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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载与传说想象对人物形象的构建
作者：范国强
贵州社会科学 2015年04期
中图分类号：I207.4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5)3-085-091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文明久远。借助于史书记载、历史传说、民间演义等形式，有无数的历史故事与人物传说得以流传千年。他们的人物形象或正义，或邪恶，或忠孝，或奸佞，其形象与事件的展现亦是或模糊，或具体，或真实，或虚构。但无论是哪种人物形象与历史事件的现代展示，都有其内部的逻辑性与规律性。一般而言，自人类文明出现文字记载以后，就中国古代精英人物的历史流传而言，可以分为历史书写、历史传说，历史想象三种主要的传播方式，这三种传播方式(亦可称之为传播手段)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先后顺序，只是大致遵循了这样一种递进关系而已。在此，所探讨的三国时期刘备之孙夫人形象的历史流变正是上述历史传播理论下的一个比较具体形象的实例代表。
一、历史书写：记录模糊的孙夫人
由于《三国演义》及后世戏剧、诗歌等的描写，刘备之孙夫人的重节烈女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可是历史与现实总是有着差距的，有时这种差距是巨大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鉴于历史久远与现存史料的缺乏，研究孙夫人最重要的史料《三国志》又对孙夫人的历史记载采取了一种模糊的书写方式。因此想要彻底还原历史真实的孙夫人形象并不容易，在对《三国志》中《蜀书》的《先主传》、《赵云传》及《法正传》等少数对孙夫人描写的有关篇章的爬梳整理中，正本清源，借助于后世史家对孙夫人的有关研究成果，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孙夫人的身份之谜进行解构，以求最大程度上还原其在三国时代作为刘备夫人、东吴“郡主”的本来面貌。
(一)正史无名
《三国志》中对孙夫人的描写，笔墨并不甚多。全书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她的名字。
参看《三国志·吴书》中的两处记录：
坚四子：策、权、翊、匡。权既称尊号，谥坚曰武烈皇帝。吴录曰：尊坚庙曰始祖，墓曰高陵。志林曰：坚有五子：策、权、翊、匡，吴氏所生；少子朗，庶生也，一名仁。[1]卷46，1101
孙破虏吴夫人，吴主权母也。本吴人，徙钱唐，早失父母，与弟景居。孙坚闻其才貌，欲娶之。吴氏亲戚嫌坚轻狡，将拒焉，坚甚以惭恨。夫人谓亲戚曰：“何爱一女以取祸乎?如有不遇，命也。”於是遂许为婚，生四男一女。[1]卷50，1195
从以上两处记录中可以确认，孙夫人为孙坚之女，吴夫人的小女儿无疑。在对孙夫人母亲的称谓上，陈寿亦是以夫人相敬称，并未提及其姓名，但对于所涉之所有男性成员两处记录中都有提到，这是一种很鲜明的性别对比。近一步来看《三国志》中对女性的描写，特别是对于上层贵族女性的描写就更容易找到孙夫人没有被正史记下名字的原因——抑或是出于敬称的考虑，《三国志》中虽对魏、蜀、吴三家皆有后妃传，但皆以后、夫人等名号予以冠之，没有一处提到她们的具体名讳。如在《魏书》五后妃传中：
武宣卞皇后，琅邪开阳人，文帝母也。本倡家，年二十，太祖於谯纳后为妾。[1]卷5，156
文昭甄皇后，中山无极人，明帝母，汉太保甄邯后也，世吏二千石。父逸，上蔡令。后三岁失父。[1]卷5，159此处裴松之援引《魏书》注曰：“逸娶常山张氏，生三男五女：长男豫，早终；次俨，举孝廉，大将军掾、曲梁长；次尧，举孝廉；长女姜，次脱，次道，次荣，次即后。”此处甄氏一家皆列出名字，唯独甄皇后没有被写出名讳。[1]卷5，159
