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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和人的异化的关系的探讨论文
论文关键词：现代性人异化超越性
论文摘要：现代性与人的异化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现代性究竟有着怎样的原罪。本文以现代性的摇篮工业化为始，以工业化对人的影响为线索，从一些关乎现代性的根基问题着手，探讨现代性与人的异化的关联。本文首先说明现代性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进程本没有“定罪”的必要；进而阐述它尽管没有“原罪”却又面临被“原罪”的矛盾境地；进而说明“实用”与“控制”的现代运作方式，使得人的超越性让位于“技术”，主体性在工具化的彰显面前相形逊色。文章最后说明，“罪”或“无罪”，终究不是讨论的关键，避免异化的剧目在现代性带来的进步中上演，才是唯一的意义。
现代性这个不甚新鲜的话题之所以很有必要与人的异化这一话题相结合进行探讨，原因有二，首当其冲的原因自是由于现代性本身的性质仍未定论，应该给予它被讨论的可能，它是好?是坏?还是一个无须进行价值评判的客观存在?其次是鉴于对其本身性质进行探索，就需要以现代性对人造成的影响为观照。这就将人的异化带人了视线。因为，尽管人的异化这一话题在马克思视域中的时代背景虽已远逝，但问题却仍然存在。而新的时代布景——现代工业社会，与其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可以说本文是在通过现代社会对人的影响来了解现代性，亦可以说是通过现代性来了解现代社会的人，进而了解我们所处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拙文愚思，不敢称有所见谛，谨愿为现代社会人文思索之花增肥添土。
何为现代性
首先我们需要说明的是，现代性不论是作为一个概念，还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都没有所谓天然的正、邪之说，但又有着对它进行正、邪界定的必要。这样的一种矛盾现象的源头，本文将其在文字上表达为一种现代性的“原罪”。所谓“原罪”并非真的意指现代性有罪，而是对现代性对人的发展的促进的同时，所带来的对人的发展的桎梏的一种无奈的矛盾境地的形容。在了解这一矛盾境地之前，我们先需大致了解一下什么是现代性。
现代性作为一个概念是现代西方社会发展到成熟阶段，思想反思时代的现实存在而获得的一个概括本质的产物，用来指涉一种社会生活或组织规模。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涉及[1]对世界的一系列态度、关于实现世界向人类干预所造成的转变开放的想法；[2]复杂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3]一系列政治制度，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它所带来的现象主要是集中在制度转变上，而这也造成了“断裂”——即是指“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正是由于此，使得它与任何从前的社会秩序类型相比具有“更大的活力”。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出现的现代性——即是作为概念的现代性所涉及的社会生活或组织规模——在最初，是作为一种现代经济秩序出现的，指的是一个建立在机器基础上的，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同步文明的发展。其出现和地理位置为十七世纪的欧洲，并在后来的时间里，不同程度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影响。
不论是作为一种概念还是作为一种现象，现代性都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自然出现的，其本身并不是颗“恶性肿瘤”，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步伐来到现代时所造就的“中性”产品，本无好坏之定性。既然说现代性是“中性”的，这就意味着现代性本无好坏。不仅没有硬性的定性，若同任何一种前现代体系相比较，我们还会发现随着现代性给人带来了不胜枚举的好处。
随着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它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的和实现有成就的生活的机会。就如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冲写到的，现代性在带来风险的同时加强了社会中“信任”机制的完善；“脱域”也在其中成为可能，便利了人们信息上的获取；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在外延方面，现代性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现代性正在改变着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
