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决策的中国辩证法、“易”管理理论与管理学中国学派

时间：2023-04-30 23:39:56 资料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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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辩证法与西方辩证法有很多可比性，然而它们最初目的是不同的，西方辩证逻辑着眼于抽象的“存在”的本质，而中国式逻辑着眼于一般事物的变化发展过程。西方辩证法距离实际的管理决策甚远，而中国辩证法则是管理决策的一种重要思维方式。尽管中国辩证法不遵循严格的形式逻辑，但在管理决策中非常有用。中国辩证法的本质是一种图式理性。以中国辩证法为基础的管理理论可以称之为“易”管理理论（Change Theory），“易”管理理论可以成为构建管理学中国学派的基础。

管理决策的中国辩证法、“易”管理理论与管理学中国学派

关键词：中国辩证法；图式理性；“易”管理理论；管理学中国学派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9-0221-02

一、中国本土管理：中国特色情境、中国特色组织、中国特色文化、中国特色行为与中国特色思维

近年来，有关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呼声日益高涨，相应文献与日俱增。笔者将学术界对中国本土管理的研究梳理为如下几个视角：

1.中国特色情境。持该视角的代表人物是著名学者徐淑英。徐淑英将中国特色情境及其研究定位为“情境化研究”，并指出情境化是本土化研究的关键因素。她认为，情境包括特定研究所处的物理的、政治和法律的、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经济的环境以及组织环境。情境化研究包括嵌入情境研究和特定情境研究，嵌入情境研究利用国家层面的特征（如文化、政治或经济系统）的差别作为先行变量或调节变量，来解释不同国家中的组织个人现象的差异；特定情境化研究关注新情境下的现象。

2.中国特色组织。学术界持该视角的代表人物是罗家德等。罗家德在国际学术界对GUANXI（关系）的基础上，结合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圈子理论”。在此之前，黄光国将中国人的关系类型划分为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工具性关系；杨国枢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按照亲疏程度分为三个类型，依次为家人关系、熟人关系与生人关系，与之相对应的关系原则是“讲责任”、“讲人情”与“讲利害”；许烺光提出“情境中心理论”，指出中国人会把圈内人和圈外人区别开来，圈内与圈外会有不同的行为法则。

3.中国特色文化。跨文化研究大多持该视角，代表人物包括霍夫斯泰德、蔡安迪斯等人。霍夫斯泰德为了方便跨国公司的人事管理，编制出了一套测量工作态度与价值观的量表，得到不同文化之间差别的4个向度：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化/女性化；权力距离；不确定规避，在这4个向度上，他所研究的40个国家各有其位置。

4.中国特色行为。“家长式领导”是该视角下研究的代表性成果。郑伯埙在SILIN，REDDING，WESTWOOD的基础上，提出华人领导行为中“权威”“仁慈”和“德行”三者共存的中国特色行为。

5.中国特色思维。持此视角的代表人物是陈明哲和李平。陈明哲1996年在AMJ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首次提出“Chinese as a way of thinking”；李平则提出以易经中的“阴—阳”思维诠释中国本土管理。

二、形式逻辑、辩证逻辑、中国辩证法与管理决策

管理决策通常是一个形式逻辑过程，包括识别问题、选择能解决问题的方案到评价决策的效果，是一个严格的从前提到推理再到结论的形式逻辑范式，它假设前提合理、推理符合规范，则结论正确。形式逻辑的基础是概念，形式逻辑的概念必须在整个推理过程中遵循同一律，同一概念有同一含义，即A=A。显然，从人们对于概念的把握来说，形式逻辑是非常自然的。

西方哲学史上，辩证逻辑的代表人物是黑格尔。在辩证逻辑中，对立的一方都是自我否定的，在辩证逻辑看来，万物转化的根据在它自己，它总是要和自己不同，即所谓“差异的内在发生”。辩证逻辑表面上不服从于形式逻辑，在辩证逻辑中对立的每一方都是自我否定的，但它为什么会自我否定？为什么对立的一方会“内在地”向另一方转化？邓晓芒曾指出，在黑格尔体系中，这个问题没有为什么。辩证逻辑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是一种存在论和本质论，它涉及到哲学上“存在”的本质，属于哲学上的终极问题。在西方传统中，辩证逻辑实际上并未用于日常生活与实践。

中国式辩证逻辑则不同，它广泛地应用于中国人的生活与实践之中。中国式逻辑与西方辩证逻辑有很多可比性，然而它们最初的目的是不同的，西方辩证逻辑着眼于抽象的“存在”的本质，而中国式逻辑着眼于一般事物的变化发展过程。中国式逻辑可以提升到“存在的本质”的高度，但西方辩证逻辑却很难通俗化地解释一个具体现象的变化发展，如植物的生长、四季的更替等。黑格尔辩证法设定一个自我开始、自我离异、自我特性化的理性过程，而中国传统思想则不存在西方这种绝对精神的概念思维方式。

