规范,同时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人要看见自己的模样,就要照镜子。人要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也需要“照镜子”。这个“镜子”,就是他人。孔子告诉我们,看见贤人,就要想着向他看齐;看见不贤的人,应该自己反省,我有没有同他类似的毛病,如果有,就要立即改正“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对待“义”与“利”的态度,是区分君子和小人的。君子在看见利益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符合不符合道义,自己应该不应该得到。如果见利而忘义,那就是小人。同时还要慎言敏行。孔子特别重视人的言行一致、表里如一问题,“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说话要谨慎,不说好听话、空话,不吹牛,在行动上则要勤奋敏捷。孔子认为修己不是目的,通过修己获得人生境界的提升,从而更好地造福于百姓,造福于社会,这才是目的。

  在中华文明中,由于儒家思想长期巨大的影响,我们对现实世界和人类生活的关注,以及对人的道德的培养和人生理想的塑造,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精神动力的不竭源泉。这是孔子“仁学”最显著的特征和最宝贵的价值,也是中国古代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一个重大的区别。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2009.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中华书局,1983.

  [3]郭齐勇.中国哲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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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郭倩.浅析孔子仁学思想[J].科教导刊,2012(11).

  仁者与智者从道德与智慧的关系谈起论文 篇5

  一、引言

  高校学生管理是指大学、专门学院、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设立学生管理机构—— — 学生工作部 (学生处)通过计划、组织、动员、协调以及监控等方式,从学生入学到毕业这一在校阶段的管理,以促进学生在德、智、体等方面的全面发展。 根据 2005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 21 号《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其包括学生的权利与义务、学籍管理(入学与注册,考核与成绩记载,转系(专业)与转学,休学与复学,毕业、结业与肄业)、校园秩序与课外活动、奖励与处分、附则以及附录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等内容。 而这些学生管理工作主要通过国家政策对其行为规范和纪律进行约束。 随着高等教育不断深入发展,学生管理工作的内容也不断拓宽, 高校开始积极关注学生自身发展,如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贫困生学生资助和勤工助学,职业生涯规划辅导等方面管理。

  1999 年,全国普通高校不断扩大招生规模。 到目前,高等教育已经进人大众化阶段。 随着高校招生数量急剧上涨,学生管理工作也备受国家和社会关注,管理工作中无序混乱状态已成为制约高校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随着教育改革体制的不断深入,高校管理类型从“管理型”向“服务型”;管理观念从“权力至上”到“权利本位”进行转变;学生个体也从被动管理者向积极主动参与学校管理着手和不仅要履行权利与义务向成为平等的主体的转变。

  正是这样,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要不断摒弃传统的“人治”观念,确立“以人为本”的“仁治”模式,树立“法治”理念,激发大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增强自我管理能力。

  二、“法治”与“仁治”思想内涵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提到“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 ”国家的产生,加强对国民进行管理,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管理手段和方法,使这个国家在“秩序”范围之内长久管理。 这成为中国古代帝王长久以来寻求最佳管理方式的最终目标。到底采取何种管理方式才能国家使有序的发展,成为历代思想家立书著说的终身追求。

  “法治”思想由来已久,但古代的法治思想与今天所提倡的“依法治国”思想却有着不同思想表述。 先秦时期并没有完整系统的“法治”思想,当时一些思想家却提出了“故先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虑于法之内也。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戚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 ”

  韩非子指出“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前者强调用法来规范社会秩序,后者强调君主使用法来赏罚分明。 先秦法家思想家提倡“以法治国”思想在君主专制社会下,利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有着重要意义。近代以来,梁启超结合古代“法治”思想与西方的法治理论,提出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法治学说,其核心内容是“君主立宪”政体。这一政体最终以“戊戌变法”失败而告终,也标志着资产阶级改良派法治思想的失败。之后,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的“五权宪法”思想,由人民来掌握宪法,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胜利,但民主法治思想却成为社会主流思想。

  现在,所提倡的“依法治国”思想却经历了党的几代领导者的不断努力。 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第一条便是民主法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春秋战国提出的“以法治国”和现代社会“依法治国”无论是从主体、对象、方式还是法源都不尽相同。 实行“依法治国”思想离不开要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法治实施离不开人民群众,实行“依法治国”也是为了实现和保障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秦王朝采用商鞅变法,一统六国,但却二世而亡,汉朝在吸取秦亡教训上,采取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家思想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处于统治思想地位。 儒家学派提出以“仁”为核心的理论思想。

  《论语》中“仁”字提到 109 次,而每一个“仁”字有着不同的内涵和意义。“仁”最基本的含义便是“仁者爱人”,统治阶级管理民众首先应是爱护每一个人,尊重其人格,然后达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尊重。 孔子认为统治者利用仁爱之心治理国家,并通过自己高尚的品格来教化民众是为“仁治”。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长期以来,却误将孔子的“仁治”理解成“人治”。 中国传统社会长期以来等级森严,专制制度高度集权于君主一人手中,“人治”是专制的代名词,所以“仁治”和“人治”不能混为一谈。儒家除强调“仁治”外而更强调“为政以德”的“德治”。当今社会也强调“以德治国”,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利用道德的约束力来建立起良好的社会秩序。 儒家思想无论从孔子的“修己以安百姓”还是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都强调要重视民众的力量。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观念,君主只有得到民众的拥护,才可以使社会安定,否则便是民众的起义和反抗。“法治”与“仁治”二者相辅相成。 无论是传统社会“以德辅刑”还是现代社会的“依法治国”,都离不开重视民众,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

