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子对管子的评价中感受孔子的伟大

时间:2021-11-02 17:31:38 自我评价 我要投稿

从孔子对管子的评价中感受孔子的伟大

摘 要:孔子的形象在一些人的眼里是古板迂腐的,这实在是一种误读。本文以孔子对管仲两次评价为例,尝试走进这位至圣先师的内心世界,诠释孔子处世之机智灵活、待人之客观全面、思想之不断成熟,从细微之处领略孔子的伟大。   关键词:孔子 管子 评价 处世态度 待人方式 自我思想   孔子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后人在谈到他的时候常尊敬地称呼他一句“孔夫子”。在不少人特别是中学生的感觉里,他就是位一脸严肃、苦口婆心教育别人的“老人家”。然而仅就高中选修课本中有关《论语》的篇章,细心读来便让我们对孔子有了进一步了解。下面就以中学教材选编的《论语》中几处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为例,借此走进孔子。   管仲,被称为“中华第一相”,名夷吾,谥曰“敬仲”,颍上(今安徽颍上县内)人,史称管子,他辅佐齐桓公创立霸业,是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在《论语》中,孔子对于管仲,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论语·八佾》。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管仲做为齐桓公的相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当时人们都认为他立下了莫大的功劳,但是他的用心是出于权谋功利的私心,并不符合圣贤的大道。所以孔子讥讽他说:管仲虽然有大功,但是他的为人局量浅薄,规模狭隘,没有正大光明的气象,是器小的表现。当时的人不理解孔子的意思,说:我听说俭朴的人,凡事都吝啬,却和器小的样子很相似,夫子以为管仲器小,或许是他俭约的原因呢?孔子回答说:凡是俭约的人,一定能够节制用度,管仲筑有三归之台,做为游览观光的处所,他生活的奢靡可见一斑;又设置了很多官署,每人负责一件事情,互相之间从不兼任,所以他的官禄十分繁冗,这样做事,怎么能叫做俭呢?当时的人还是不明白孔子的意思,说:我听说知礼的人,凡事都面面俱到,不肯轻易就简,却和奢侈的人样子很相似,夫子以为管仲不俭,或许是他知礼的原因呢。孔子回答说:礼制最大的莫过于名分了,名分最大的莫过于君臣,不可以有丝毫的僭越,比如只有诸侯才能在门口设置照壁,以隔离内外之用;不是大夫可以照做的;管仲如今也弄了个照壁在门口,与国君一样了,这是他僭越礼制的一个表现;诸侯一般举行两国宴会的时候,才能设置专门用来反爵的坫台,也不是大夫可以照做的;管仲如今也弄了个坫台,和国君一样的,这是他僭越礼制的又一个表现;如此之人,决不是知礼的人,如果说管仲知礼,那天下还有谁是不知礼的人呢?所以人的器量大小,不在于行事的表现。   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并不偏颇,对于他的历史功绩,也曾大力称扬,说他如果没有帮助齐桓公完成霸业,我们也许已经变成野蛮人了。但对于他存在的问题,也不曾遮掩,直言不讳。都是就事论事的言论,没有针对个人。   另一处是《论语·宪问》。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於沟渎,而莫之知也!”   孔子提出“事君以忠”。公子纠被杀了,召忽自杀以殉其主,而管仲却没有死,不仅如此,他还归服了其主的政敌,担任了宰相,这样的行为应当属于对其主的不忠。但孔子这里却认为管仲帮助齐桓公召集诸侯会盟,而不依靠武力,是依靠仁德的力量,值得称赞。   在《八佾》篇中,孔子批评管仲气量狭小,铺张奢侈,僭越礼节;而在《宪问》篇中,孔子却充分肯定管仲辅佐齐桓公的功绩,认为他是称得上仁的,且是讲究大义的,不像普通人拘泥于小信义。   “不知礼”的批评和“如其仁”的肯定是矛盾的。在儒家学说中,仁和礼是统一的.,在《颜渊》篇中“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仁是内在的道德要求,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外在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就称得上“仁”。既然仁和礼是统一的,孔子为什么对于管仲作出这样自相矛盾的评价呢?其实,这看似矛盾的评价却彰显了孔子思想的丰富与处世的圆融。   一、不迂腐、不胶着的孔子   管仲、召忽曾经辅佐公子纠,是公子纠的人。齐桓公即位,逼鲁国杀了避难于鲁国的公子纠,而召忽也自杀,所谓“从主死节”。管仲不但没有“从主死节”,反而做了齐桓公的宰相。因此,子路、子贡似乎都觉得管仲不能算“仁”,便问孔子。殊不知孔子却回答:“如其仁!如其仁!”(这就是他的仁德)。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孔子看人最重结果,重国君治国之效与百姓承受的恩泽。只重修己而忽略事功,不免偏于迂腐;只重事功而不修己,不免偏于功利。孔子重视事功,看重“仁”的实效。管仲使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而“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不轻易许人以“仁”的孔子,这里却毫不犹豫的许管仲以“仁”。