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让人欢喜让人忧
一本书即将付梓。这本书在计划中是献给父亲的，我不由想起已经逝去五年的父亲，想起父亲与我过去的种种。最为难忘的一个画面是，小学二年级，一次放学后，我没有及时回家写作业，而在半道上看玩伴们打纸牌，被担水回家的父亲抓个正着。父亲揪着我的耳朵把我拖回家，罚我跪在地上反省，他问我一句话：“你是想端国家的铁饭碗，还是想一辈子当牛板儿？”（“牛板儿”在我家乡是靠喂牛、出租牛来谋生活的人）。
每当我泪流满面地想到这个场景，我就会问自己，到底是什么力量让我一个山里娃，上大学，读博士，当了大学老师，还成了中央媒体的时事观察员？
是父亲直白的“励志”吗？
不多是。小时候，这样的励志甚至让我有些反感，我理解父亲的苦口婆心，但并不赞成其中的逻辑，也不接受他描画给我的未来。
思来想去，答案应该是读书。
小时候，我的阅读经历应该算是很悲催的——家住不通汽车的小山村， 六个孩子，靠借粮度日，不可能有闲钱买书。除了从小伙伴那里蹭着看过一些连环画，多年后，我还记得自己的一次“窃书”行为。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做小学民办教师的二姐那里，“窃”到一本已经翻得卷毛的“书”（孔乙己说得好，窃书不能算偷，哈哈）。里边有一篇小说，叫《绿化树》：就此，我认识了马缨花，一个脸上长着细碎的雀斑、泼辣忠贞的女子；认识了章永磷，一个为了能填饱肚子，把学来的知识都用在怎么营造视觉误差让饭缸子里多出半勺面糊、怎么用交换原理把三斤土豆变成五斤黄萝卜的劳改释放人员。一本《资本论》是他得以活下去的精神支柱，高贵的灵魂与饥饿的身体痛苦纠结，让他在苦难中锤炼了自己的意志。从此，我知道了有一种人叫读书人；从此，我也喜欢上了读书。十余年后，我选择读中文系，这本书比“铁饭碗”的说服力可大多了。
读书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改变着很多人的命运。福楼拜的一句话道出了真谛：“阅读是为了活着”。
是啊，阅读无处不在。神农遍尝百草是在阅读世界，古人夜观天象也是在阅读世界，仓颉更是在阅读世界之后造出文字来对世界进行描摹和记录。我们每个人通过阅读自身和我们周遭的世界，来了解自身的处境。“阅读，几乎如同呼吸一般，是我们的基本功能”（阿尔维托·曼古埃尔《阅读史》）。通过阅读，人类获得了生存的可能，实现了生存的升级。
相对于时刻向外散布信息的自然与生活，书籍汇集了他人阅读的经验，成为我们认识外部世界的便捷且高效的通道。通过读书，苦难中的“章永磷们”顽强地活了下来，穷困的“张政法们”幸运地走出了大山。读书让人获得了生活的知识、生产的技能、工作的资格、创造的基础、提升的空间，也让自己成为别人阅读的对象或者阅读的通道，获得社会价值和生存价值。有阅读就有表达，有读者就有作者。生活中，我们也往往会从阅读者变成“被阅读者”。
大学还没毕业，我就已确定将从中文专业转行教播音主持。面对厚厚的一本《中国播音学》，我对编写者们充满了仰慕之情，想象着这些在书籍中存活的“大人物”是何等的“英明神武”！等到我自己数年后也成为一名播音主持专业的.教育者和研究者的时候，已经能够发现这些书中的不足，笼罩在书籍和作者身上的光环在新的视域中褪去了。再到后来，自己也一步一步地成为表达者、变成书本上打著名字印着照片的作者的时候，才切实感受到被人阅读很难，让人放心地阅读更难！
捷克诗人里尔克在他的《柏列格的随笔》里论诗的创作时有一段非常精妙的话，他说：“……单要写一句诗，我们得要观察过许多城许多人许多物，得要认识走兽，得要感到鸟儿怎样飞翔和知道小花清晨舒展的姿势。得要能够回忆许多远路和僻境，意外的邂逅……神秘还未启明的童年，和容易生气的父母……海滨的清晨和海的自身，和那与星斗齐飞的高声呼号的夜间的旅行——而单是这些犹未足，还要享受过许多夜不同的狂欢，听过妇人产时的呻吟，和坠地便暝目的婴儿轻微的哭声，还要曾经坐在临终人的床头和死者的身边……然后可以希望在极难得的顷刻，在它们当中伸出一句诗的头一个字来。”喜欢这段话，不只是因为它关注生活中最细微的触碰和感动，更因它所表露出来的对于创作的认真和负责。里尔克对诗的态度也成了我对自己、对其他作品的一种理想要求。
