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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体系稳定的逻辑
新千年临近之际,似乎大家都是应该准备乐一乐的时候,生活在台湾的一些人可能乐不起来。台湾最近有两大"不安":第一大"不安"是台湾政局动荡,尤其是在"立法委员"有关是否存在台湾版"莱温斯基事件"提出质询之后,情况更是如此;第二大"不安"是大名鼎鼎的伦敦《经济学家》杂志在大庭广众之下揭了台湾金融业的短,宣称台湾很可能在明年春节前爆发本土金融危机。在美国,"莱温斯基事件"本来也算不了什么,当时的始作俑者克林顿总统虽然被搞得声名狼藉,但美国经济仍然热火朝天。可是,换成台湾,为什么一时被大肆渲染的"总统绯闻"就是一大不幸呢?因为台湾"总统"是要管经济的,如果绯闻缠身,他就没有时间管了。对于领导人物,许多人往往更多地关注其绯闻,但并不关心其绯闻本身的事实程度。台湾"立法委员"的行为举止之乖僻失度,本来也算闻名全球,其对"陈总统"的指责,在我们看到"行乐图"之前,恐怕得大打折扣。至于我国媒体对台湾的众多事件往往有放大或者化小作用,我们有时对自己的所闻所见也不免无法自信起来。
如果按照波普尔对民主制度的透视,那么能够实现和平的政府更迭的就是"民主政体",不能实现的就不是"民主政体"(波普尔,1987年)。可以说,台湾和美国一样,都实现了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但台湾的"民主"比美国脆弱得多。孙中山先生早就在当前提出了"军政、训政(即党政)、宪政"三部曲,真正实现"宪政"已是在蒋经国的晚年,到目前"立法委员"们拳打脚踢的场面时有所见。在美国是政企(银)分开的,台湾则是政企(银)不分的,即使有所分,也是分得不清的。政府干预本来就是诸多东亚、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模式特征。
政治波动在美国虽能导致股市波动,但是波动之后,股市仍然可以照样上扬。但是,政治波动在台湾的效应可能就不一样,在经济景气的时候,问题可能不大,但在经济不景气、金融业不良贷款多的时候,政治波动对经济与金融运行的扰动就大。
台湾比之于大陆,无异于"弹丸之地",但是,就在这一岛屿上,却是银行林立。据台湾的统计年鉴,与1991年数字相比,截止2000年1月底,除了"中央银行"之外,台湾有本"国"一般银行54(16+8)家,外国银行在台分行39(35)家,信用合作社48(74)个单位,农会信用部287(285)个单位,渔会信用部27(25)个单位,信托投资公司3(8)家,还有邮政储金汇业局,本"国"人寿保险公司17(14)家,本"国"产物保险公司17(19)家,本"国"票券金融公司16(18)家,本"国"证券金融公司4(1)家,外银代表人办事处24(28)家(括号内为1991年数字--参照周大中,1994年,第205-206页)。台湾商业银行的设立采取核准制。在过去,台湾银行大多为公营银行,非公营银行属于例外。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有大批非公营银行申请开业,其中很大一部分带有家族色彩,这些新银行的资金规模有限(周大中,同上,第204和212页),其设立是为了替背后的财团提供一个较不受约束的集资渠道,而且这些财团基本上还是希望银行能够赚钱。总之,如今台湾银行的家数不减反增。
台湾无疑存在过度竞争问题。但过度竞争本身却不是问题,只要台湾银行之间存在破产倒闭和自由兼并的运作机制,过度竞争问题会因为银行之间的自由兼并行动得到改善,金融资源趋向于流向最适宜其管理的机构管理,由此金融结构可以趋于完善。在90年代初,真正的问题是台湾一般银行中公营银行占统治地位,其特点与大陆的国有银行很相近,业务上不求上进,负责人但求无过,不求有功,难以开展现代化的银行业务(比较周大中,同上,第212页)。到如今,随着台湾银行数目大增,银行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台湾那些新银行的要人也部分来自那些公营银行,似乎也应具备公营银行老总们过去那种散漫习气。但是,时过境迁,由于机构林立,竞争过度,很多公营银行的老总们那种散漫习气也都已基本消失,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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