文德郭皇后，安平广宗人也。祖世长吏。魏书曰：父永，官至南郡太守，谥敬侯。裴氏亦引《魏书》注曰：“母姓董氏，即堂阳君，生三男二女：长男浮，高唐令，次女昱，次即后，后弟都，弟成。后以汉中平元年三月乙卯生，生而有异常。”[1]卷5，164-165
此外，明悼毛皇后、明元郭皇后亦为此例。而《吴书妃嫔传》中孙破虏之吴夫人，吴主权之谢夫人、徐夫人、步夫人、王夫人、潘夫人等亦如是。即便《蜀书》中刘备的甘皇后、穆皇后，刘禅的敬哀皇后、张皇后等亦是如此。由是孙夫人成为三国众夫人中的无名一员亦不足为奇。①
(二)正史无传
孙夫人在《三国志》中不仅没有被记录下名字，甚至陈寿都没有为其立传，这一点就颇可令人玩味。故有学者指出“先主纳孙夫人，三国蜀志妃传不载于甘思吴穆之列，亦是阙典”[2]。而为补其阙，后世有好事者如南朝宋萧常在其所著之《续后汉书》一书中就单独为孙夫人立一传记，但其所记也如《三国志》一般，只记到孙夫人还吴时为止。
为何《三国志》中会对孙夫人阙而不立，陈寿并没有在书中言明，但考之诸史，似可得出以下三点推论以供后代君子观瞻。
一如梁章钜在《三国志旁证》一书中引潘眉曰：“陈承祚不为孙夫人立传，夫人还吴，同于大归。”[3]527在古代中国，大归之意，相当于作妻子的被夫家公然休弃。陈寿不为孙夫人立传，实际上就是等于不承认孙夫人作为刘备妻子的当然地位。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孙夫人携子东归而未得夫家之允，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实际上就等于是自断夫妻之情了。刘备后来的表现也证明了这一点，即便其东讨东吴也仅仅是为了替关羽报仇以及夺回荆州，根本只字未提迎回孙夫人。说明孙夫人东归之时，刘备已然断绝了与她的夫妻之情。而陈寿作为曾经的蜀国臣子，自是更为熟知前朝旧事。二如古代学者王昙的观点，在他看来，孙夫人携刘禅归吴之日正当孙权袭取长沙之时，故孙夫人此时还吴“实夫人见机之哲”[3]527，而陈寿作为蜀汉之亡臣未为孙夫人立传，实为“此陈寿所以有绸缪恩纪之笔也”。[3]527三为陈寿所作蜀国后妃传之书写标准，陈寿虽未具体言明，但有以下四点是可以清晰可见的：其一，效法魏国之后妃皆以天子之制，其妃嫔皆为后、妃敬称；其二，现实因由，甘皇后为后主刘禅之母亲，穆皇后则是刘备称帝后亲封的皇后，故为二人立传名副其实；其三，能够成为刘室妃嫔且被立传的德行标准，正如《三国志》中“二妃子传”引《礼记》语言道：“立爱自亲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1]卷34，905而孙夫人既非刘禅的亲生母亲，亦非刘备的正妻，同时还在吴蜀关系最微妙的时候意图带太子离蜀回吴，是无论如何不能够成为母仪天下的表率的。所以孙夫人并不符合陈寿为后妃的立传标准。同时从时间上来判断，抛开太子刘禅的亲生母亲应该被立传不谈，如果以先主刘备称帝后的妃子、皇后才能够被立传的话，那么孙夫人没有被立传则颇有些顺理成章了。因为刘备在入蜀之前的妻子并非只有孙夫人一人，但皆没有被立传。从以下两则史料可证。一是《三国志·蜀书》之“二主妃子传”说道：“先主临豫州，住小沛，纳以为妾，先主数丧嫡室，常摄内事。”[1]卷34，905另见《三国志》卷38《糜竺传》，“吕布乘先主之出拒袁术，袭下邳，虏先主妻子。先主转军广陵海西，竺于是进妹于先主为夫人”。[1]卷38，969既然糜夫人以及其他的刘备夫人皆未能被立传，可见陈寿在为蜀汉的后妃立传时必有其目的性和选择性的标准，那么孙夫人没有被单独立传也就显得不是那么奇怪了。
(三)正史无终
《三国志》中对孙夫人的最后记载见《二主妃子传穆皇后传》一卷中，此时“先主既定益州，而孙夫人还吴，群下劝先主聘后”。此处陈寿的处理颇为巧妙，按照常理，孙夫人还吴，并非不归，但群下劝说先主聘后的人选并非孙夫人，而是同族刘瑁的寡妻吴夫人。虽未明言，但其实陈寿已经在此处暗示孙夫人此次还吴回归的可能性甚微。为使后人理解，裴松之在此处做注时特引《汉晋春秋》为之说明。其文曰：
先主既定益州，而孙夫人还吴，汉晋春秋云：先主入益州，吴遣迎孙夫人。夫人欲将太子归吴，诸葛亮使赵云勒兵断江留太子，乃得止。[1]卷34
