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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四大公子张伯驹出身豪门,半生家住天津道,最爱吃天津的煎饼
与袁克文、溥侗、张学良并称民国四大公子的张伯驹,少年时曾在天津念书,他钟爱京戏,七岁第一次听戏就在天津的下天仙茶园。他最爱吃天津的煎饼果子,近日嘉德拍卖张伯驹信札中有他的亲笔手书:“年假来京,望将空城计研究带来有所用,并望带四五个煎饼果子。”定居北京的几十年,他几乎每年都要来两次天津,回当年居住的南斜街温故,在燕园和人民公园赏海棠。少年时代,这位公子家中院内植有一株海棠,成年后每每来天津看海棠,常让他感到无比怅惘,他感慨:“风来落英满第一文库网地,如铺锦茵,余愿长眠于此,亦海棠颠也。”
张伯驹(1898—1982),字家骐,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他的父亲张锦芳是清末秀才,曾任度支部郎中。张锦芳的哥哥张镇芳无子嗣,按当时传统张伯驹被过继给伯父。张家跟袁世凯是同乡,而且张伯驹的姑姑嫁给了袁世凯的哥哥,所以两家人有一层亲戚关系。张镇芳官至长芦盐运使,把张伯驹带到天津,先是在家里念私塾,后送他到新学书院(今天津第十七中学)念书,与袁世凯之子克瑞、克权同班。新学书院在法租界法国花园(中心花园)附近,张伯驹常去附近的国民饭店吃饭。张镇芳去职后在天津做寓公,后来张伯驹的前三位夫人及独子随祖父也住在天津。
成年后,张伯驹通过家族关系在军中挂职,但不曾到职,张镇芳看张伯驹确实不是从政的料,也想让他继承自己一手创办的盐业银行,所以把他派到盐业银行任总管理处稽核。但是张伯驹对金融实业也毫无兴趣,只沉迷于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他称自己“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索性不问世事,醉心于文物字画研究。后来他做过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美术分会理事长。他做的最霸气的一件事,是把私人收藏的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杜牧《张好好诗》、范仲淹《道服赞》、黄庭坚《草书》等古代书画极品,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馆,现在这些都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民国四公子都是票友。张学良自称“戏包子”,曾得到京城“胡琴圣手”陈彦衡的传授;“红豆馆主”溥侗精于昆曲、京剧,在《群英会》中能分别演周瑜、鲁肃、蒋干、曹操、黄盖五个角色;袁克文也是出了名的戏痴,但他们都比不上张伯驹专业,张伯驹深爱了一辈子京戏,研究了一辈子京戏。
张伯驹七岁时,1905年,在天津下天仙茶园看孙菊仙主演的《硃砂痣》,他称:“当时即能学唱‘借灯光’一段。”又在同一家茶园看杨小楼的戏。他在《红毹纪梦诗注》中有诗:“油布遮车驶铁轮,端阳时节雨纷纷。飞叉大闹金钱豹,凛凛威风欲夺魂。”后注:“余七岁,随先君居天津南斜街,值端阳无雨,乘东洋车,遮油布,不能外视,车把上插黄蓝野花,以示过节。直驶下天仙茶园观戏,大轴为杨小楼《金钱豹》,亮相扔叉,威风凛凛。大喊一声:‘你且闪开了!’观众欲为夺魂。后大街小巷齐学‘闪开了’不绝。此余生平观乱弹戏之首次。至今已七十年,其印象犹似在目前也。”红武生程永龙在天津元升茶园演《古城会》《水淹七军》《刮骨疗毒》《九江口》等戏,张伯驹一场也不愿错过。
初始,张伯驹随余叔岩的琴师李佩卿学戏一年,即能彩唱。余叔岩很欣赏张伯驹,余应邀去天津演出,从北京出发,张同车前往,一路说《奇冤报》,这是余叔岩教张伯驹的第一出戏,后来又教他排练身段,穿上厚底靴,走台步,滚桌子,排完即演。
余叔岩用自己跟谭鑫培学戏时的体会启发张伯驹。有一次余叔岩问:“谭老,《天雷报》应在何时摘掉帽子?”谭说:“你要死摘帽子能死,不摘帽子也能死。”后来余叔岩才明白,凡戏都有节骨眼。《天雷报》是看到姥姥死了,还拿着二百钱,左手把钱接过,右手摘帽扔出,起范儿,走左前场。接钱就是节骨眼儿,知道节骨眼儿与起范儿,则无须再问。
