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宜性-《道德情操论》读后感

合宜性-《道德情操论》读后感

  亚当·斯密，这位伟大的“经济学之父”给我们后世留下了两部毕生之作。其中之一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在《国富论》里面，斯密从英国资产阶级实践中得到启发，论述了“看不见的手”在经济中的作用，其中的基本假设便是“人是理性的，也或者说是自私的”。然而在另一本巨著中，斯密却着重强调并阐述了人们之间的“同情”，这便是《道德情操论》。   单从这里看，斯密好像有点“自相矛盾”。因为，从一般角度来说，“同情”是对他人的行为、行动以及感觉而产生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更多的表现为“利他性”。这直接否定了《国富论》里关于“人是自私”的基本假设。然而这样的理解却有失偏颇。要弄明白这里的关系，必须理解斯密这两部书的逻辑关系。其实，斯密最早着手写的正是《道德情操论》，这本书大概经历过30多年的写作，以及6次修订，可谓是作者的“百年一剑”，因此可以肯定地说，《道德情操论》是斯密哲学体系的直接反映，是斯密真正的内心思考。直到该书的最后一卷，当谈论“法律和政治的基本原理，以及它们在不同社会时代所经历过的革命”时，指出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需要阐述“正义”，而且需要阐述“法律对象”，这才引出了《国富论》的相应章节。当然《国富论》并不是《道德情操论》的子篇，不过前者确在某些部分解释了后者的相关提问，因此二者更是姊妹篇。   从写作顺序和逻辑上，我们比较概略地了解了二者的关系。那么实质上，二者真的不“自相矛盾”吗？回答这个问题，关键是对“合宜性”的理解，以及斯密所说的“自私”到底有没有限制。这里只谈谈我对《道德情操论》中的“合宜性”的理解。   举一个例子来说说我对“合宜性”的理解，顺便串联一下《道德情操论》的各个章节。   这个例子对于80后的我们很是熟悉，那就是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我想说到这里，有很多人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周式幽默的片段，并不禁一笑。这其实就是“合宜性”的体现。首先，作为导演与演员的周星驰，非得先能理解我们“笑”的感觉是对“无厘头”的赞同，然后判断电影的表演是否能达到应有效果，同时还要着重区分观众面对“恶人无厘头”和“好人无厘头”的不同感受，这样才能在不同的人物塑造上产生不同的赞同。这就是第一卷阐述的问题“论行为的合宜性”。   我身边的同龄人对这种“无厘头”都是赞不绝口，更有甚者，认为周星驰推动了幽默电影的进程，这不仅仅是从一般的角度评价一位电影工作者，而是从更高的层面，关乎“正义”的评价，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感谢周星驰。当然也有不同意见者，这些评论者包含两类，一类认为周星驰的“无厘头”没有那么大的幽默，不过是电影的一种表现而已，这些评价不褒不贬；而另外也不乏认为周星驰的“无厘头”对电影产生不利影响，这些评价却是“惩罚”周星驰的。这正是第二卷“论优缺点或报答与惩罚的对象”所说明的。   这些评价，无论如何，都是他人的外在评论。作为本人的周星驰，自己心中自会有一个标准，自然会冥想自己作品在观众眼里的感受，想必也会感觉到评论界的笔墨，这里的“标准”当是周星驰内心的情感基础，或者说“责任感”之类的东西。这正是第三卷“论评价我们自己的情感和行为的基础及其责任感”。   说到底，观众是至上的。因此，所有评论也许都不及观众的笑声更能说明问题。而这里的“笑声”也就是观众在感官上的“效用”。这种“效用”直接影响观众的评论。“笑声”大，则“效用”高，那么好的评论自然会有，反之亦然。这也是第四卷“论效用对赞同情感的影响”存在的必要性。   说到这里，似乎有个问题一直没有解释。那就是不同观众的“习惯”以及当时的时代“风气”对“同情”的影响。这是一个自然的问题。很显然，80后和父辈经历的“时代风气”不同，由此产生不同的“习惯”，这几乎直接导致不同的评论，即不同的“同情”。这个问题的解释自然在第五卷“习惯和风气对有关道德赞同和不赞同情感的影响”中得到阐述。   对于以上问题的思考，似乎总是显得孤立，因此斯密不得不思考什么是美德，以及美德相关的品质，这就是第六卷“论有关美德的品质”的缘由。   至于最后第七卷“论道德哲学的体系”。则从哲学的层面，总括了当时已有的关于道德的不同体系，这些体系各自不同，但也不乏互相影响参照。该卷更多的是从学理的角度完善。   说到这里，《道德情操论》的基本框架已然清晰。但是书中的概念，每每相近却着实不同，短短随笔断不能表清，还需认真琢磨原书。   那么，到底《道德情操论》里的“同情”和《国富论》里的“自私”是否“自相矛盾”？仅以浅识，简略阐述一番。   所谓“同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解，而是“感同身受”，也或者说是“合宜性”。“合宜”与否，当然有个“标准”。在《道德情操论》里，经常出现“居住在内心的人”一词，我认为这个“人”的评判正是“标准”。而在《国富论》里，斯密常提到“看不见的手”，这个“手”指挥着经济生活中的个体，并且在《国富论》里，斯密并没有直言“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只是后来的市场经济符合了“看不见的手”的规律，类似一个“必要条件”，但万不可当成“充分条件”来理解。这样说来，“看不见的手”的概念，或者说内涵，应该更加开阔深层。如果把“居住在内心的人”和“看不见的手”两者放在一个层面上理解，那么由前者派生的“合宜性”和由后者派生的“自私”也应该是一个层面。更进一步，如果“居住在内心的人”和“看不见的手”不相矛盾，甚至说，二者是一致的，抑或二者内涵相同，那么就更能接受斯密关于“同情”和“自私”的，貌似对立的，统一体系了。   以上皆是愚者浅识，有待对《国富论》的深入研究，进一步完善理解。但是两部书的一致性还是不可否认的，敬请斯密泉下莫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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