马克思和涂尔干在把现代看作是一个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的同时也无比坚定地认为，由现代所开辟出来的使人获益的可能性超过了它的负面效应。比如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秩序中的产生根本性分裂的根源，同时他设想了一种更为人道的社会体系的诞生；涂尔干则相信工业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将建立一种和谐而完美的生活，并且这种生活将通过劳动分工与道德个人主义的结合而被整合。
“实用”——“控制”
现代性的“罪”，是包涵在它本身的意蕴之中的，好似一份“原罪”，是其本性使然。其无奈境地有如它在促进人的发展的同时，又将人推向了更窄小的发展空间一样。这份“原罪”，简单地说，就在于现代性所倡导的“实用”及由此而必然产生的“控制”，使得人的异化成为它无法脱离的阴影。鉴于有关现代性本身的许多问题仍然“在黑箱中藏而不露”，本部分将从现代性的出生地——工业化为始，从其着手了解现代性的“原罪”。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D·贝尔的观点，现代性是工业化的产物。工业化是“与经加工制作后的自然较量”并行的“人的服务，职业和技术服务”的过程。其特性，用比利时著名的经济学家E·曼德尔的话来说，就是在这一时期中的社会出现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一种无所不包的工业化状况——机械化、标准化、过分的专业化、劳动的集约化，这一切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基础上，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理论家詹明斯又进一步解释和界定说，工业化最主要标’志是：科技优先地位的确立；科技官僚的产生；以及传统工业科技向更新的信息科技的过渡。
在这一背景下，人追求发展的欲望理所当然地膨胀，相应地就要求人的超越性被放到最大，以此来满足工业化进程中的动力问题。但当人将自身力量发挥至极，不断实现科技的高度发展，尤其是计算机的日益普及，电脑化的同时，“进步”却带着人走上了“超越”的殊途。社会生产投人——产出的过程高度集约化和简单化；尤其是“机械化、标准化、过分的专业化、劳动的集约化”以及“科技优先”、“科技官僚”这些机制客观上要求维系这样一种状态，就是要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对物质世界的非生命资源的利用达到最大化。这势必会大大助长一种倾向的产生——“实用主义”(包括形形色色的功利主义、商业主义、相对主义)。不可置否的是，“实用主义”确是人发挥自身力量的结果，只是这种力量使得利奥塔所谓的“宏大叙述”土崩瓦解。(利奥塔认为，如果说“自然科学”是硬科学，那么人文科学就是“叙述”。其中，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着诸如“绝对精神”、“全人类解放”等关乎“人文”这样一类的本质或终极理想，就叫做“宏大叙述”。它们从根本上主宰着人类的行为，而自身却不受质询，因而又被称为“元叙述”)。“宏大叙述”的崩溃使得有关“人文”的合理性变得相对化，有关“硬科学”的合理性却上升到了绝对化的境地，而“实用”则成为了丈量一切合理性的标准。正如尼可拉斯·卢曼所指出的，在工业化的社会中，法则的规范性被程序的运作可行性取代，……不论采用什么方法，只要使运作得到改进，这就能充当某重合理性，这是一种事实上的合理性。
变成了“实用的主体”(apracticalsu~ect)E]的人，在保证“实用”的“最大化”和“绝对化”的过程中，人的力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手段”和“目的”这两个范畴成为唯一关注的焦点，“自由”这一目的被“产品”所取代，“超越”也就自然让位给盲目的“进步”。实用主义哲学家罗蒂就是所谓“实用的主体”的代言人之一。他直言不讳地宣称，应该放弃柏拉图传统哲学对于终极真实的追求，把“真理”看作是一个表示满意的形容词的名词化，而不是看作一个表示与超越的东西、不只是人类的东西的接触。将“真理”等同于“满意”这一现代社会下典型的真理观和知识观，是“实用的主体”们在现代社会工业化条件下价值观转向的生动说明。“财富一效益一真实”这一等值关系得到确立，“自由”成为让人不解的目的，“物质”、“效率”、“索取”成为构成生活的基本元素。这在客观上要求处在这座工业化营建的现代性堡垒中的人要比其他任何时代的人具有更强的“实用意识”，相比“超越”，人们需要用更强硬的手腕来达成“实用”的最大化，这一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人们对“控制”的渴望。 崇尚“成功”，成功即能解释一切的价值观的确立，加上为了维系“实用”最大化而产生的“生产的规范化社会组织”(它预先将机器、原材料以及相应的人的行为的投入和产出进行预设)，对人在“控制”上的强势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而在人妄图“控制”所有一切来实现“实用”的最大化的同时，人自身也被“实用”所“控制”。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斯·韦伯把现代性下的社会看成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悲观世界的原因，他悲观地说到，在现代社会中人们要在其中取得任何的物质的进步，都必须以摧残个体创造性和自主性的官僚制的扩张为代价。除他之外，马克思和涂尔干也都看到了标榜“实用”的现代工厂工作对人的不良后果，它迫使许多人受制于寡然无味的纪律和重复的劳动。“超越”、“自由”陷入不堪的境地，人变成在“实用”这一既定轨道上运动着的原子，至此，依据迪尔凯姆的“均衡定义”，现代性下的社会被诊断为一个“病态”的社会，其原因就在于“组成社会的各部分在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过程中失去均衡”引。过分强调“实用”成为这一病态社会的重要病症，而被“实用”操控却全然不知的人就是不断加重这一病患的病毒。
