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诗论的读后感
看完一本名著后，大家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这时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哦。你想知道读后感怎么写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朱光潜诗论的读后感，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朱光潜诗论的读后感1
关于诗学，笔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一笔糊涂账，虽曾经学习过文学理论，还上过美学的课程，但是关于诗歌的文学理论层面，仍然困惑不已，对诗歌文学的整体感知非常破碎，如今正好，朱光潜先生的这部《诗论》就为我们扫清了很多诗学的障碍，这不仅仅是关于诗歌的文学理论大作，也是关于中西方诗学的比较文学著作。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这部《诗论》也是探讨借助诗歌谈文艺理论的重要著作。对于熟悉西方美学论述的作者而言，站在中西方诗学比较的研究领域当中，此作可谓早开先河，其观点尤为新鲜生动，至今读罢仍然能够令读者耳目一新。
无论是三分法还是四分法，诗歌和散文似乎界限分明，各成一派；而我们的作者站在纯文学的角度，认为诗歌和散文是一致的，不管是从形式上（有韵无韵）还是内容上（风格、思想情感），都无法严格区别诗和散文，甚至二者常常还可以交替同用，自然这都是纯文学当中的，一旦将文学与艺术进行比较起来，作者便坚持诗与画的异质，将诗（纯文学）与画区别开来。在前一个基础上，作者在文中是将诗歌作为纯文学的代表（作为文学中的高级形态）来谈的，由此，他还论述了诗歌、音乐、舞蹈的同源（第一章），诗歌与音乐的区别（第六章），诗的节奏和声韵（第八至十章）诗歌格律的兴起（第十一至十二章》），还有中西方诗歌的差异。其中在关于诗歌的情趣、意象同语言文字的关系问题上，作者观点尤为独到，可以参看其第三章、第四章。
对于新诗，作者别有一番议论，截止该著作完成之时，作者自己承认没有写过一首诗却还在研究诗，他对朋友发来的新诗不甚满意，原因在于新诗的形式没有得到完善，旧诗的格律被抛弃之后，新诗的出路一时找不出，但凡在新诗取得一定成就的诗人，其诗歌终有一番形式。中国的旧诗自然不能一棒打死，旧体诗本身就是诗歌自身内容与形式长期相互发展的结果，按照作者划分的四个阶段，中国的诗歌首先是重视音乐性，后来重视诗歌本身，诗歌逐渐脱离了音乐，再后来就是诗歌在语言文字上面发掘自身的节奏，形成格律，于是有了近体诗及其变体（词）。这样的划分，笔者之前未曾系统地了解到，姑且作为作者的一家之言。
总之，无论新旧诗歌，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作者对于旧体诗的用韵问题就很有意见，认为现代人应当用今天的韵，坚持平水韵是旧体诗僵化刻板的印记，这一点在论者看来是合乎现实和规律的，隋唐时期的韵部和今天的韵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还要坚持古代的韵部，就会不合今天的发音也不利于诵读，成为僵化的'形式，这是不符合新的诗歌创作和发展的。
朱光潜诗论的读后感2
朱光潜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出版了一本重要的理论著作《诗论》，在这本“大家小书”中，前七章作者阐述了诗的起源、诗的本质和特征、包括诗与音乐、诗与舞蹈、诗与绘画、诗与散文、的关系等问题，第七至第十二章着重论述了中国诗的节奏与声韵以及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的问题，最后一章，是对陶渊明进行的专门研究。
在书中，朱光潜先生认为中国诗之所以走上律的路，“赋”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一般抒情诗较近于音乐，赋则较近于图画，用在时间上绵延的语言表现在空间上并存的物态。诗本是‘时间艺术’，赋则有几分是‘空间艺术’。”赋可以说是一种大规模的描写诗，诗之所以必流于赋者是因为“人类对自然的观察，兼由粗要以至于精微；对于文字的驾驭，渐由敛肃以至于放肆。”而且，赋尤其侧重于横断面式的描写，要想把空间中纷繁对峙的事物情态都完整的表现出来，所以最容易走上排偶的道路。而律诗也是注重对仗和音律的文体，意义的排偶，赋先于诗；声音的对仗，赋也先于诗；律诗和赋一样，意义的排偶先于声音的对仗。
由此可见，律诗和赋之间有很多的相通之处。
朱光潜诗论的读后感3
朱光潜《诗论》第三章第三节“关于诗的境界的几种分别”中运用了王国维的“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文中提到“他（王国维）所谓‘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就是‘移情作用’，‘泪眼问花花不语’一例可证。移情作用是凝神注视，物我两忘的结果，叔本华所谓‘消失自我’。所以王氏所谓的‘有我之境’其实是‘无我之境’（即忘我境界）。他的‘无我之境’的实例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都是诗人在冷静中所回味出来的妙境（所谓“于静中得之”），没有经过移情作用，所以是‘有我之境’”。后面又说“与其说‘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似不如说‘超物之境’和‘同物之境’”。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朱光潜把王氏的“有我之境“解释成他自己的“同物之境”即“经过移情作用”的“无我之境”。把王氏的“无我之境”解释成他自己的“超物之境”即“没有经过移情作用”的“有我之境”。这里，我们显然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朱氏强调境界的“有我”和“无我”是根据移情的“有”跟“无”来区分的，有移情的即“无我之境”（超物之境），相反没有移情的即“有我之境”（同物之境），这与王氏的说法正好相反。王氏的关于诗境界说的立脚点与出发点与朱氏的是有所不同的。朱氏的境界说从大的方面（当然在这里朱氏仅仅是想在王氏原有的说法上有所发挥，所以我们也只是仅限于本章中朱氏的观点而论，不涉及朱氏的其它著作的观点）把境界划分为“移情作用”的“有”和“无”，从而决定境界的取向与发展，亦即是他文中提到的“移情与意象”文中提到“从移情作用我们可以看出来内在的情趣和外来的意象相融合而互相影响。”又“每个诗的境界都必有‘情趣’（felling）和‘意象’（image）两个要素”，等等。这些我们都能发现朱氏的“移情说”是与王氏的《人间词话》中提到关于境界说的取舍，着眼处是有分歧的。
那么王国维与朱光潜的观点（不是所有观点，就我感觉，朱光潜的境界说与王国维有许多相似之处，起码《诗论》中的观点很多都是一致的）何以不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王氏站地高，看地却没有朱氏来的透彻明晰；朱氏看地远，站地却没有王氏来的高。所以王氏看地广阔，包罗万象；朱氏看地集中，明察秋毫。这不是高下问题，而是对学术上的取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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