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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比分析
居民收入水平是直接影响市场容量大小的重要因素。居民收入水平一方面受制于宏观经济状况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国家收入分配政策、消费政策的影响。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比分析的内容，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摘 要]本文首先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来对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异做了对比。其次，从城乡产业、二元经济体系及其他体制和政策方面分析了影响城乡收入差异的主要因素。最后，从劳动力转移、金融财政体制变革、制度创新等方面提出了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因素；途径
[中图分类号]F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40-0018-02
1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对比
从纵向来看，1978—2011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都是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尤其是2001年以后，增长速度的步伐呈现出逐年加快的趋势。1978—2000年，从绝对数上来看，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最初的343.4元增加到6859.6元，增长了近20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最初的133.6元增加到2366.4元，增长了近18倍。2001—2011年，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了约3.18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了约2.95倍。（具体数据参照：《统计年鉴2012》第十章第二节）
从横向来看，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间始终存在着差距，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之间的差距有逐年扩大的趋势。从绝对数来看，二者之间的收入差距由1978年的210元扩大到1990年的824元、2000年的4027元、2011年的14832.5元。从增长幅度来看，1991—1994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速度；1995—1998年，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1999—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速度。而正是1990—1994年，1999—2009年这15年的增幅差距，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了大幅度变化。（数据来源参照：《统计年鉴2012》第十章第二节）
此外，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都呈现出递增的趋势；而且，城镇居民的家庭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农村居民的家庭人均纯收入。同时，通过对城乡收入差距图中两条收入曲线的对比可知，城乡收入曲线呈现剪刀差的趋势；这说明1978—2011年，城乡收入差距一直存在，而且城乡收入差距还在进一步的扩大。
2 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
2.1 城乡产业特性
现今，农业在农村经济结构中还是起着主导作用，农产品收入需求弹性小的特点，使得农产品的价格始终处于一个低水平的状态；同时，农产品市场价格体系的不完善、信息不完全及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因素也制约了农业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农业收入又是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渠道，因此，农业自身的特性限制了农民的收入增长幅度。相比之下，城镇的经济发展主要侧重于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第二、第三产业在GDP中的份额逐年上升，已经打破了传统农业主导国民经济的局面。因此，第一产业与第二、第三产业的非均衡性必然会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化。
2.2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由于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实施，造成了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对立的二元经济结构，为了维持城市人口的低工资与低消费，国家又陆续出台了户籍制度、粮油供应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把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分割开来，形成了城乡对立的二元社会结构。这种结构带来的经济利益的不平等，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等，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
2.3 其他体制、政策因素
城乡之间由于政府体制及政策的差异性，使得城乡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城乡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财税体制、医疗体制、高等教育及户籍、土地等方面，这主要是由政府实行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城市偏向农村的各种经济、分配、财政政策造成的。
3 提高农民收入是解决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
3.1 推进城市化进程，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
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是促进劳动力转移，通过劳动力市场的调节作用减少务农人数，增加二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因此，我们要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开发和转移空间；继续扩大乡镇企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作用，将推进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作为未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适当扩大现有城市的吸收能力；发展劳务输出；发展劳动力市场等。同时也应打破城乡分割体制，推进农村城镇化。此外创新城乡分配体制，重点向农民倾斜；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也能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
3.2 发挥政府效应，调整财政、金融体制
政府应发挥其投资导向的作用，调整财政体制和完善农村金融体制。首先，建立健全财政支农体系，压缩“黄箱”政策，增加“绿箱”政策，将对中间环节的支持转向直接生产者。其次，改革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财政体制，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的财政投入力度，实施“五个统筹”发展，以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再次，完善现有的邮政储蓄制度。政府要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激励和引导农村信用社、商业银行及其他社会资金流向农业、农村，成为资金回流农村的主渠道。最后，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建立符合我国农村实际的合作金融体系，同时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探索建立形式多样的农业保险机构，成立农业风险基金，由国家、保险公司、农民共同承担农业风险。