人就如此卷入了“控制”——“索取”——“再控制”的循环漩涡，并被这一循环所控制，生活从此脱离了“自然”(此处的“自然”是指一种不被控制的生活状态)。于是本应为人类所钦慕的现代性所具有的矛盾性就不可避免地将发展和桎梏发展同时带人人类社会。那么，这一“原罪”与人的异化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答案就在于“实用”——“控制”这一现代性的要求，将人必然带入的“技术”的生存方式，以及相应的主体的盲目扩大的境地，使超越性在被实现的同时，反倒成为制约人进一步“超越”的力量。
“技术”——“主体”
根据马克思对人的异化的描述：劳动产生于人，本该为人的发展服务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成为了一种他人定向性，进而侵占了人的自我定向性，这种侵占的后果，就是使人降格为工人，使人之为人的超越性退化为重复性或复制性。从这个角度来说，现代性的也使人面临着相同的异化境地。原因就在于随着“实用”这一思维方式所要求的“控制”王国的强盛，人的“控制”越是不断地膨胀，“被控制”的枷锁就将人钳制的越紧、这种产生于自己的超越摇身一变成为了一种他人定向性；人被自己的力量带人了“技术”的世界，自我离人越来越远，异化的主题换了舞台重新上演。
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技术”并不是作为区别于科学——人类“不断探求和系统总结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并“形成一定的知识体系”且该体系“还可以物化为社会生产力”的活动而存在的“为满足社会需要而利用自然规律在实践活动中创造的劳动手段、工艺方法和技能体系的总和”。而是作为人的一种生存方式，更确切地说，是作为现代人在“控制”和“被控制”的拉扯中所形成的生存方式而被理解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本应使人的超越性得到更大空间的展示，但现代性天然蕴含着的“实用”与“控制”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使人的超越性变异为肆虐的“索取”，产生了技术——这种以主体取代自我的生存方式，超越和自由就此成为黄粱一梦。
具体地说，技术作为现代人的生存方式，是一种人自己揭示自己的方法，可以一个词来解释它的含义——“索取”或是“索出”。依海德格尔之见，除“技术”之外，人还有三种揭示自己的方式：手艺、艺术和语言。其中手艺被认为是一种自然的揭示，比如人们用骆驼托运物品；用柳条编制筐子；顺其自然地在揭示他物的时候显示自身的存在。艺术和语言也被认为是连通大地和世界之问的桥梁。而“技术”的残酷，相对于其他方式而言，是显而易见的。海德格尔把它看成一种逼索型的揭蔽方式，也就是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全然不顾自然本真的“是”(存在的基本问题，即是“真理”的问题)而进行的“安排”。这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自己像掌控财产那般主宰自然，随时将其取用，它的欲望源头就是现代性的“控制”。但是这样的生存方式是否能带给人更大的发展空间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技术这一对自己最为残忍的，最不利于人认识自己的方式，会把人带入盲目的主体世界中，使人成为除了追求“实用”和“控制”就不知何为他物的生存机器，“超越”对“索取”的让步，就意味着主体对自我的取代，异化就此产生。
什么是自我呢?自我就是与“他人”或“他物”进行观照的产物。简单地说，自我必须是一个关系链下的产物，必须是一个开放的场域中的概念，提倡的是与周身环境展开的富有成效的交融式对话中教会人的“主体自立性”的生存方式，使超越将人带离“给定性”。它所描绘的是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我们在大地之中生活，无数种可能性在自我与世界之间展开。在对存在“去蔽”的同时，人也自然而然地得到揭示，这时的超越性也是人自然而然表露的揭示人存在的力量(其实用“力量”也不太准确，应该说是～种类似于“力量”的东西，与物理学中的“场”很接近)而不是人所特有的某种权威。人在与环境展开的富有成效的交融式对话中，自由地存在。
就如笔者所说的，现代性本无好坏，却有“原罪”，它将“实用”和“控制”固化为人的思维方式，使“技术”成为人的生存方式；意欲建立“主体”反丧失“自我”；意欲彰显“超越性”却只显现出“索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常常计算发展的效率，尽其所能实现发展速度的最大化，但对人是否真正正在得到发展这一问题的忽略或麻痹却成为最大的发展成本的损耗。事实上，现代性和人的发展相关的内容还有许多，笔者仅以现代性的摇篮——工业化和现代性的本质为线索，旨在尽量接近现代性本真的过程中，析清其与人的异化的关联；最终目的，无外乎试图对现代人的发展聊表拙见；以期我们的族群不会在现代化的征程中走人作茧自缚的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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