这里不免让我们想到,如果管仲象召忽一样“从主死节”,为主尽忠,那么就不可能有后来的“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又如后来的魏征,若“从主死节”,为李建成而死,那也不可能有贞观直言进谏的美谈。孔子此处只赞美管仲辅佐桓公建立的功业,却回避管仲是否该“从主死节”。由此可见,孔子并不主张“愚忠”,那些仅凭“君君臣臣”就认定孔子宣传“愚忠”的学者们,由此也可以烛见圣人的圆融。   其实这样的例子在我们的中学选修课本里还有。孔子极度推崇诚信,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而大家都听过“孔子过蒲”的故事。孔子与蒲人立下盟约不去卫国,可并没有守信,面对弟子的疑惑,孔子说;“要盟也,神不听。”意思是被要挟订立的盟约,神灵是不会理睬的。不分场合不讲对象地讲信用,那就是一种迂腐,孔子机智灵活就在这里。   二、不片面、不主观的孔子   孔子不因为肯定管仲之“仁”而不批评其“不知礼”;也不因批评其“不知礼”而否定其“仁”。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是全面而客观的。后世迂儒无此眼界,无此胸怀,故而以点概面,以小掩大,而鄙薄管仲。康有为说:“盖仁莫大于博爱,祸莫大于兵戎。天下止兵,列国君民皆同乐生,功莫大焉,故孔子再三叹美其仁。”而后世儒者却“专重内而失外”不能做到“内外兼修”,相比之下更见孔子之博大深邃。   这种客观公正同样体现在孔子对待自己学生的态度上。颜回聪明仁厚、安贫乐道,是孔子非常欣赏的学生,孔子曾不止一次地称赞过他:“贤哉回也!”颜回去世的时候,孔子悲痛欲绝“噫!天丧予!天丧予!”但同时,孔子又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孔子认为,颜回是对自己没有帮助的人,因为老师说的话他都心甘情愿的接受,不加反对。孔子认为,如果没有人给自己提不同意见,帮自己发现不足,自己的学识是很难提高的。   《论语·子罕》说孔子“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是说,孔子在讨论问题时不主观,不武断,不固执,不惟我独尊。“当仁不让于师”,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三、不断修正、不断提升的孔子   众所周知,《论语》中孔子的话是孔子的弟子及后学们记录的。根据《史记》记载:孔子十七岁时,鲁国大夫孟厘子的儿子孟懿子和鲁人南宫敬叔就拜孔子为师了,从十七岁到七十三岁,孔子当了五十七年的老师。而《论语》二十篇的编订是按照内容来大致分类的,里面记载孔子的话,并不是一时一地说的,而是孔子一生观点的缩影。   人的认识,既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也会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而变化。孔子也不例外。《公冶长》中,学生宰予大白天睡觉,孔子大动肝火,除骂他“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之外,还发出了关于认识一个人的感慨:“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孔子以宰予的事情为例检讨自己、教育大家:今后要多做少说,言行一致。这说明孔子的思想也是慢慢成熟起来的。   孔子在《八佾》和《宪问》中对于管仲截然不同的评价,是他在不同的人生时期对问题的自然流露,我们把它前后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圣人在不断修正、不断完善自我。《八佾》中对管仲所作的评价应该是孔子所为,这时候的孔子年轻气盛,充满激情和梦想,一厢情愿地希望还原“周礼”所规范的社会秩序,改变“礼崩乐坏”的现实。这种过于完美的理想表现在孔子在对管仲评价的时候不屑一顾。而《宪问》对管仲的评价则是孔子晚期所为。怀揣美好的理想,却一生碰壁的孔子,也曾发出“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的感慨,也曾萌生“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念头。这时候的孔子,耳顺之年,对人对事,不再用过于理想和完美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价了。所以对于管仲,孔子给予了更为客观的评价,肯定他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安定天下的贡献。这和孔子“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的观点是一致的,也符合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提到的“忠恕”之道。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孔子的伟大,表现在太多的方面,通过他对管子的评价就可见其一斑。   (罗蔚礼 安徽省颍上一中 23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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