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都赋》的创作背景、体制及影响
一、《两都赋》体制溯源清程廷祚《骚赋论》云：
若夫体事与物，《风》之《驷》，《雅》之《车攻》、《吉日》，田猎之祖也；《斯干》、《灵台》，宫殿、苑囿之始也；《公刘》之“豳居允荒”，《绵》之“至于歧下”，京都之所由来也。
程氏的见解是很精辟的。但陈氏只从内容方面说，并没有考虑到这些不同题材、内容的赋作体制上的特征。如果将二者结合起来考虑，情形就会小有不同。从京都赋的内容上说，它同《诗·大雅》的《公刘》、《绵》中某些段落有相同处，也同《小雅·斯干》、《大雅·灵台》相近。因为汉代京都赋除写地理形胜、文物、礼制之外，也还写到宫殿、苑囿、田猎等。如果从京都赋的题材与结构的关系方面说，似与《诗·小雅》之《吉日》、《车攻》二篇的关系更为密切。
《诗经》中《吉日》写西都之田猎，《车攻》写东都之田猎，皆以美颂为宗旨。朱熹《诗集传》于《吉日》题下引吕东莱语：“《车攻》、《吉日》所以复古者，何也？盖ｓōｕ＠①猎之礼，可以见王赋之复焉，可以见君实之盛焉，可以见师律之严焉，可以见上下之情焉，可以见综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业者，此亦足以观焉。”这同班固说的“抒下情而通讽谕”、“宣上德而尽忠孝”相一致，正所谓“赋者，古诗之流也”（《两都赋序》）。从功用方面说，赋是由诗分化发展而来的。《吉日》、《车攻》都是以天子的行动为中心写田猎，而且一在镐京，一在东都洛邑，这同《两都赋》的结构有些相近。而且《车攻》第一章曰：“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牧庞庞，驾言徂东。”写东都洛邑之田猎，却从由镐京起程说起，将西京同东都联系了起来。因而，它们虽为独立的两首诗，但从文字、内容上说，也有一定的联系。所以，我觉得《两都赋》在构思之初可能受到《吉日》、《车攻》之启发。
抛开内容、题材不说，只就体制言之，《两都赋》同《子虚》、《上林》有更多的相同之处。第一，都用“述客主以首引”（《文心雕龙·诠赋》）的方式。《西都赋》开头云：
有西都宾问于东都主人曰：“盖闻皇汉之初经营也，尝有意乎都河洛矣。辍而弗康，ｓｈí＠②用西迁，作我上都。主人闻其故而睹其制乎？”主人曰：“未也。愿宾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汉京。”宾曰：“唯唯。……”（注：引文据中华书局影印胡克家校刻《昭明文选》李善注本。本文所引赋原文，未另外注明者皆据此。）
以下便是描述西京长安的文字，洋洋洒洒，两千多言，再无一句对话。人们读赋之时，根本就忘掉了有一个东都主人在睁大两眼呆呆地听着，也忘记了这是一个叫西都宾的在向人讲述，只觉得在读一篇文章。其未尾曰：
若臣者，徒观迹于旧墟，闻之乎故老，十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偏举也。
便算是收尾。这种开头结尾的办法，全是学了《子虚赋》的一套。
再看《东都赋》开头：
东都主人喟然叹曰：“痛乎风俗之移人也。予实秦人，矜夸馆室，保界河山，信识昭襄而知始皇矣，乌睹大汉之云为乎？”
以此作为上下两篇的连接。这种以问答对话的形式将整篇文章装进去的方式来自先秦时的“问对”和散体赋（如屈原的《卜居》、《渔父》、庄辛的《谏楚襄王》、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钓赋》等）。从全篇来说，以问对为框，以赋的描述部分为画面。但这画面不是一个整幅，而是多片并接成的。赋中描绘场面与情节多用韵语或排偶段落，但这些韵语和排偶段落之间，又往往以散文句式组合起来。这就很像在各个画面之间又有些较细的金属条作为联缀物。由于赋的开头有这么一段交待背景、人物的文字，全文又以对话的形式组织起来，使它多少带有一点情节的因素，故国外有的汉学家称汉代大赋为“史诗”。从题材、内容方面说，京都赋的史诗性质最为突出。
第二，风格上都有“极声貌以穷文”（《文心雕龙·诠赋》）的特征。列举物事，铺采ｃｈī＠③文，也即司马相如说的“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由于《子虚》、《上林》、《两都》等赋的影响，这成了汉大赋的共同特征。追求壮美，以大、以多、以穷尽为上，有时其描述纯粹成了一种表现精神、气概、愿望的手段。
第三，都是葫芦形的结构方式：两大部分自具首尾，但二者又有一定的联系。这种结构方式（体制）如再向上追溯，乃是来自宋玉《高唐赋》、《神女赋》，但不能说这当中没有司马相如的创造。其中最明显的一点，便是司马相如用宋玉写男女之情的一种特别的形式，表现了一个现实性很强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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