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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聊聊中国文学吧散文
经常看见一些写作的人在那里很困惑地说：没有长篇小说，就没有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有些甚至说：没有长篇小说，就不能称为作家。
我不写长篇小说，所以对于小说创作本身是没多少发言权的，但是我却在这里发现了文学创作目前的一些误区已经越来越影响和左右写作者的创作。在承认大多创作者都希望获得来自他人或者社会普遍认同的基础上，我不想说这些带有目的性的创作就是不符合文学精神的。但是我还是要说的是，这些观念的根植或许正是目前或者说相当长时期以来小说创作一直没有起色甚至严重倒退的原因之一。曹雪芹写《红楼梦》，路遥写《平凡的世界》，都是用生命在写作，文字得以不朽。当然这样极端的写作方式也并不是我所推崇的，但是目前的小说创作基本都是基于商业利益而快马加鞭飞速完成的，来得快，扔得更快。
目前的文学理论基本是依从于西方文学理论观念构筑而成的，这个构筑本身是带有严重的缺陷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人把小说创作当成了文学成就标志的原因。现代文学理论不能完整准确地对中国文学进行论述和和解释，依照西方文学理论，很多中国古典文学是不能划在文学类别中的，而这恰恰就是把最具有中国民族性的文学忽略，并且造成漠视她存在和价值的根本性错误。这些错误的形成，不排除历史原因造成的，但是归根结底，我以为是中国文学界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中国的文学该有鲜明的中国民族特色，模仿西方文学，只是依葫芦画瓢，最后大多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不伦不类，哪里也挨不上，既不被西方社会认同，也疏离于本土社会。因为失去了民族内核，反映不了民族特性特质的文学作品本身就不具备长久的生命力。文学，是对本国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生活社会状态的反映。脱离了母体的文学，其下场就如同鱼缺失于水。
在这些创作中，小说是最先与西方文学靠近，并且努力与之搭亲的，甚至要完全抛弃中国传统的文学创作，走纯西方文学的创作模式。这之间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就不去论述了，东西方社会建筑上构筑的极大不同，也是这些盲目求学者不去正视的，可是从最简单的文学创作思维来说，东西方在逻辑思维上的差异就不是光引进就能完全溶于西方思考模式的。不同的思维方式要创造相同的文学作品，这几乎就是白日做梦。
今天在积极肯定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文化和政治社会带来积极作用和影响的基础上，我们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对它所造成的中国文学永久性创伤带来的恶果进行反思了。白话文的先驱胡适先生对中国文学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就不去表述了，但胡适们蛮横而且不加任何梳理的把中国传统文学的优秀内容从文学中剥离，完全按照西方的文学理念建立了一套中国的文学体系，在他的《国语文学史》（1927）和《白话文学史》（1928）中就完全将诸子散文，史传文，甚至汉赋，骈文都排斥在文学之外，更为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居然把《诗经》，《楚辞》这样带有鲜明文学特征的文学作品从文学史中剔除出去。这样极端的做法固然被后来的专家学者更正了过来，但是恶果却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这类文学形式被很不重要的摆放在了历史中，而不被倡导和使用。我并不是推崇这样的文学形式，但是这些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即便不被重视，也不该被完全遗弃，成为如木乃伊一样而被搁置，成为只带有研究性质的东西存在。失去了民族性的文学创作还带有多少生命力，我是表示严重怀疑的。从目前的小说创作来说，我就已经感觉到了某些死亡的阴影在逼近。
那么我们退回来先说说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吧。小说真正走进文学殿堂，并被确认其身份还是上个世纪的事情，并不遥远，即便如我们硬生生把四本小说列为了古典文学的四大代表，也并不能说明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中就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四大名著，是否就是中国文学的顶级代表，我是一直心存疑虑的，这个评判的标准和尺度是依照什么而来的，尽管我并不否认这些小说确实代表了中国小说的最高水准，但是是否就是文学的最高水准呢？最少，我个人是这样胡乱猜测的，曹雪芹先生断不会以为自己比李白杜甫要伟大的。小说还能代替其他文学创作形式吗？我以为是要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的。在中国整个文化史中，对中国产生巨大而深刻影响的，绝对不是小说这个在明清时期才兴盛的文学形式，这只要翻开中国历史就一目了然了，无需任何的言辞来佐证。