孙夫人还吴之时正值孙刘两家争夺荆州的关键时刻，而其却在刘备身在西川之时欲带刘禅赴吴，加之刘备与其关系并不和睦恩爱，实不能不让人怀疑其动机如何。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定：孙夫人此次还吴，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回乡省亲行为，更多的是带有一种强烈的政治动机。但无论这是否是出于孙夫人的本意，她此次只身回吴，也意味着其与刘备的夫妻关系实际上已名存实亡。
那么孙夫人回吴之后的情况又是如何呢?陈寿并未在《三国志》中写到，裴松之为《三国志》做注时亦并未言明。却是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中有一条记载，言道：“先主崩于白帝城，夫人欲归不得，望江哀泣。”按此条所载之意，孙夫人虽离蜀还吴多年，但却是一个十分地重情重爱之人，对丈夫的感情并未忘怀，并对于刘备的死以及不能归蜀感到十分地伤心与难过。后世文人墨客对此亦多有臆度，但皆缺乏事实证据支撑，不足为凭。而如果按照《三国志》的记载，很容易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即刘备与孙夫人的感情并非后世所说的那么恩爱有加，可歌可泣。
首先，孙夫人与先主刘备的婚姻是一场典型的政治婚姻。按《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权稍畏之，进妹固好。”[1]卷32，879而按《三国志·吴书·孙破虏吴夫人传》记载：孙破虏吴夫人，吴主权母也……生四男一女。[1]卷50，1195则孙夫人应为吴主孙权的亲妹妹。可见，孙夫人与刘备的结合纯粹是孙权为了拉拢刘备而采取的一种“和亲”式的政策而已。其后，先主至京见权，绸缪恩纪。[1]卷32，879周瑜给孙权上疏的奏文中写到：“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1]卷54，1264计策虽为控制刘备，只不过这一建议没有被孙权采纳而已。
此后，刘备与孙夫人结婚之后的婚姻关系又如何呢?
先主入益州，云领留营司马。此时先主孙夫人以权妹骄豪，多将吴吏兵，纵横不法。先主以云严重，必能整齐，特任掌内事。[1]卷36，949
初，孙权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侍婢百余人，皆亲执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凛凛。[1]卷37，960
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於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狈。[1]卷37，960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孙夫人才捷刚猛，但又有些恣意妄为，与刘备在年龄、性格上有着十分大地差异，从“先主每入，衷心常凛凛”，“近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就可以看出二人的夫妻生活不仅不十分和谐而且两人之间的隔阂还非常的巨大，甚至发展到两人要分居而住的局面，据《西和志》记载：“夫人与先主相疑，别筑此城居之。”此城即指的是孙夫人城的修筑。②其后，随着刘备入川，孙夫人欲带太子回吴及以后的关羽被杀，荆州失陷等一系列事情的发生，更是为孙夫人与刘备的夫妻关系合好蒙上了一层层的阴影。直至刘备在白帝城去世，二人再也没有和好的可能，孙刘二人在历史上最终以一个令人伤感的结局而告结束。
二、历史传说：“蟂矶娘娘”的出现与流传
孙夫人的时代虽然早已远去，但孙夫人的故事却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完结。或许是人们深感孙夫人的爱情不幸，亦或许是受《汉晋春秋》记载的有关孙夫人“望江哀泣”的书写。在我国民间，有关孙夫人的传说从未停止，且越传越多③，最有名的恐怕就是“蟂矶娘娘”的传说了。
对于蟂矶娘娘的传说，《三国演义》第84回有一段很精彩的描写：
闻猇亭兵败，讹传先主死于军中，遂驱车至江边，望西遥哭，投江而死。后人立庙江滨，号曰枭姬祠。尚论者作诗叹之曰：“先主兵归白帝城，夫人闻难独捐生。至今江畔遗碑在，犹著千秋烈女名。”[4]