3.3 提高农村居民的科技素质
一方面，普及农业科学技术，我们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和办法，如广播、电视、技术手册、科技示范户、农村科技带头人等多种方式，加强对农村的广大农民进行农业科学技术普及教育，这不仅是农民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有效保证。另一方面，加强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建设加强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的组织建设，培养出一支训练有素的、相对稳定的农业科学技术推广队伍，是普及推广先进农业科学技术的重要保证。
农村社会的发展水平，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来说，具有“短木效应”的作用，即中国社会发展水平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农村发展水平。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和消费差距的基本途径是大力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应从发展农业经济、农村及农业相关制度的完善及推进城市化进程等多种渠道来寻求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有效途径。通过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降低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扩大的趋势，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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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
一、统计方法不科学
1.统计口径不一掩盖了差距程度。目前，中国有关部门和绝大多数学者在计算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程度时，只是简单地用“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比“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于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这两个指标的统计口径和范围不一致，因此，直接计算出的显性收入差距夸大了农民收入而缩小了城镇居民收入，掩盖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实际程度。
2.平均指标使用的单一性缺陷引致了高低收入差异。中国对居民收入水平的衡量主要用平均指标，但随着高收入家庭特别是少数收入很高家庭的增多,对平均数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大,平均数不断偏离中位数。如2002年浙江城镇居民有62.8％人口达不到平均收入。2004年江苏有61.6％的城镇家庭和57.6％的农民家庭收入水平在平均水平之下。
3.调查样本确定偏差抬高平均收入。
（1）调查样本缺乏代表性。现在使用的住户调查样本是上世纪80年代确定的，随着居民的收支结构变化，居民之间收入差距逐步拉大，过去确定的调查点（大、中、小城市，县城、镇、农村）以及各调查点样本户数的代表性大大降低。尤其是现有城乡住户调查不能有效反映农民工的收入情况，将常住城市本地的非农业户口居民作为调查样本的统计结果，与包括原有城市居民和农村转移到城市新居民在内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相比无疑过高。
（2）调查样本确定违背随机性原则。在对城乡居民收支调查和统计的实际中，为减少记账误差，在样本中抽取经常性记账户时，常常在愿意接受调查的居民家庭中抽取。而现实中愿意接受调查的居民家庭一般文化素质较高，在收入状况与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关系的前提下，对其记账数据处理的结果，难免抬高人均收入水平。
二、巨富增多抬高人均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个人投入的资本占第二、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实收资本总额的比重越来越大。在个人资本大幅度增加的同时，长三角地区巨富大批涌现。仅福布斯公布的2005年中国400名富豪中，长三角137位的财富可使1.3789亿长三角居民每人平均抬高1470元。
三、发展战略偏向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长三角工业化、城市化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本应把优先发展工业战略和城乡差别战略，调整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进而转向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上来，但在城市利益集团的压力下，在政策设计上却继续存在“城市倾向”。如财政支农资金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江苏1985年为12.6％，2001年降到6.6％，2004年则进一步降为4.3％。浙江2000年以来大致维持在8％左右，低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9％10％的水平。
四、分配原则偏向
在市场取向体制下，当市场追求效率时，政府本应把着力点放在公平方面，但却在宏观政策上仍向效率倾斜，继续用计划方式把资源从农村投向城市，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并即将推向两极分化境地。分配原则的偏向，实践中造成社会成员享有宪法意义上的生存与发展权在事实上不平等，突出表现就是公民受教育机会不公平和就业机会不平等,而这正是分配起点不公平的根本原因。
五、再分配措施偏向
一是个人税收调节体系不健全。现在开征的个人所得税、特别消费税和利息税调节力度十分有限，而且在征收环节上漏洞较多，征收税款占总税收的比重较小。
二是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偏向城市。从政府教育经费支出看，2006年江浙沪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分别为18.72、22.29和14.21，与2005年相比分别下降了0.35、0.54和0.03个百分点。再就浙江省来看，2006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只有2.31％，不仅与浙江2002年的2.55％相比进一步下降，而且低于2006年全国3.01％的水平，远低于《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到2000年达到4％的目标。同时短缺的教育经费在城乡间分配苦乐不均，在投入上向城市的高、中等教育倾斜。从政府对公共卫生经费支出看，不仅增长慢，而且同样偏向城市。2003年浙江各级政府对农村卫生投入只占投入总量的16.0％，城市医院则占30.3％。
六、社会保障差异
长三角地区城镇职工以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大社会保险和住房保障为主体的制度体系，几经改革已日臻完善，而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极低。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看，除政府硬性规定必须参加的失地农民和在本地企业的就业人员，一般劳动者基本都未参加。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筹资水平还远不及城镇职工医保的月筹资水平，很难谈得上是真正的医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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