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诗删中乐府与古诗的收录和区别

古今诗删中关于乐府与古诗的收录和区别

《古今诗删》中关于乐府与古诗的选录与区别

········     李树军

·····      （辽宁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摘要：《古今诗删》是李攀龙晚年编选的，学习古代诗歌的范本，它历来被认为是能够典型体现前后七子诗学观点的诗歌选集。其乐府诗的选录以本辞和最古老的歌词为主，古诗往往选录某个时代的重要作家。其古诗选录崇尚格调雅正，不选艳丽柔媚的格调，而乐府不避艳丽柔媚格调。李攀龙对乐府与古诗的选录和处理对当时的复古运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乐府；古诗；曲调；复古

    《古今诗删》是李攀龙晚年编选的，历来被认为是典型体现前后七子诗学观点的选集，其影响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来都非常大，四库馆臣认为“七子论诗之旨不外此编”。[1《]古今诗删》对乐府与古诗的编选非常有特色，无论对当时的复古运动还是对现在我们认识乐府和古诗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乐府与古诗的收录原则

    （一）乐府收录原则（1）乐府收录的作品以古曲、辞或者说本曲、本辞为主，包括作家自创新题、新辞的乐府。唐代元稹在其《乐府古题序》中曾论述过唐代之前乐府诗的产生情况，他认为乐府诗根据其乐与辞的创作情况可以分为两类类：一类是“由乐以定词”，也就是先有乐谱，然后再依谱作词；一类是“选词以配乐”，就是先选诗词，然后再依词制谱。他认为“由乐以定词”的就是“歌”，而“选词以配乐”的“词”就是“诗”，诗于是就分为两种，一种是选入乐的，为“乐诗”，一种没被选入乐的，为“徒诗”。[2]367这对我们了解乐府诗的创作情况有所帮助。从文献收录以及乐府诗的创作情况来看，乐府诗歌可以简单地分为四类：一是本曲本词，词曲一体；一类是本有曲调，没有歌词或歌词失传，后人填词；一类是先有词（诗），后人配乐；一类可以说是根据古曲和古辞模拟的作品。如《乐府诗集》相和歌辞的瑟调曲“饮马长城窟行”收录十七首诗歌，除了古辞之外还包括了十六首后人模拟的诗歌。《短歌行》是相和歌中的平调曲，汉末时有乐无词，曹操和曹丕都填过词。在第一类“本曲本词”中又有两种情况，一是知道歌词的作者；一是不知道歌词的作者，这种情况《乐府诗集》等皆指明“无名氏”作。李攀龙所选录的大部分诗歌为乐府的本曲本辞，较少选后世的模拟作品。如上面所说的“饮马长城窟行”他只选录了汉代的古辞，他认为这一古辞是蔡邕做的。汉代乐府中，《战城南》、《上邪》等30来首都是无名氏的古辞，《大风歌》等11首都知道具体作者，也都是古曲古辞。魏乐府中曹植的《美女篇》、《白马篇》皆属《齐瑟行》的曲调或调式，是自制的新题新辞，其《当墙欲高行》等篇章也是自制的新题新辞，皆可看作本题本辞。晋乐府中的《独漉篇》等70首歌词都是无名氏作，也就是说都用的本曲本辞。宋乐府、齐乐府、梁乐府和陈乐府也大都选取本辞。《古今诗删》收录乐府220多首，其中本曲本辞近180首。这是李攀龙选取乐府的最主要的原则。