上述所谓蟂姬祠的描写很明显是受到了中国古代民间传说的影响并进一步加工创作而成的。那么此传说的真伪如何?中国历代学人雅士对此亦兴致颇深，如明代贺复征编选的《文章辩体类选》一书中，收录了王宗圣的一篇名文，论及蟂矶娘娘传说的真伪。现抄录如下：
备定益州时，孙夫人还吴已十载。群下劝之纳刘瑁妻为夫人，后进为王后，皇后，尊为太后，皆瑁妻吴氏。盖孙在刘仅五年。先主、后主即位，推尊俱不之及。其称夫人，仍牧夫人是已。权始谋诸内，将于闺闼之内，甘心备焉?不可而迎归。事成孙夫人舟及矶，且近建业，自喟不忍见兄，遂没于矶，则其死在备之先。其即位也曷不加尊而表之乎?或谓省母过滦江，闻昭烈崩哀殒。此则其死在备之后，禅之即位又曷不推尊而表之乎?若权母以已丑崩，昭烈以壬寅崩，谓壬寅省母归，则其所省者，非既卒之母耶?归妹在辛卯，省母在壬寅，岂归吴矣而又曷日返蜀耶?要皆不经之言，无足辨者。使孙果为刘而死，则其轰轰然。贞心姱节可垂后世，而烈穆二后传未尝少及之，何也?独于穆皇后传附见孙夫人。然及其还吴之因而不及其死刘之，故彼所欲有甚于生，是岂轻死者耶?[5]
很明显，王宗圣的观点是持怀疑态度的，虽然他也认为传说很美。其后顾炎武在《日知录》卷31的“蟂矶条”写道：“芜湖县西南七里大江中蟂矶，相传昭烈孙夫人自沉于此，有庙在焉。”[6]1764。又引《水经注》言：“武陵孱陵县故城，王莽更名孱陆也。刘备孙夫人，权妹也，又更修之。”[6]1764但是在他看来：“孙夫人自荆州复归于权，而后不知所终，蟂矶之传殆妄。”[6]1764但在同一条目下就《赵云别传》孙夫人归吴条又有孙氏注曰：“据此，则孙夫人之还吴与沉江俱未可知。不宜竟断为妄。且黄山谷文云：矶有灵泽夫人庙，相传蜀先主夫人葬此。元林坤《诚斋杂记》：‘先主入蜀，权遣船迎妹，妹回至焦矶，溺水而死，今俗呼为焦矶娘娘’。则自宋元以来相传久矣。”[6]1764
顾、孙以后，中国学者对于蟂姬娘娘的传说的真伪依然兴致不减，考释者亦多有之。《江南通志》卷200中的“蟂矶”一条就比较具有代表性。其文曰：“今考芜湖，吴地。夫人既以蜀为重，必不肯当先主之出而挈子归吴。既已归吴，又何必以身殉蜀，既欲殉蜀，又何不死于蜀地而死于吴地。皆不可解，似当以顾说为正。”[7]
蟂姬娘娘的真伪姑且不论，但作为一个历史文化符号，作为一个为夫殉情却孤独无助的悲剧女性形象，孙夫人是牢牢地打印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坎里面了。数千年间，中国的传统文人雅士对其悲叹者有之，吟诵者有之，赞誉者有之，直至宋元以后，经过一些艺术创造者的加工和改造，一个个新的孙夫人形象逐渐展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三、历史想象：称谓再造与艺术重构
宋元以后，随着话本、杂剧、小说、戏曲等文学艺术手段的出现与发展，出于对孙夫人的尊敬和喜爱，人们对孙夫人形象的塑造与加工也越来越多，其人物形象与人物内容较之《三国志》中的记载也丰满的很多，充实了很多。如在宋元话本《全相平话五种——三国志平话》中就加入了孙夫人投江自杀这一新的艺术创造④。使人听来更加富有感染力与亲切力。而除话本之外，在历史记忆的基础上，一个个新的孙夫人形象亦逐渐形成。
(一)孙安——元杂剧中的孙夫人
《三国志》中并没有出现孙夫人的具体名字，但是出于艺术创作与听众聆听戏剧冲突的需要，在元杂剧中，可以发现孙夫人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全新的名字——孙安。在《两军隔江斗智》戏文第一折中，有数处都写到了孙安小姐，虽然该戏文的主要冲突讲的是诸葛亮与周瑜斗智的故事，但故事的主线则是孙刘双方围绕孙安小姐展开的。如戏文中唱到：
〔旦儿扮夫人领宫娥上诗云〕自出长沙到石头。至今犹为长儿愁。不是仲谋能破敌。谁保江东数十州。老身孙权的母亲是也。夫主孙坚。所生二子。长是孙策。次是孙权。有一幼女。是孙安小姐。孙策弃世。是老身主张传位与弟孙权。执掌江东八十一郡。今日请我老身。不知有甚事来。须索见他去咱。[8]
该处戏文虽然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但明确了孙安小姐是孙权之妹，东吴“郡主”的身份。另外两处戏文的创作：