  归根结底,人民群众才是力量的源泉,只有重视人民的利益,才能使社会长治久安下去。

  三、架构“法治”与“仁治”思想对学生管理工作的启示

  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当今社会,国家的治理离不开“依法”,同样也离不开“仁政”教化。 作为从事社会服务性机构的高校,更需要“依法治校”的同时,也要实行以“学生为本”的道德教化重要作用。 学生是学校的主体,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必须要实现“仁治”和“法治”思想的架构,才能充分保障学生的根本利益。 高校与学生之间特殊的法律关系,使得在学生管理工作中不断顺应时代发展,既依法管理又彰显道德教化的人文关怀。

  (一)践行“法治”思想,确立以“学生为本”的管理思想

  1. 树立法治理念,增强学生维权意识。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正在经历一场国家实施“依法治国”政策的深化改革变化。“依法治校”思想以及“法律进高校”活动正在改变高校学生管理工作。 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复杂法律关系也表示高校管理应摒弃传统的“校长管理制”“行政管理”的单方面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学生永远处于从属地位的“人治”管理模式。 随着“法律进高校”活动开展让学生“学法、懂法、知法、用法、守法”,积极鼓励学生参与法律实践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法治理念,同时也要增强学生遵守法律法规的意识,激发对法律的信任和尊重,参与学校学生管理工作中。

  同时,高校制定符合学校发展的校规校纪也应当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 高校结合自身实际,以“法治”思想为指导,建立一套科学、合法的学生管理规章制度,取消现行规章制度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部分。“法治”理念不仅要求学生懂得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也要求高校在行使管理权的时候,制定适合学生发展的规章制度,不强制要求学生做有违背法律法规规定以外的决议。

  2. 学生管理工作中树立以“学生为本”观念。 满足学生需求是“学生为本”的要求,学生管理的目标和核心是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高校作为培养人的地方,不仅要注重知识的传播,还要切实关心学生的实际利益。 其一,学校管理者制定符合学生利益需求的校规校纪,树立服务为主的管理理念;高校教职员工在工作的职能、方法等方面围绕学生开展工作。 传统高校教师在“传道授业”过程中重视书本知识内容,忽视了对学生兴趣和能力的培养,忽视了发挥学生的专长,限制了学生能力全面成长。 而现代教育思想要求高校教师要做到教书育人、服务育人,要求“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注重人文关怀,从各方面关注大学生成长成才。 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制定专门的培养目标,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其二,挖掘学生自身能力,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尊重学生的主体性,不仅满足学生在物质利益方面的追求, 也满足学生在精神层面的合理要求, 不断促进学生的学习,顺应学生发展规律, 重视培养学生的道德教育和情感培养,最终培养学生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二)以“仁治”思想为指导,提倡“权利本位”的管理理念

  “仁治”思想主要通过道德规范来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觉悟。 它是内在的、具有自律功能的`。 “仁治”思想使人们努力通过提升自身道德修养来约束个人的行为, 自觉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最终促使整个社会和谐发展。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人员既承担着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 相应的还承担一部分行政管理工作,高校管理者思想政治素质良好、道德品质高尚对提高学生管理工作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高校管理者应不断加强自身修养,利用“仁治”思想不断规范自身行为,通过“言传身教”,才能达到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不断尊重每个学生的发展,关心学生实际,尊重学生的权利,不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最终成为国家栋梁之才。

  传统教育理念注重学校的利益, 学生管理工作更是遵循“权力至上”。而现代教育管理要求关注学生的平等地位,尊重学生的权利与义务,高校管理者更要做到“尊重学生的权利和义务、 承认学生有实现自我价值能力、 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 特别是在制定完善学生管理的规章制度必须要尊重学生的权利,如人格、尊严等基本人权;受教育权、知情权、参与权等特殊权利。 树立“权利本位”的理念便是对学生的关怀与尊重,更加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管理思想。

  法律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是规范人们思想,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长期以来采取“人治”模式制约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在实际的工作中高校管理者推进高校管理工作法治化进程, 重视学生管理工作的发展, 而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心任务应是密切关注学生利益,加强学生自主管理能力,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理念,使高校管理制度更具有科学性、亲和力和服务性。

  四、结语

  高校在“依法治国”背景下,不断按照国家的教育政策,依法治校,从严管理,通过健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不断深化学生管理工作的法治化的理念,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法律实践,增强学生的法治意识,牢固树立法治观念,不断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高校以培养人才为己任,承担着传承文化、服务社会等重大使命,高校管理者运用“仁治”思想不断加强自身修养和规范自身行为,摒弃传统“人治”管理模式,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尊重学生的全面发展,一切活动以“学生为本”,关心学生成长成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平时对学生的教育不仅注重专业课程培养,更要注重德育教育,加强道德教化,培养其成为建设社会的有用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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