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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施故里一奇人
越国古都诸暨，秀水灵山，名人奇士辈出。古有王冕（元代大画家）、杨维桢（元代书法家），陈洪绶（明末清初著名画家），良价禅师（唐代高僧）；今有赵忠尧（中国核物理奠基人）等11名中科院、工程院两院院士，何燮侯（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何东昌（原教育部部长）、黄奇帆（重庆市市长）、张仕波（北京军区司令员）、何占豪（著名音乐家）、钱惠丽（国家一级演员）等，杰出人才星汉灿烂，遍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各个领域……
如今，西施故里苎萝山麓，又出了一位奇人。此人姓吴名海京，生于1977年，诸暨陈宅镇开花村人。现为诸暨市委政法委青年干部。就是这个年轻人，做出了一件人们不敢想、不敢做、也不愿做，令一些皓首穷经大半辈子的学者们欷歔不已的惊天动地的大事……
于无声处听惊雷
2013年初，一个惊人的消息在诸暨乃至浙江全省不胫而走——用文言文记述北宋至清朝宣统三年，凡953年、共338卷（其中宋纪117卷、元纪36卷、明纪85卷、清纪100卷）、430万字的皇皇巨著《资治通鉴续纪》在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让人吃惊的是，这部巨著的作者就是年仅36岁，平时不声不响，专注于本职工作，极少请假，从未与人谈及自己正在著书立说之事的吴海京！
这真是“于无声处听惊雷”。这个“突发事件“震惊了中国史学界、社科界，在全国各地激起巨大反响。同年7月31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5000字长篇通讯《吴海京：著书的故事》——为介绍一个普通青年写书的事迹作如此高规格的报道，在这个中央级大报还是头一遭！
半个多月后的8月16日，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和浙江省社科界的十多位学界翘楚专程赶到诸暨市，参加由绍兴市社科联、诸暨市委宣传部和《光明日报》社记者部联合举办的《资治通鉴续纪》研讨会……
学界出版专著，本是平常之事，年纪轻轻的作者出版有分量的专著的事也绝非凤毛麟角，那么，这部书的出版缘何会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呢？
只要对该书的写作难度及其蕴涵的社会价值进行一番估量就不难明白个中的原因了。
该书的难度之高及工程量之大前所未有。众所周知，北宋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是一部伟大的历史巨著，它记述了从公元前403年（战国时代）至公元959年（五代后周）凡16朝1362年的历史。所用史料浩瀚而赅博，语言精练，文笔优美，取舍得当。作为大宋重臣的司马温公（时任枢密副使，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其影响力和财力不言而喻，为完成这样一部浩大的文化系统工程，司马光前后得到两朝皇帝的支持。皇帝不但专门为其设置了书局，还给他配备了刘攽、刘恕、范祖禹等五名助手（其中一位是兵部尚书），这些人都是当时的学界翘楚。司马光为专心著书，还辞去了枢密副使之职。六人齐心合力，历时19年，方才完成此项工程。事后，司马光在上书皇帝时称自己是“臣之精力，仅于此书矣！”可见其工程之浩大与艰辛。如今，吴海京面对的是与《资治通鉴》相当的工程量。而且，既然是《资治通鉴》的续作，那么，无论是体例、语言、文笔、章节分割，还是史料的取舍、叙事的风格都要与《资治通鉴》相一致……这对于既非历史专业出身，又从未系统地学习过古汉语，且没有任何团体与个人的支持、协助（当时没人知道他在业余时间从事如此艰辛而高难度的工作）的年轻人来说，要完成如此鸿篇巨制，岂非天方夜谭？然而，吴京海硬是凭一己之力，穷十年之功，七易其稿，用文言文独立完成了这项浩大的文化系统工程。如此宏业，怎不令人震撼？