“〔周瑜云〕大夫。我想刘备在曹操阵中。折了甘糜二夫人。一向鳏居。有俺主公妹子孙安小姐。可配与刘备为婚。[做低语科云]俺如今要得孙刘结亲。那里是真个结亲。则是取荆州之计。俺这里暗调人马。等他家不做准备。则说是送亲来的。乘机就夺了城门。这个是头一计。倘若不中。等刘备拜罢堂。着小姐暗里刺杀刘备。某然后大军直抵荆州。必能取胜。大夫。你道此计如何。”[8]
很明显，这两处主要是交代周瑜欲用美人计，以孙安小姐为诱饵来对付刘备的故事。内容虽较之《三国志》中的记载有些出入，但对于孙夫人人物形象的艺术创造却也更加丰满。如戏剧中孙安小姐聪明贤淑、明辨是非，对于孙权欲让其袭杀刘备，深感不耻，认为此种作法是断送“我孙夫人一世儿”，在见到刘备仪表非凡及蜀汉的将士万众一心，复汉灭曹的时，又下定决心：“我只从中儿立直，者他两千里干戈再不起”，显示了一个她识大义、明大体的女中巾帼的英雄本色。通过这样的加工与描写，一位委曲求全的东吴郡主到明良识奸的孙安小姐的形象转变便跃然于戏剧之中了。
(二)孙仁——小说作品中的孙夫人
在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及毛宗岗批改过的现行通行本《三国演义》中，孙夫人又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孙仁，尽管这一名字在书中只出现了一次，见《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二“孙坚跨江击刘表”一节：
却说孙坚有四子，皆是吴夫人所生：长子名策，字伯符；次子名权，字仲谋；三子名翊，字叔弼；四子名匡，字季佐。吴夫人之妹，孙坚次妻，亦生一子一女，子名朗，字早安；女名仁。坚又过房俞氏一子，名韶，字公礼。坚有一弟，名静，字幼台。[4]
对于两书中孙夫人身份的描述，与正史中所记述已颇为相近，同时经过罗贯中与毛宗岗的文学加工与艺术创造，比之平话、杂剧中的孙夫人形象更加具体，更加丰满。如在《三国演义》第55回篇目当中，在玄德借祭祀宗祖欲西回荆州时，孙夫人答说道：“妾已事君，任君所之，妾当相随”，“丈夫休得烦恼。妾当苦告母亲，必放妾与君同去。”[4]223显示了一位既爱惜丈夫又孝顺父母的中国古代典型妇女的正面形象。而在《三国演义》第61回，孙夫人欲携刘禅归东吴时的桥段，在历书上这一事件可以说是孙夫人与刘备夫妻关系的转折点，但在小说中，罗贯中给出的因由却是为孙夫人翻案的。见其文曰：
张昭曰：“此极易也：今差心腹将一人，只带五百军。潜入荆州，下一封密书与郡主，只说国太病危，欲见亲女，取郡主星夜回东吴。玄德平生只有一子，就教带来。那时玄德定把荆州来换阿斗。”
周善拜诉曰：“国太好生病重，旦夕只是思念夫人。倘去得迟，恐不能相见。就教夫人带阿斗去见一面。”夫人见说国太病危，洒泪动问。夫人曰：“皇叔引兵远出，我今欲回，须使人知会军师，方可以行。”周善曰：“若军师回言道：须报知皇叔，候了回命，方可下船，如之奈何?”[4]250
很明显，在戏文中，孙夫人的“洒泪动问”与“知会军师”等举动表明了孙夫人是一个既恭良得体，孝敬父母，又识得大体的贤良女子。错只错在了她的善良、孝顺、爱子情节被张昭等人所利用而已。而对于孙夫人命运的最终结局如何，罗贯中并未言明，倒是毛本《三国演义》对其有了新的人生书写——为爱牺牲，“望西遥哭，投江而死”[4]345。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同样是死亡，与《三国志平话》中孙夫人羞忏投江而死不同，一为羞惭投江，一为为夫殉情，二者可谓有着天壤之别。《三国演义》中孙夫人的死可以说是轰轰烈烈，可歌可泣，与蟂姬娘娘的传说颇为相应，是一位典型的古代烈女形象的显著代表。因此，就文学形象的人物塑造来讲，《三国演义》则应是更为成功，也更为广大读者所易于接受。
(三)孙尚香——京剧中的孙夫人
