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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易学研究的新世纪——《二十世纪中国易学史》略论文
中国文化正处在一个继往开来的大时代。当此之时，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的成败得失进行清理和总结，既是延续中华民族文化慧命、创造民族文化新的复兴的基础，也是提高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的需要。处于中国传统学术之核心地位的易学，在20世纪的风雨沧桑中，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尽管它再也无法享受到昔日的荣光，却仍然是一批学人始终孜孜以求的事业，也曾经出现了几次大的研究热潮，提出了一些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新问题，“接受了各式各样新观念、新方法的洗礼”，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仍然有着难分难解的关涉。杨庆中博士的大著《二十世纪中国易学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2月第1版），对二十世纪易学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总结，是当前易学史研究的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该书的出版，对我们理解和掌握易学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意义、理解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的主流精神是极富启发性的。同时，杨著把深沉的文化关怀体现在严谨的学术追求中的态度，对于目前的中国学术界亦不无警示的意义。
《二十世纪中国易学史》，是针对着20世纪易学中的一系列新问题的，如八卦是否伏羲所画，六十四卦是否文王所重，卦爻辞是否文王、周公所系，《易经》究竟成书于何时，孔子是否读过《易经》，《易传》是否孔子所作，《易经》是否如历代经学家所说的那样，包含了深刻的哲理，《易经》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易传》对《易经》的解释是否符合《易经》的本义，历代易学家为解释《周易》经传所创设的种种体例是否符合经传的精神，《周易》经传的哲学性质是什么，研究《周易》经传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特点的形成、与中国传统自然科学的发展、与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的形成等有什么样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本世纪的易学研究中遇到的、为传统经学所没有或不太注意的问题，属于本世纪所独有的易学话题。如何看待这些新话题，它们与传统易学有什么关系，对易学的发展有什么意义，与本世纪中国文化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精神有 什么关系，在本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等，都需要作出分析和总结。”（2页）以这些问题为对象，坚持严格的历史性原则，该书客观、准确地把握了20世纪易学研究的发展线索、内在规律和总体价值。具体说来，该书正确地把握了以下三点：1、正确地把握了易学研究与时代的思想文化背景的关系。2、正确地把握了易学发展中新旧之间、不同流派之间的批判、继承、创新的关系。3、正确地把握了本世纪易学研究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中的地位。
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分三章论述了从1900年到1949年的易学发展史。第一章讨论经学家的易学研究，如以社会学解《易》的章太炎，以《易》附会西方自然科学的杭辛斋，和发明象学的尚秉和等。第二章讨论古史辨派和唯物史观派的易学研究，主要论述了顾颉刚、李镜池和郭沫若的易学研究之得失。第三章为“易学研究的新探索”，从《易经》注释的新探索和《周易》义理、象数的新探索两个方面，讨论了于省吴、高亨、闻一多和苏渊雷、金景芳、熊十力、薛学潜等人的易学思想。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易学研究是在打破旧文化和建设新文化的社会大背景中进行的，呈现出新旧并存、对垒和除旧布新的特征。”（8页）下编分六章讨论了从1950年到1997年的易学研究情况。第四章论述了五六十年代的易学讨论，第五章论述了八十年代以来《周易》经传的注释与研究情况，第六章叙述了建国以来的易学史研究，重点介绍了朱伯昆先生的《易学哲学史》，第七章介绍了利用出土文物研究《周易》的情况，第八章叙述了在中西文化比较热和民族文化反思热的背景中，以余敦康、董光璧和张立文等为代表的一批学人对《周易》思想的现代诠释，第九章介绍了台湾地区的易学研究。作者认为，1949年以后，大陆的易学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大背景中进行的，虽然也存在历史观点上的不同和争论，但“派在学内”。这一论断虽然还可以讨论，但作者按专题介绍的编排却是非常合理的。
对方法论的重视是《二十世纪中国易学史》一书的特色之一。作者认为，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的主流精神是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精神首先就表现在方法的建立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易学研究，与传统易学研究的最大不同之处，恰恰就在于观念的不同和方法的差异。”（534页）就观念说，摆脱了经学模式的束缚，打破了《周易》的神圣性和神秘性。就方法说，传统易学的象数学方法和义理学方法在本世纪渐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与新史学思潮相符合的一些新的研究方法。本世纪易学研究有三种方法，大体代表了本世纪易学研究的三个发展时期的主流特征。以顾颉刚及古史辨派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方法在二、三十年代最为盛行，唯物史观的方法在五六十年代最为独尊，逻辑分析的方法则在本世纪的后二十年最有特色。建基于方法论创新上的20世纪易学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成就，作者对之作出了极其充分的评价。
当然，作者也清醒地看到了20世纪易学的研究的不足，比如片面疑古的虚无主义，“站在易学之外研究易学”的局限等。之所以没有产生真正意义的“现代新易学”，原因就在于站在易学之外研究易学的方法与对象二分的模式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那就是往往容易造成分析批判有余，继承创新不足。我认为，指出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站在易学之外研究易学固然有助于恢复学术史的本来面目，但却不容易体会到先贤苦心孤诣创说的旨趣所在，从而难以发扬传统思想中的真知灼见，对中华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做出贡献。所以，一定程度的“同情的了解”是不要的，否则民族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将不可避免地弱化。
对20世纪易学研究进行总结，是为了21世纪易学研究的进一步繁荣。作者预言：未来“易学研究的格局将丰富多彩，理性主义的新传统在受到普遍尊重的同时，传统经学发挥派的思维路数也将会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和实践。”（545页）同时，作者提出了对未来易学体系的创新与建构有重要意义的几个方面的研究。其一，易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其二，易学理论思维的研究。其三，易学与现代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其四，易学与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问题。在此，作者的深思慧解和战略眼光充分表现了出来。
杨庆中博士曾先后师从方克立先生和石峻先生研究中国哲学，在易学研究方面学养深厚，成果突出。本书体现了他一贯的治学严谨的风格，材料丰富，逻辑严密，文笔老到，评价公允，确乎是一本好书。书中发人深省之处比比皆是，使我受益非浅。当然，正如方克立先生的序中所指出，作为我国学术界第一部系统探讨和总结本世纪易学研究的专著，该书也难免有一些不足之处。除了方先生所指出的，我想还可以指出以下几点：1、和合学问题，似应由20世纪思想史或哲学史来研究。2、以佛解易问题，只提到章太炎和苏渊雷，其实欧阳竟无、太虚、王恩洋等人都有极其重要的论述。3、对象数易和科学易的意义似未有深刻认识。但瑕不掩瑜，我相信此书的出版，将极大地推进新世纪的易学研究。
《复》之《彖传》曰：“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在千年之交，每一个关心中国文化的人当关注易学的过去及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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