根据田辰山的考察，将中国式逻辑与辩证逻辑混同起来，可能肇始于蔡元培的译介。虽然是日本首先使用辩证法翻译黑格尔哲学中的“dialectics”，但蔡元培在描述辩证法时使用“太极”作了类比，译文说，“结合此正反两者为摄论。而一变化及其此摄论之又生矛盾也，而又结合之，而又一进化，如是递相反正，递相结合，以驯达于太极无对之地位。”田辰山指出，我们通过蔡元培译文所看到的，其实是一种迥异于西方思维的、属于中国的独有的世界观。本文也将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称之为“中国辩证法”。

由以上讨论可知，西方辩证逻辑距离实际的管理决策甚远，而中国辩证法则是中国人管理决策的一种重要思维方式。

三、中国辩证法、图式理性与“易”管理理论

经典管理理论将决策看成一个理性的过程，认为管理决策是在具体约束条件下理性做出一致的、价值最大化的选择。完全理性的决策过程通常包括界定决策问题、确定决策标准、确定决策标准的权重、拟定备选方案、分析方案、选择最佳方案、实施决策方案、评价决策效果等步骤。西蒙首次对完全理性模型进行了修正，提出著名的“有限理性”理论。但是有限理性仅仅强调了决策中的限制因素，没有强调人们基于预测、经验等的积极的导向因素，因此，笔者提出了在复杂环境下的“图式理性”概念。　　中国辩证法的本质是一种图式理性。中国辩证法着重于解决事物发展运动的源泉、方向与可能性。形式逻辑中概念具有同一性，即A=A，在没有其他条件和因素的作用下，自己是无法转变的。因此，形式逻辑中的概念是“自我关闭、自我满足的、有限和静止的”。形式逻辑在说明事物是如何从A过渡到非A的时候必须援引其他非自己的因素，这当然是正确的。然而，对于人们的思维过程而言，每一次都要寻求转化的特定因素，是一件非常繁复的事情，这导致严苛地使用形式逻辑会使管理决策过程具有一种“不自然的刚性”。

在本文看来，中国辩证法的实质是一种概率论，中国古人通过无数次的生活观察得出了对立面往往会相互转化的经验规律，例如福祸、通塞、刚柔等经常会相互转化，便得出万物都会向对立面相互转化的原始哲学思维。然而，这种哲学思维并不是严格的，它只是解释了某种广泛存在的可能性，福祸、通塞、刚柔等的转化并不必然。若从逻辑的角度来看，中国辩证法类似于一种不太精确的模态逻辑。

然而，尽管中国辩证法并非严格的逻辑，但在管理决策中却非常有用，它有时候不假外部因素的思维方式使得决策者会集中精力于事物变化的可能性。仍以福祸、通塞、刚柔为例，“福”在很多情况下会转化为“祸”，“通”在很多情况下会转化为“塞”，它提示管理者必须充分重视这种转化的可能性，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可能转化，虽然这种转化目前还没有形成，而形式逻辑则不具备这种预测思维。

总之，中国辩证法本质上是一种图式理性。这种图式理性不仅来自于决策过程中信息的不完全性，即限制性因素；这种图式理性还带有强烈的决策导向因素，即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对变化、转化的提前预测。管理决策中的中国辩证法简化了思维决策过程，加强了决策的预测性，使得管理决策具有更高的效率。以中国辩证法为基础的管理理论可以称之为“辩证管理理论”，然而，由于前述辩证的英文“dialectics”在中西语言中存在歧义，考虑到中国辩证法的源头在于易经、易传与易学，因此，笔者将中国辩证法应用于管理实践称为“易”管理理论（Change Theory）。

四、“易”管理理论、管理学中国学派与本土管理

从以上所述中国辩证法的本质来看，其中的“福祸相倚”“通塞转化”并非是中国特色的“情境”，它是人类决策中普遍使用的预测、图式导向等元素的体现。人类决策中的这种普遍现象在古代中国最早得以全面研究而成为一门系统性的知识，这就是中国辩证法。中国辩证法体现在管理领域就是“易”管理理论。

以中国辩证法为基础的“易”管理理论，可能形成“管理学的中国学派”。不同于“情境化研究”，管理学中国学派并不着眼于与西方不同的所谓“中国情境”，它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的”，然而它探讨的管理现象与机制自一开始就是普适的；以中国辩证法为基础的管理学中国学派也不同于跨文化研究，它不刻意追求东西方的对立，它甚至寻求一种在中国辩证法基础之上的东西方统一之道。鉴于此，中国辩证法不是陈明哲所提出的“Chinese as a way of thinking”，而是“Human as a way of thinking”。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管理学中国学派既是“本土”的，又是一种“普适”的管理理论。

参考文献：

[1] 吕力.企业经营管理哲学：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图式理性[J].经济研究导刊，2012，（3）：33-34.

[2] 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 邓晓芒.邓晓芒讲黑格尔[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王玉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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