评定一种文学形式是否占据历史地位，占据多大的历史地位，不是仅仅凭借当前的一些表面现象就能确立的，是需要放在这个国家历史长河中去检验的。我们不能说现在没有人读诗歌了，就否认了诗人存在的价值，更不能说现在没有诗人就全盘否认了曾经诗人们创造的巨大文化财富。说到底，现在的小说家有几个又能挺直了腰板跟曹雪芹叫板的呢？不比曹雪芹，那比比吴承恩也还可以吧。假若都没有，那地位又是什么地位？价值又是什么价值？商业地位？经济价值？恐怕文学是和这些有些绝缘的吧。尽管文学并不拒绝商业，也不拒绝经济，但是这都是文学作品出来以后才被附加的，而不是出来之前就有的，如余华的《兄弟》，前卷还是文学的创作，那么后卷就已经是商业的畸形儿了。
我们公认的，异议最少的鲁迅先生的文学地位就绝对不是长篇小说奠定的，而谁又能说他不是伟大的文学家，谁又能在他之后找到能与之比肩，或者能稍微离他近些的文学家吗？换言之，我们当前的中国有谁能当得起文学家这个称号呢？能勉强算作家已经是当前所谓的文学人最了不起的身份象征了。
中国小说除了那四个著作，还有多少能经受得起检验的呢？与中国的诗歌，散文相比，小说的光彩还如我们幻想中那么夺目吗？
1920年鲁迅先生在北京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始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并有了后来广为人知的《中国小说史略》。在我所阅知的文学史料中，这该是首次被确认的小说在正统文学创作中的地位。在此之前，小说莫说登大雅之堂，就是在坊间也不过是以抄本的形式流传，官方或者半官方印本基本是没有的，甚至公开流传都是很困难的。自鲁迅开始有了中国第一本的白话文小说，这也是中国小说向西方小说创作模仿的开始吧。这以后中国小说的创作已经和传统的古典小说创作有了很大差异，不仅仅体现在语言上，在结构，表现手法上都是欧洲小说的翻版，基本没有创新。小说在抛弃了母体之后投向了一个我们并不熟悉也并不那么了解的文化体系中，这种先天不足的畸形发展，就已经预示了中国小说的终结，这是中国小说家们根本就不承认，也根本就不去直面的，所以当卡夫卡被一些人知道以后，我对于那些一早起来就成为某个怪物的作家一点不感觉惊奇。中国近现代小说发展百年，还停留在模仿抄袭的地步，没有任何的创新，文学的原创性被抹杀得一干二净，谈论其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怕是还需时日的。当然，我不否认中国文学该向西方文学借鉴，但是也仅仅是借鉴而已，抛弃了自己最熟悉的东西，迟早是会水土不服而夭折的。
文学的创作，是基于一种原创性上的创作，假若失去了原创性，这类的创作都是如现代工厂中的流水线上的成品，不过换了颜色，换了包装而已。也依照文学的原创性，如三国，水浒这样的小说究竟含多少的原创因子呢？三国也好水浒也罢都是依照前人不断累积的历史或者故事而结集成的，尤其水浒，更是一种搜集整理的工作。西游记也是在民间故事和传说再加一些历史资料的基础之上创作而来的，这些小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基本都是前人已经创出来的。所以以伟大的一些常规标准算，这三部都算不得多伟大的作品，只有一部红楼梦可以说是真正代表和体现了中国古典小说，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代表之一，这其中的原创价值，以目前多如牛毛的红学专家们研究了一辈子也没研究出个所以然来就可见一斑了。当然，我并不否认另外三部小说的巨大价值，但是这些价值与文学精神比较而言，是划归不到伟大并能代表中国整体的文学水平和成就上去的。
由此，我又想到了现在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的相互抨击，历次交锋。我觉得这是相当滑稽和可笑的。假若文学承载了思想的任务，那么还要那些思想家做什么，假若思想家把文学的事情都完成了，那么文学还有存在的意义吗？两者之间可以相互承载，但不能成为必须。当然这些基本都是和中国文学诞生发展的历史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的。中国文学出现如西方的科学划分野是在上个世纪初期的事情，在此之前，思想和文学基本是没有多少明确界限的，也就是，文学的同时也该是思想的，思想的也断然不能脱离文学的。就拿老庄来说吧，你要说他们不是文学的，怕是你的左脸会被狠狠抽上一巴掌，你要说他们不是思想的，你的右脸又会被狠狠抽上一巴掌。在这样的一种混淆不清的文化发展中，非要谁指着谁的鼻子论是非，最终不过是自己煽自己的耳光而已。
这就如你非要把小说摆到至高无上的地位，那些诗人们会把两千多年来的诗歌一起扔到你的头上去，砸也把你砸死了，还能容到你来显示文学的地位。