张伯驹得余派真传,“每夜辄至,待宾客散尽,子夜始说戏,常三更归家。如此十年,已从余叔岩处学了近五十出戏”,却限于天赋难以登台,他嗓音条件差,据说在大舞台演唱时连前五排都听不清,因此落了个“张电影儿”的绰号,说听他唱戏像看无声电影。但他在舞台下的功夫却是泰山北斗级的。他悟性极高,古典文学诗词歌赋素养精深,对京戏的音韵有极深的研究,再加上与余叔岩交情深厚,潜移默化言传身教,一般艺人与他根本无法相比。
但张伯驹也唱戏,比较有名的有两次。他与梅兰芳、余叔岩等人在北京虎坊桥创立“北平国剧协会”,附设传习所,讲授京戏。开学典礼当晚,唱戏招待来宾,大轴合演反串京剧《八蜡庙》,梅兰芳饰演褚彪,朱桂芳饰演费德功,张伯驹饰演黄天霸,徐兰源饰演关太……其余角色亦皆反串,被戏曲界传为佳话。还有一次,张伯驹四十岁生日,当红名角演配角、他本人主演《空城计》。当年演出戏单上标榜“伟大的空城计”,余叔岩的王平、杨小楼的马谡、王凤卿的赵云、程继仙的马岱,张伯驹自己演诸葛亮。由于声势过大,演出的由头也从为张伯驹祝寿改成了河南赈灾义演。可见张伯驹在梨园行的人缘和影响力。
▲ 张伯驹与张牧石
张伯驹在天津有一好友,叫张牧石,也是梨园世家,但他并不唱戏,唯爱金石书画、诗词歌赋。50年代,张牧石参加北京“庚寅词社”与天津“梦碧词社”的活动,结识张伯驹,张伯驹非常赏识张牧石,开始书信往来。张伯驹与夫人潘素每年来津小住两次,在河北十字街张牧石家中,同吃同住。那时张家只两间半屋子,张牧石的父亲张少良夫妇一间,张牧石夫妻一间,女儿半间,张伯驹就和张牧石挤在一张床上畅谈诗词书画,潘素和张牧石妻女一起住。
张伯驹来天津主要有两件事,一是会戏友,与张少良、历慧良、丁至云、程正泰、王则昭等切磋京剧艺术,也有一些中青年演员慕名来求教或求字画,他有求必应;二是与友人到燕园或人民公园赏海棠,每每被美景锁住脚步流连忘返,晚间在张牧石家与梦碧词社的寇梦碧、陈机峰、孙正刚等人相聚填词和诗,不亦乐乎。
每到天津,张伯驹必吃煎饼果子、油条。他说:“这东西多贵重我不爱吃就不吃,这东西多便宜但我爱吃就吃。”但他并不拘泥,随心所致,也会去起士林吃西餐,再到楼下喝红茶。
2015年中国嘉德秋拍推出张伯驹专题,11件(组)作品都来自杨绍箕旧藏。2016年刚刚亮相的这批信札共五十余通,也是杨绍箕一直细心珍藏,时间跨度从1977年至1982年,恰是张伯驹人生中最后五年。
杨绍箕是天津人,算是张牧石的学生,初在张牧石家中结识张伯驹,想学戏,张伯驹让他先学诗词,读《广事类赋》,先通典故。有一次张伯驹来天津,杨绍箕抱着一台老式录音机来到张牧石家,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录了张伯驹演唱《定军山》《问樵闹府》《失空斩》等六出戏。70年代末杨绍箕移居香港,后侨居加拿大。在杨绍箕拿出的这批他与张伯驹的通信中,提到了很多张伯驹和天津的故事,是难得的历史资料。
“年假来京,望将空城计研究带来有所用,并望带四五个煎饼果子。”杨要去北京,所以张伯驹老人亟不可待,想要吃到煎饼果子的心情十分迫切。信极短,也是这批信札中最有趣的一封。
信札中记录了许多张伯驹来天津的经历。“定于星期四十二日上午直达车去天津,约十二时前后到。如有变动,十一日前当电告,不去电即无变动。请去接。只一人去,住国民饭店或牧石家皆可,但为大便方便或宜住饭店。”这段是说,张伯驹住在张牧石家里,平房没有卫生间,大便太不方便啦。所以他有时候住饭店。“录音以在津旅馆为便。约在正月十二日前去津……旅馆当以国民饭店为宜,立(利)顺德恐房间贵,且不易定也。”
他在信中也为张牧石感到惋惜。“……寄来《红毹纪梦》本,在牧石处将二年,但错字一字未改,可见其懒。牧石五十余岁,未著一本书,可谓虚度半生……”
天津戏校常邀张伯驹讲课,每次张伯驹都认真准备。“我去戏校讲学,从时间上计算:一、五月三日、四日去,住六日至七日。二、六月去,可由文化局或戏校酌定,拟讲三次。一音韵、二身段、三京剧源流探讨。”“……去津时带姜涛同去,为戏校学生可教花荡、火判。如学生愿学,可先向机峰拍曲,如有愿学卸甲封王,愿学者亦须向机峰先拍曲,我可教身段。又,南开古典小说戏曲组整理所讲不错。京剧音韵与身段亦希由其整理油印为荷。”“九月初旬回去津,仍以在戏校讲演为主,一日讲音韵、一日讲身段、一日讲京剧源流。再教三出戏。一昆曲卸甲封王,二文戏(看要求何戏),三靠背戏(战樊城或定军山)……”
张伯驹希望天津戏校能多一些师资人才,他推荐张永禄。“今日张永禄来舍,彼云他可离开北京艺校,愿回津戏校。此人会戏不少,且能昆曲。津校宜争取其回津校。你可与华粹深先生及鸿逵一谈。现师资不容易找,不可放过……”“……张永禄事你可找鲁阳(戏校副校长),如不认识他,可托人,又可找则昭和文化局王局长,说是我的意见,有用的人应当抓紧用,对戏剧传统艺术应当抢救,我看到天津戏剧后辈学习情绪很好,所以我很关心。张永禄如不早抓会被北昆找去。”