“让人放心”是件很难让人放心的事。
我不写诗而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知道，一个人的阅读经历决定了他的知识库，进而决定了他的思想框架、建构了他的想象空间。现代学术，一个好的研究不可能是由单一的经验构成的，而往往是多种研究的复合体。越是读书，越是发现自己的知识匮乏，越是发现书中存在着偏见和漏洞。而只有具备宽阔的视野、高远的格局、广博的阅读，才会让研究者少犯错误并更具创造力。
于是，我更加热衷于购书，曾经有几年，我至少一个月一次去到蓝旗营的万圣书园购书，站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来回就是一整天，但我乐此不疲。
直到有一天，我的几位朋友成了出版社的编辑。
分属不同出版单位的他们，常常会向我抱怨稿件质量有多差。对于学术质量，我不是缺乏判断的“菜鸟”，但以往由己推人，对作者都怀着一种单纯自然的信任。在了解了出版过程和出版现状后，我突然坠入极大的恐慌之中。想到小学时，我的语文老师把富饶的“饶”读成了“náo”，以致到现在我还经常有口误。而这样的现象如果以更加隐蔽的方式、更加严重的程度、在更大范围蔓延的话，我都忍不住汗涔涔而泪潸潸了！
我庆幸并要感谢张贤亮，他的《绿化树》当年给我的是正能量。
这是一个表达的时代。然而，众声喧哗却“让人欢喜让人忧”。
知识的普及、技术的进步，让人们有了表达的能力和表达的渠道。而“计划式科研”的压力和经济利益的诱惑，则赋予表达以畸形的内在的驱动。出书的门槛儿低了，把关的力度弱了，一时间，好像什么人都能把所思所想变成铅字、摆在图书城的书架上。出书更多地演变成了一种商业行为，而弱化了智力和学理的本质。
于是，从前俯拾皆是精品，每每“开卷有益”的景象，让位于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现状。开窗通风可以有效杀灭病菌，但窗外若雾霾重重的话，开窗还一如既往地好么？如此状况之下，出版物不见得都是优秀的精神食粮，开卷不一定有益，反而可能有害。虽然，没有什么论著是完美的，作者在书中只是提供他个人的思路而已，但作为公开的出版物，还是要讲求真实与科学，至少要提供你的逻辑和道理。错讹与蒙骗，对于初涉阅读或初涉该领域的人来说，不是“荼毒”是什么？如果说，以往给学生开书单，是为了提供专业知识框架，现在则又多了几分甄别和“防伪”的意味！
希望，也能影响当下，塑造未来。
作为一名读者，我一度感到苦恼；作为一名作者，我也曾觉得痛苦；作为一名教育者，我甚至出离愤怒。
冷静下来，用历史的眼光看，表达的愿望与满足、出版的“井喷”与普及，在知识传播的历史中也是一种进步；而问题的存在与激化，有助于人们认识到文化环境的现状，一定会有能担当的出版人、有理想的作者、负责任的管理者，发现并利用新技术、新思维、新制度对其加以校正。毕竟，当知识不再神秘时，文明已然进步。当知识不被垄断时，文化必然普及。对芜杂的知识进行鉴别和筛选，与先贤们面对莽荒的万千世界从中发现规律和方法，实质相同，不过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罢了。
一念通达，豁然开朗。
以乐观的心态面对现实，以行动之精神处理问题，未来也将趋好向善。没有这样的信念，书又读到哪里去了？
（张政法，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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