中国传统文学创作有弊端没有，当然是有的，这根本毋须任何的怀疑。不谈她优秀的部分，谈谈她的劣根性吧。中国的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就被打上了功能性的特征，唐代的大诗人杜甫在阐释诗歌的功用时言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也因此，我更愿意把中国文学称之为功能性文学。中国的文学从来没有独立的思想，而是被思想一直左右的，也就是，中国的文学更多的是为了思想而服务，不是用文学这样一种形式为思想添薪加柴的。在中国思想史中，没有文学的地位，找不到因文学而散发的思想亮点。文学依附于思想而生存，失去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文学，就会自己先失去了底气，也可以这么说，中国文学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自从孔夫子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文学的创作基本都是以这些为目的的，几乎难以找到超越这些目的的文学作品，文学中的道德理念也一概是不能脱离“仁、义、礼、智、信”的标准，因此文学沦落成政治的附庸和说教的工具，在今天文以载道的思想还是根深蒂固的，文学仿佛不载道就失去了深厚与凝重，就失去了现实与社会。却很少有人仔细地来剥“道”这一张皮，看看在这张皮下究竟都藏着怎样的实质性东西，这些＂道“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究竟已经更换了多少的核。那么载道，这个道是谁的道，哪个年代的道。
载道不是文学的唯一功能，如果只为载道，那么文学早就可以休，可以亡了，因为我们完全可以从思想哲学历史等等其他文化类别着手，能更直接，更尖锐，更深刻地把当时之道好好载上一载。因此载道不是文学的目的，文学也不能仅仅停留在载道这样的一个空泛的，可以被任意偷梁换柱，移花接木的一个不切实的目标上。
文学不该是完全理性的，甚至我根本就不赞成文学是理性的。但是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所有理性的东西却把文学的热情泯灭了，一团烈火正熊熊燃烧，却偏偏要用这样的伦理那样的道德去约束她，那么结果只能是被这些冷水熄灭。文学人皆以天下为己任，真以为自己就是救世主，可以用文学的东西去解决现实中的矛盾与问题。这样天真而单纯的想法在文人的历次实践中的挫败被一次次证明了文学不能充当救世主，文学人拯救不了社会。
就如苦难不是社会的唯一形态，文学该是多方面的多角度的对生活现象与本质的描绘与揭示，苦难是文学，风花雪月也可以是文学，人类的情感是由形形色色的人组合而成的，生活是由不同阶层的人共同创造的，我们都不能以一种情感或者生活凌驾在其他情感生活之上，就如，我们需要爱情，我们也不能缺少亲情与友情，这些都是相互依存的，互为补充的。假若缺失一个，都是不完整的。那么文学作为一种表现人类生态的一种手段，就该呈现不同的生命状态，不同人的喜怒哀乐。胡适一句话说得非常好：我不能做你的梦，就如你不能做我的梦。既然大家都是生命不可复制的个体，那么有什么理由用一种声音一种标准说话呢？
文学的目的，就是发出你的声音，把你心底深处的声音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文学是纯粹个性化的，不同于别人的，一种个人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和分析思考，是带有强烈个人情感特征的创作。即便是在中庸之道的严重制约中，自由的个性如何受到抑制，情感如何含蓄内敛，也是只有那些带有个人鲜明特征的文学作品才得以流传，才得以不朽。
人常言道悲愤出诗人，在古代，文人大多不被社会接纳和理解，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被排挤，在郁郁不得志中，愤世嫉俗，慷概激扬，把胸中的满腹牢骚化成一章章诗篇，从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开始，中国的诗歌艺术就一直是是古典文学中最恢宏耀目的，是其它艺术形式难以企及的，其内容与形式之丰富，也是其他国家诗歌难以相比的，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无可撼动。因儒家学说和老庄思想的双重影响，中国古代文人讲究“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婉转曲折，含蓄深沉为美学特征，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对散文这种发乎心性的文体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散文在意义上来说就是心路历程，摸着一个人的散文文字，就能多少摸出此人的心灵轨迹，也因此，在古典诗歌之外能与之媲美的惟有散文。而如今真正把中国古典文学精髓继承下来的也仅散文一家而已。自先秦散文开创的辉煌到近现代散文的绚烂多彩，散文遵循了古典散文的典雅，抒情，清新，隽永，生动而飘逸，在取材上也更广泛和自由，是做到了继承和发扬的。这也是为什么散文这种体裁被广泛接受并运用的原因，因为是民族的，也是适应于现代的，所以散文的创作生命力明显高于诗歌和小说这两种受到了西方文学严重影响的文学形式。
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区别在于，自然科学是可以全盘复制的，照本宣科的，而人文科学就不能。人文学科因其社会性，历史性，民族性等因素而存在着不可复制性。假若坚持在本民族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那么人文学科必然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作为人文学科最重要组成的文学，更是要扎根于本民族，把本民族的苦难忧患，幸福康泰用文学的形式描绘出来，才能达到最震人心魄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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