但这件事并没办成,张伯驹感到既无奈又无力,觉得自己有些多此一举。“……十一月我去津戏校讲演事,须看戏校有无需要。我不能求戏校我要去讲演。近日忽悟,只在家中写自己文稿不多事。”
这批信札中还多次提到上海京戏名家张文涓。“……九月十日前同回北京,当与黄镇部长面谈,要其约张文涓十月间到京出演,那时当再去津出演,我同去,时间较从容。如彼不到京演出,我则于十月下旬去津。”
张文涓学余派戏是借助余叔岩灌音的十八张半唱片,唱得滚瓜烂熟。70年代末,张文涓在北京上海演出,观众如潮。她给张伯驹写信请求指点,张伯驹在给杨绍箕的信中用了一个比喻:“此地无朱砂,红土即为贵耳。”又说:“但京剧角色已无硃砂,即红土也不多。”所以愿把自己所会的余派戏传给她。张文涓看信后立即从上海赶到北京拜张伯驹为师。此后她往返京沪之间,前后学了二十余出余派戏。最后张伯驹说:“文涓由于好学尊师,其不敢胡唱,虽非硃砂,属红土,乃成红角。”
▲ 张伯驹与刘海粟
1980年,天津市古典小说戏曲研究会和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戏曲小说研究室,邀张伯驹到天津作关于京剧的学术报告,张伯驹草拟了两篇文章:《京剧源流探讨》和《京剧音韵身段》。报告于4月举行,这是张伯驹最后一次来天津。
其实他仍想再来天津看海棠,在给杨绍箕的信中谈到:“……凡事皆有机,机一过去,即行蹉跎。如我说五月十日前后,或六月间去津为戏校讲演即是机,七月、八月去青岛、烟台,回来须休息,而书画债务又到,入冬不出……如去当是正月底,居留当须两个月,则海棠时不能去津矣。日月推移,年岁衰老,事皆在不能知之数。明年之行动,须看明年之情况,只看机如何而已……今日开始写信,写后即须睡眠,尚有三四封信须写。”
不能来天津看海棠,张伯驹甚为遗憾。他曾在《小秦王》四阙词尾补记:“天津故李氏园海棠成林,每岁皆与津词家联吟其下。风来落英满地,如铺锦茵,余愿长眠于此,亦海棠颠也。”对他来说,每年去天津看海棠,是怅惘的回望。那些年,除了看海棠,来天津他还必去童年住过的老城厢南斜街。他有一首《烛影摇红·记沽上》颇为感人:“何处乡关,半生家住天津道。还思歌舞旧升平,一梦斜街草。”另有《人月圆·壬子中秋在天津》:“南斜街里髫龄事,回首梦当年。焚香祝酒,听歌丹桂,看舞天仙。离乡辞土,一身萍梗,满目烽烟。依然此世,青春不再,明月还圆。”
1982年2月26日,张伯驹先生在北京病逝。
▲ 张伯驹与女儿女婿
张伯驹是民国四大公子中文化素养最高的一位,他是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研究家。国画大师刘海粟赞张伯驹为“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周汝昌后来评价张伯驹说:“我所平生见到的,文化高人很多,这样人也少少的。”他虽出身豪门,但却有清贫文人之风,不抽烟、不喝酒、不穿丝绸,不穿西装,不穿皮鞋,长年一袭粗布长衫,也不讲吃,饮食非常随意。80年代,黄永玉曾在北京莫斯科餐厅偶遇张伯驹,看他守着一盆红菜汤,面包果酱,两小块黄油,吃得坦然,“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四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缓缓隐去……”
为什么张伯驹能把自己费尽千辛万苦几乎倾家荡产收藏的绝世珍品《平复帖》无偿捐献给故宫,为什么愿意把自己在京戏方面的领悟毫无保留地教授给学生和朋友,为什么能对少年故乡念念不忘……要理解张伯驹的价值观,只需看懂这两段话——
“我一辈子就认定一个诚字,事情不做就不做,做就要做最好的。学戏我就找余叔岩,填词就学花间北宋。为什么?那个最好。”
“做事做人都要真,假的真不了,真的不能假,说假话有什么用!办事要出以公心,在大处落墨。我过继给我父亲,兼祧两房。我生父跟前又没有儿子了,于情理不合,后来我操持着给我父亲娶了一位侧室,生了儿子。按说他没儿子,我可以承受两份产业,别人看这是最上算不过的事,谁愿意做我那种傻事?我觉着对,就得这么办。”(文:何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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