随着说唱艺术的进步与人们文化欣赏水平的提高，到了清代，京剧逐渐在中国流行开来，并成为一种人们在茶余饭后的主要休闲与娱乐方式之一。对于孙夫人在京剧中艺术形象的创造，在《甘露寺》《美人计》《截江夺斗》《别宫》等诸多剧目中都有着重要的发挥与展现，特别是孙夫人又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名字——孙尚香。同时孙夫人的形象由于借助于现代京剧中的说唱念打等手段以及独特的戏剧舞台，将人物故事具体化、形象化、生动化。将传说、小说中需要人们在想象与意念中才能实现的人物场景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当然就其具体的故事情节而言，其更多的是借助了历史演义与小说中的人物叙事，但在表演上力求有所突破和创新而已。如在《甘露寺》一剧中：“孙权因刘备占据荆州，屡讨不还，与周瑜设美人计，假称以妹尚香许婚刘备，欲诓其过江留质，以换荆州。”[9]85《美人计》一剧中亦有：“刘备赘婚东吴后，周瑜故用声色，宫室以羁縻之，刘备果不思回转荆州。赵云用诸葛所付锦囊之计，诈称曹操袭取荆州，刘备求孙尚香同走，孙允，辞母同刘潜逃。”[9]85又如《别宫·祭江》一剧中：“孙夫人尚香自荆州回吴后，未能还蜀；讹闻刘备死于伐吴兵败之役，痛不欲生，乃入宫辞别其母吴后，赴江边望西哭奠，祭罢投江而死。”[9]100。同时据陶君起先生研究，上述这些京剧的剧目在当时的其他一些剧种，如川剧、汉剧、豫剧等均有相似的剧本和剧情。如《甘露寺》一剧，川剧、徽剧、汉剧、滇剧、豫剧、河北梆子均有此剧目，秦腔有《回荆州》，粤剧有《刘备过江招亲》；[9]85而汉剧中有《回荆州》，又名《龙凤配》与《美人计》一剧剧情相若，至于《别宫祭江》一剧，则如河北棒子均有《祭江》，滇剧、豫剧有《孙夫人祭江》等。
20世纪30年代末，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王玉蓉先生“将《甘露寺》、《回荆州》、《气周瑜》、《别荆州》、《截江夺斗》……《祭长江》等串联成《孙夫人》一剧”[10]。真可谓是一气呵成，气贯千里。孙夫人这一历史形象借助于戏剧这一艺术表现方式又一次全景式的展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作为中国古代精英人物的典型代表，通过上文的论述似可对孙夫人形象的历史流传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作为三国时期孙坚之女，孙权之妹的孙夫人，其在正史中最初是作为一个政治婚姻牺牲品的形象而出现的。年深日久，随着后世对其个人历史传说的不断扩大与历史想象空间的不断延伸，孙夫人的形象才得以愈加丰满，愈加完全，尽管这与历史上真实的孙夫人形象已经渐行渐远。⑤同时，就传播方式与传播手段来看，其人物形象的流传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亦大致经历了历史书写、历史传说、历史想象三种主要的传播方式与传播手段。
对于中国古代精英人物的历史流传而言，尤其是有了准确文字记录之后精英人物形象的历史流传，时代愈后，能够证明其人物存在与事迹遗存的各种史料就会愈来愈多，历史传播的手段与媒介亦会愈来愈丰富，同时，其人物传播主体的扩展性与传播受众的广泛性亦会愈来愈大。但这也造成了一个新的悖论，即在历史传播的主体、媒介、途径都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有了一定的发展之后，其人物形象却不一定会随着这种进步与转变而愈来愈接近历史，接近真实。与此相反，由于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与社会原因，其人物面貌虽愈来愈具体，愈形象，这却已经远离了历史真实性本身。⑥
历史虽是由历史学家来记录并书写的，但即便是世界一流的大史学家，其能够秉笔直书，真正坚持历史记录与历史书写的真实性与客观性的原则，但其历史书写最大程度上也只是接近历史的本原而已，却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历史真实。同时，从历史传播的主体来看，亦不可能仅仅是拥有专业知识的历史学家来实现，其更主要的传播主体构成则是人民大众。而这二者在知识准备与道德理性上的巨大差异性也直接导致了前者的主要贡献是让孙夫人的名字永留史册，而后者的“成果”则是充分发挥了其个人情感上的功能与艺术想象的空间，让万千个新的不同的孙夫人形象得以充分展现。只是无论是哪一种形象，都只是建立在我们真实地历史记忆基础上的一种模型再现而已。