    （2）在有乐无词或有古辞的情况下，选取最早的歌词。

    《短歌行》是“相和歌”中的平调曲，较早为其填词的是曹操和曹丕，存留的曹操两篇，曹丕“仰瞻”一篇，王僧虔评曹丕诗说“此曲声制最美，辞不可入宴乐”，但《诗删》选曹操“对酒当歌”和“周西伯昌”两首，却没选曹丕作品。曹操诗慷慨悲壮，言及时行乐，而曹丕诗忧愁凄凉，“长吟咏叹”，境界风格差异较大。这里，李攀龙选诗似乎更关注的是做诗时间的先后，而不是风格的差异。因为《燕歌行》也不是格力雄壮的调子，他却选了。《燕歌行》也是平调曲之一，最早为其填词的是曹丕，《乐府题解》说：“晋乐奏魏文帝‘秋风’‘别日’二曲，言时序迁换，行役不归，妇人怨旷无所诉也。”李攀龙选曹丕《燕歌行》两首也应是考虑到它们是最早的歌词。曹操《苦寒行》、《却东西门行》、魏明帝《櫂歌行》、晋代傅玄《放歌行》、陆机《长安有狭邪行》，齐谢眺《王孙游》、王融《阳翟新声》、《江皋曲》皆如此。宋鲍照的《中兴歌》曲名不知所宗，郭茂倩也没说明是否为鲍照自制，也可以如此看。

    也有一些乐府曲调，古辞还存有，但李攀龙没有选取，而是选录了之后较早的作品。曹丕《艳歌何尝行》是古辞之后最早的诗歌，古辞为五言，曹丕之作为三、五、七杂言。

    《蒿里》有古辞，李攀龙没选，选曹操《蒿里曲》。齐代《估客乐》本是齐武帝所作，使乐府令刘瑶配乐，但是没有成功，后使释宝月配乐，声辞非常和谐，同时释宝月也上了两首歌词。李攀龙选取了释宝月的诗歌，没有选录齐武帝的本辞，而是选了其后的作品。

    此外，李攀龙还选取了少量的模拟古曲古题的作品，这些作品不是古辞之后最早的作品，如晋代傅玄的《放歌行》。也许在李攀龙看来，它们由于作者的才力而别具一格，亦是模仿的对象，故而选取。

    （二）古诗的收录原则

    《古今诗删》“古诗”部分的选录则主要依据时代之体调，往往选取最能突出时代特色的作家和作品。苏武与李陵的赠答诗、《古诗十九首》是汉代最为突出的古诗，汉代共选了45首，这些诗歌就占了30多首。魏代诗人众多，《诗删》则只选录了曹丕、曹植、王粲、应玚、应璩、阮瑀、嵇康、阮籍等人的作品，在这些诗人中则又突出了曹丕、曹植、王粲和阮籍等人，他们是建安诗风和正始诗歌的代表。

    在晋代诗人中则突出了陆机、陆云和陶渊明等人，其中陆机13首，陶渊明24首。宋代重点选取了谢灵运和鲍照的诗歌，分别为15首和14首，占全部诗歌的四分之三。而齐代则只选取了王融和谢眺的诗歌。

    二、乐府与古诗的区别

    尽管李攀龙没有直接阐述过乐府与古诗的区别，但我们从李攀龙对《古今诗删》的选取原则及其所选诗歌的特点可以看出他对乐府与古诗的理解和区别来。

    首先，乐府与古诗的重要区别在曲调和功能上。乐府诗有特定的曲调，其曲调的直接表现就是大部分乐府诗有特定的题目，这类似于后来词的曲牌，而古诗则没有固定的曲调和题目，往往随事命题。乐府如《东门行》、《长歌行》等都是固定的曲调和题目，像《栢梁诗》、《诫子诗》、《与苏武诗》等题目，皆随事定题。乐府中用来演唱的曲调在一开始应该包括音乐和歌词的内容两个方面，也就是说无论是先有乐还是先有词，它们在情调上应该是一致的，从而能够形成一个整体，不能一首悲伤歌词配上欢快的调子，也不能一首欢快的诗歌配上悲伤的调子。在有乐有词的情况下，对原歌词从内容到语言的模仿无疑是能达到适合原乐歌唱的最有效的方式。在音乐丢失的情况下，乐府中的题目便失去了音乐方面的规定性，这时再以原有的题目为题进行创作，其意义何在？应该怎样创作呢？其实，这时的乐府古题也同样显示出了情调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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