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笔录的识别及其证据力的确定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现场笔录是一种独立的行政诉讼证据种类。在该法第三十一条第（七）项中，与勘验笔录并列。实践中，对于现场笔录的识别及其证据力的确定存在某些模糊的认识，甚至某些法规、规章中也常将现场笔录混同于其他一般的证据种类，学术界也几乎无人问津。笔者试图对现场笔录的有关问题进行粗略的论述，以期对我国独立的行政诉讼证据体系的确定和完善有所裨益。一、现场笔录的概念及其特征
有人认为，所谓现场笔录就是行政机关及其人民法院在案件发生的现场制作的笔录。其基本要素包括：
1、制作的主体是行政机关以及人民法院。行政机关是行政诉讼证据的最基本提供者。在行政诉讼过程中负有举证责任。在行政程序中负有调查收集证据和保存证据的责任。现场笔录主要就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制作的。在行政诉讼发生以后，由于行政机关不得再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因此，此时的行政机关（被告）不可能再成为现场笔录的制作主体。由于人民法院享有依法收集和调取证据的权力，当然它就可以制作现场笔录。
2、制作的地点是在行政案件发生的现场。这是现场笔录制作的最基本的特征。凡是在案件现场制作的笔录都是现场笔录。不在现场制作的笔录都不是现场笔录。
3、制作的时间，既可以是在案件发生的同时，也可以是在案件发生之后。
4、制作的程序必须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有的需要邀请有关人员到场，有的需要当事人签字，有的必须依照法定的格式和形式制作。
5、现场笔录的种类包括许多种，有现场检查笔录、现场勘验笔录、现场询问笔录、现场检验笔录、现场制作的音像视听资料等。
还有人认为，现场笔录是一种特殊的证据种类，在实际中也确实存在。但是单纯的、与其他证据截然不同的“现场笔录”是不存在的。这些现场笔录都或多或少的与其他证据种类相联系，具有其他证据的特征，可以被其他证据所吸收。如现场检查笔录，实际上就是行政机关的执法人员在检查现场制作的笔录。这种笔录实际上是行政执法人员作为证人所做的证言，没有必要再单纯的作为一种证据种类。只不过在采信证据时对这些证据的“份量”予以特别考虑即可。在行政诉讼过程中，由于人民法院是作为司法审查的主体出现的，不能再为被诉的行政行为调取证据。因此，现场笔录的制作主体只能是行政机关，而不能包括人民法院。
笔者认为，对于现场笔录的理解和把握，应当符合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和行政程序的实际。一切证据的规则都是理性和实践经验的总结。缺乏理性的、或者不符合实际的规则是毫无用途的，等于空想。我国法律将现场笔录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确定下来，是充分考虑了我国的实际和行政证据特点的。现场笔录有其存在的价值和独立的必要性。现场笔录应当具备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1、现场笔录制作的主体是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章等授权的组织（可统称为行政执法机关），不能包括人民法院等其他司法机关。现场笔录是行政执法机关为了行政目的而制作的，是作出行政行为的依据。行政证据只能由行政执法机关自行收集，任何其他机关都不能越俎代庖。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依法到现场制作的勘验、调查笔录等证据，都不是为了行政目的而制作的。并且时间发生在行政行为之后，事过境迁，此现场已非彼现场。人民法院不可能成为现场笔录的制作主体。
2、现场笔录制作的时间是在行政案件发生的过程中。现场笔录的最基本的特征是其“现场性”、即时性。最大的效果是“保真”。从证据的种类来看，应当属于原始证据。人们不可能先后踏入同一条河流。脱离案件发生的过程，在事情发生之后根据印象或者回想记忆制作的笔录就会“失真”，或多或少的出现偏差。
3、现场笔录制作的地点是在案件发生的现场。这与现场笔录制作时间的现场性是一致的。脱离案件现场就不能保证在案件的发生过程中制作现场笔录。
4、制作程序要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违反程序制作的现场笔录的效力将会受到怀疑，甚至被排除。如进行勘验、检查的人员有无行使勘验、检查的权力。涉及专门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