注释：
①或云《汉晋春秋》曰：“孙夫人者，汉破虏将军(孙)坚之女也，名仁献”。但我们认为其实难副。原因有三：一、《汉晋春秋》现存本为清代三家分别辑佚本，而其本书则在历史上多所散佚，且在流传过程中错讹颇多，与正史内容多有牴牾，故其内容的真实性与权威性颇令人怀疑；二、《汉晋春秋》的作者为东晋的习凿齿，而为《三国志》作注的为南朝宋的裴松之，按时间论，裴氏晚于习凿齿。然裴氏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道：“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误。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必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繆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按裴松之的上述注书思路，却没有按《汉晋春秋》以补孙夫人名讳之阙，实与理不通。三、若然孙夫人果名为仁献，但按《三国志·吴书·孙破录讨逆传》卷46载：孙坚有一“少子朗，庶生也，一名仁”。而孙夫人为孙坚之正妻吴夫人所生。而一子名为孙仁，一女名为孙仁献。与姓名之学又似牴牾。同时，孙坚之正妻吴夫人所生的四子名字皆为单字序列：策、权、翊、匡，庶子仁亦为一单字，《三国志》中的人物名字亦多为单字命名，而仁献为复数名字序列，与当时姓名之学亦不合。
②按《大清一统志》卷268载：孙夫人城在公安县，《元和志》载：孱陵县城东五里，汉先主孙夫人所筑。
③绣林山县西南二里，郡国志旧名岐阳山。相传汉昭烈尝泊舟江北孙夫人于此望之，一名望夫山，又北有刘郎浦，即先主迎婚处。杜甫诗曰：早簇刘郎浦是也。见：清·迈柱等监修，夏力絮等编撰：《湖广通志》卷9“山川、德荆”条，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④其文曰：“有夫人车内抱阿斗，有意投东吴。张飞据鞍马上，叫：‘夫人知皇叔陷了西川，抱阿斗走投江南!’张飞一言相责，夫人羞忏投江而死。”见《三国志平话》卷下。
⑤这一现象的出现与顾颉刚先生在考证孟姜女故事流变时所说的一段话颇为暗合。先生言道：“一件故事虽是微小，但一样地随顺了文化中心而迁流，承受了各时各地的时势和风俗而改变，凭借了民众的情感和想象而发展，我们又可以知道，它变成了各种不同的面目，有的是单纯地随着说者的意念的，有的是随着说着的解释的要求的。”参见其所编撰：《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72页。
⑥顾颉刚先生在论辩中国上古史传说中的人物时曾认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后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时又说道：“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放的愈大”。今之属文虽与顾先生所论及上古传说之人物隶有不同。但结论却颇为相似，上古时代史料缺乏，传说与造假者便可大造声势，继而造成历史人物形象失真甚至是完全假造。但即便后世史料增加，历史传媒固定，大众所接受之历史人物形象亦受历史传播主体、方式、媒介及当时社会诸多因素所制约，故人物形象亦很难是完全客观之人物。以上引文部分参见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辩·自序》及《古史辩》，第一册，北京朴社，1926年版，第52页与第60页。
作者介绍：范国强，江苏大学，江苏 镇江 212013 范国强，博士，江苏大学文法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秦汉三国史、叙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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