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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加分一直“缝缝补补” 上收下放引争议
“那些因某些地区、部门或特殊时期的需要而制定的高考加分项目，往往在照顾了一部分社会群体后，极可能造成对另一部分社会群体的不公平”
在高涨的质疑声中，也许很少有人想到，设立高考加分制度的初衷，是为了促进公平。
“高考按照考生总分高低排序，公平高效、操作简便，能够抵挡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因素的干扰。”原国家教委学生司一位司长在接受《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时说，虽然也有标准单一、不利于偏才怪才选拔、无法有效考核品行等缺陷，但相对公平，是高考制度得以30年不落的根本原因。
这位原司长说，正是为了弥补高考制度中的相对“不公平”因素，高考加分才应运而生，“其初衷是为了让高考制度更加公平，但是即使是好的政策，在实际推行中，都可能被各种因素所左右。”
这位原司长强调的另一个问题是，30年来国家教育主管部门以及社会舆论一直在推动高考权力下放，将高考加分的具体项目和加分幅度交由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决定，正是这种趋势的反映。
面对争议，梳理30年高考加分政策的来龙去脉，很有必要。
加分对象从革命干部到三好学生
作为专门的高考史研究者，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员罗立祝认为，现行高考加分政策与1977年建立的考试优先的高考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不过1977年之前的高考加分政策，也有着弥补公平性的影子。
1950年高校招生时，国家规定应“从宽录取”以下特殊考生：参加工作3年以上的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兄弟民族学生以及华侨学生。
1956年，烈士子女在高校招生中也开始享受“优先录取”。同年发布的“全国高校录取、分配办法”要求，“在与一般考生成绩相同或相近(指总分少20分左右)时，就应该优先录取”。
罗立祝举例说，当时在录取300至320分的一般考生前，高校会对290分以上合乎优先录取条件的考生先行录取。
1966年，高考被废止。
1977年恢复高考，从此时起，高考加分制度不再对工农成分学生及革命干部进行照顾，而是对三好学生、学科竞赛获奖者、体育艺术特长生等实行高考分数优惠政策。
这也是重视人才的体现。
1983年，原国家教委通过高校招生规定，对获得地区以上表彰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的三好学生和优秀干部，以及高中阶段参加地区级以上体育竞赛获单项前5名的队员，或集体前3名的主力队员，考分达到规定分数线的，可提上一个分数段投档。
1986年，原国家教委又规定，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称号的考生可降分投档。
“我1986年到国家教委，正赶上招生方面开始实行‘七五计划’。”那位原国家教委学生司司长回忆说，当时教委已经公布了一些加分政策，“1987年出了一个比较系统的规定。”
这里指的是1987年4月国家教委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行条例》，其中规定了加分政策优惠的项目和幅度。从此开始，加分成为整个高考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之后20年间，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学科竞赛获奖者、华侨、港澳台学生、烈士子女、荣立二等功以上的退役军人、报考农林等特殊院校者，乃至“实践经验丰富的优秀青年及有特殊贡献的公民”，都开始享受降分投档、高校审查录取的政策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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