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寒食节的兴衰看官方与民间合力对习俗的影响
“寒食春过半，花浓鸟复娇。从来禁火日，会接清明朝。斗敌鸡殊胜，争球马绝调。睛空数云点，香树百风摇。改木迎新燧，封田表旧烧。皇情爱嘉节，传曲与箫韶。”（1）这是唐代诗人张说的一首诗。诗所谈及的禁火、改火、斗鸡、争球等活动正是我国古代的一个节日——寒食节的节俗事项。
寒食节，因人们在节日期间不动烟火、吃冷食而得名。节期一般在清明前两日或一日。关于寒食节的来历，自古就有许多说法，至今研究者们仍然各抒己见。我们姑且绕过这个问题，只将注意力放到寒食节形成以后的发展演变上，透过它的兴衰来看一下官方力量和民间力量的互动关系，及其对这一习俗发展演变的影响。民俗学研究的成果表明，某种民俗事象一旦形成，就具有很强的轨范性，在不断的重复中，俗民会形成自觉维护习俗惯制的力量。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民间力量，就是指这种俗民对于约定成俗的事象进行自觉维护的力量。而官方力量则是指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民俗事象所施加的作用力。
寒食节最早被明确记载当是两汉之际桓谭的《新论》，该书卷11《离事》说：“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虽有疾病缓急，犹不敢犯，为介子推故也。”（2）此后一直到北朝时期，从记载来看，寒食的这段历史其实就是它被官方不时禁断的历史。《后汉书·周举传》记载“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岁多死者”。周举做了并州刺史后，作吊书，到子推庙中，“言盛冬去火，残损民命，非贤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还温食。于是众惑稍解，风俗颇革”。（3）曹操也因“闻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后百五日皆绝火寒食”而下令“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长半岁刑，主吏百日刑，令长夺一月俸”。（4）《晋书·载记第五》提到后赵建平年间，雹起西河介山，中书令徐光将之归因于“去年禁寒食”引得“群神怨憾”而“怒动上帝”。结果石勒只得“允并州得寒食如初”（5）。《魏书·高祖本纪》记载延兴四年二月辛未，也曾禁断寒食。到了太和二十年二月癸丑，又“诏介山之邑，听为寒食，自余禁断”（6）。
从周举到魏高祖，对于寒食习俗无不加以反对，并在行动上采取禁断的措施。这主要是他们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一般人道主义出发的结果。一定数量的人口是社会得以延续的保障，而在任何社会中，劳动者又都是生产力最基本的要素之一。在生产工具水平较低的状况下，人口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的作用就更加突出。我国东汉一直到南北朝时期，人口相对较少，尤其东汉末年，由于连年战争，一方面人口大幅度减少，另一方面兵源又急须补充，造成了人口不足敷用的状况十分严重，也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统治者们看来，由于禁火寒食而造成人员的减少实在是不应该也是不必要的，周举和曹操更清楚地指明了在冬天长时间禁火寒食的弊端，周举说是“岁多死者”，曹操则说“老少羸弱”“有不堪之患”。它“残损民命，非贤者之意”，不人道，于统治阶级的统治有害而无利。我们说，以周举、曹操、石勒和魏高祖为代表，在东汉到北朝时期就形成了移易禁火寒食习俗的官方力量。
但官方对于寒食习俗的否认态度和采取的禁断行动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对于寒食习俗自觉维护的民间力量在官民双方的对抗中居主导地位，以致于官方也不得不做出些让步，对这一节俗活动进行有限的承认。官方所以妥协的原因，除了当时的统治无力外，从《晋书》的记载来看，更主要的是出于统治者与民众共同的心理素质，即对于违犯禁忌所带来的不良后果的恐惧。禁火寒食在性质上讲是一种禁忌。当时禁火寒食的民众视介子推为神灵，这个神灵是“不乐举火”的，如果人们不禁火，就违背了神灵的意图，导致冰雹之灾，而冰雹的危害甚巨，尤其对农业生产会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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