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上海

我眼中的上海

去年年底去上海的时候背着红色的皮包，塞了口香糖，钱包，手机，纸笔，还有一本陈乃珊的《上海Lady》，鼓鼓囊囊。那书是几年前就买的了，都没怎么细看。当初把它从书架上拿下来只因为封面上穿着绿色旗袍的女人十分美丽，微微地笑，笑得风情万种。上海是个太有名气的城市了，我慕名而去，不但之前做了些功课，更乐意把书带在身边好打发飞机上的无聊时光。

东方航空，我的座位靠走道，身边坐了一对母子。小男孩靠着窗户约七八岁，头发柔软富有光泽，脸蛋粉嫩。坐得不安分了，便叫“Dad, Dad”。斜前方一个戴眼镜的中国男人转过脸来看着他用英文说，乖，宝贝，听妈妈的话。他随即用上海话与我身边的女人对话，吴侬软语。我转头去问她，需不需要我和她先生调个座位。她环着棕色的披肩，大波浪的发尾雍容地躺在上面，她对我说，不用了，先生带着另一个儿子坐在前面。她对我说话时语调抒缓，并报以微笑，嘴很宽大，笑容却温暖。

男孩用英文问妈妈这世界上有几家航空公司，我们澳大利亚的航空是不是很大。妈妈显然招架不住了，便从容地用上海话去回答。当时我正捧着书读到上海名媛这一节，里面极尽描写上海上流社会的女人头脑，文化如何好，让我内心羡慕又向往。再看身边的这位母亲，气质也很优雅。

在上海呆了五天。书里多次提到的百乐门舞厅，我去看了。电视上的百乐门坐落在一个十字街口，是有气势的，繁华的，热闹的。可当我在马路对面，在熙攘地人群中望着它，却从心底浮出一丝苍凉。历经岁月，它是没落了，静静地站在那里，没有什么表情地看着身边拔地而起的楼群。下午时分舞客稀少，陈旧的大厅显得寂廖，隐隐听到楼上传来一支不新不旧的舞曲。旋转而上楼梯，扶手栏杆是黯淡了的金色。顺着走上去，墙上挂着旧时影星的黑白照片，倒让搂道这不大的地方熠熠生辉。周旋俏丽，阮玲玉凄美，还有白光，媚眼如丝。暗红的绒布从我眼前的墙上垂下来，好似一块幕帘，把流逝的时间挡在外面。

夜晚站在徐家汇的天桥上向下看，交通高峰时的车子连成一条巨大的龙，通体明亮，十分壮观。不夜的天空下，灯火辉煌，这座城市如一丛繁盛的玫瑰，怒放。

从上海回来，若得若失。虽然标志性的高大建筑美伦美奂，却挤得黄浦江面不自在了。那些老旧的弄堂像危房一样在大路的角落留下，就像崭新的球鞋上分明系着根脏兮兮的鞋带，终究还是失了些风味。

出国的时候带了本王安忆的《长恨歌》，又是一个关于上海的故事，知道它还被拍成了电影，应该会好看。十一个小时的航程我没有合眼，一口气读完了。飞机着地的颠簸把我带回现实，再听到英文对话，我竟呆呆地愣了一下，十分陌生。

王琦瑶是个上海弄堂的女儿，她很美。书里没有描写她的眼她的口是怎么样的美，但我从她生命中接踵遇见的男人就可以知道了。她不张扬，那魅力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即使是在安安静静的艾丽丝公寓里，那样的屋檐是因为她而有光彩的。四十年了，从上海小姐，到官员的情妇，到普通的母亲，读到她晚年还坠入一场忘年的爱恋时，我有些替她担心了。她的脸应该是有皱纹的，胸部也失了弹性，她明明知道让那个年轻人迷恋的是旧上海华丽的气息而不是衰老的身体，却控制不了的陷入了。因为恍恍惚惚她也愿意回到那样的时光，在她的心里，那样的上海才是真正的上海，她愿意归属。

怀旧的Party，夜夜举行。舞步旋转，招来了许多好奇的人，也招来了王琦瑶的杀身之祸。当清晨的鸽子再次低低地飞过弄堂的窗外，只留下一串咕咕地叫声。

书里堆砌了大量的描写，开始我读得有些涩了，但到后来却舍不得合上。我不去想王琦瑶的爱情，她最爱的男人到底是哪个呢。我只觉得她最深的情愫是缘于上海这座城市。几十年的光阴过去了，她仍自顾自地制造假象，去追寻流逝的光景。却不知各样的变迁，早让上海改了模样。

不知为何，我想起了陈淑桦的《滚滚红尘》，“本应属于你的心，它依然护紧我胸口，为只为那尘世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历史翻云覆雨的手从上海的上空抚过，那些以往那湿润的紧紧依贴着土地的沙粒已被吹干，一碰，便随风飘散了。

想起在上海时叫的那辆出租车，我对师傅说，去百乐门。下车却发现是百乐门大酒店，问了人才知道要再走一段。这座城市的标志已经变了，文化也在改变，飞机上男孩子的英语应该会比上海话更流利吧。

《长恨歌》就放在手边，银灰色封面倒有些像上海被污染的天空。

想来有些好笑，大概只有像我这样的匆匆过客才会因了书想了解过时的风景，却不知这只是旅人的后知后觉，关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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