再说这部书的价值。毫不夸张地说，它的价值可以用“无可限量”四个字来形容。《资治通鉴》面世以后近千年间，虽续作多多，如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清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夏燮的《明通鉴》等等，但这些续作的质量与《资治通鉴》相去甚远。不是记载太过繁冗（《续资治通鉴》记载宋、元两朝近400年历史，字数就多达三百余万，这与《资治通鉴》追求简练以适合皇帝阅读的宗旨是不相符的），就是史料缺失严重，人物脉络不清（《明通鉴》对北元、女真族活动的记载都是只言片语，遗漏了很多重要史料）。从可读性来说，由于其文辞不美，读起来枯燥乏味，这与《资治通鉴》优雅的文笔无法相比。再是上述续作史事叙述错误较多，缺乏考证，特别是在叙述两国战争、外交、往来史事时，往往仅据一国史料，而没有作全面综合的分析……
正因为众多续作质量不高，导致自宋至清近千年的历史没有一部一以贯之的系统编年体史书，而吴海京的《资治通鉴续纪》记述了自宋至清953年的历史，全书与《资治通鉴》一脉相承，以年为纲，以事为目，取其关系“国家盛衰、生民休戚”的重要内容连贯成篇。其体例、语言、文笔、章节分割以及叙事风格、史料取舍，一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很难看出是出于今人之手。
这部续作将散布于“二十四史”及其他各类史料中自宋至清的历史以一部书的形式集中体现。本书通过统筹、考证、辨析，理清了自宋至清这段历史的脉络，条理清晰，读者通过阅读这样一本书就可以通晓自宋至清近千年的历史，而不必去翻阅汗牛充栋的史料。此书完全可以作为一种工具书来使用，读者在引用史料时可直接拿来使用，对专家治史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资治通鉴续纪》的出现，使我国自战国至清末2200余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无缝对接。此书不仅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而且具有较深的文化传承意义。所以，它的出版，在学界引起强烈的震动就不足为奇了。
奇人之苦乐观
自震撼学界的《资治通鉴续纪》出版以后，人们多称吴京海为“奇人”。“奇”者，罕见而特殊也。吴京海的确是一个罕见而特殊的人物——
首先是胆子奇大，胆识过人。司马温公何许人也？《资治通鉴》又是何等著作也？吴京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却敢于独扛一鼎，利用业余时间，仅十年就完成等量工程，与千年之作交相辉映，并立于世，说其胆子奇大，实不为过。再者，《资治通鉴》问世近千年，续作不断，洋洋洒洒，蔚为大观，但吴京海却能“慧眼识拙”，揭其弊端，毅然重起炉灶，并成功地另辟蹊径，堪称胆识过人。 奇人更奇处，在于其与众不同的苦乐观。
自幼嗜史如命，文史功底扎实的吴京海当然明白要续写《资治通鉴》是一项何等艰巨的工程，要实现这个理想，要耗费多少精力，付出多少代价，而且最后能否被社会承认还是个未知数。但他还是“自找苦吃”，毅然决然地踏上漫漫征途。
上路易，走到底就难。
毕竟，写历史不是写小说，可以天马行空，发挥无限的想象力。编史需要严谨，必须字字有出、例例有据。
这就需要有大量的参考资料。但史海茫茫，漫无边际，要撰写自宋至清近千年的历史，需要多少史料啊！其浩繁程度远超《资治通鉴》。但吴京海不畏艰辛，通过多方寻觅，再加上自己原有的积累，搜集到两百多种史料。当他得知最有价值的如大明、大清二朝实录，平时都深藏于博物馆之中，累累上亿字，包含了很多最原始的资料，一般人根本无法接触到，他想方设法，借助先进的电脑技术，找到上述史料，从而获得了很多正史所没有记载的第一手资料……
史料中，各种记载多如牛毛。有很多史料对同样一件历史事实就有不同的记载，甚至是正史也有很多相互矛盾、记载不一的地方。史料的爬罗剔抉，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浩瀚史海，搜寻难，取舍更难。要达到《资治通鉴》的境界谈何容易！但历史真相只有一个，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将前后史实连贯一致，是吴京海所孜孜以求的。如《宋史》中多处提及金国有位将领叫“郎君鹘眼”，而这名字在《金史》中根本找不到。另一本杂史《三朝会盟会编卷》中曾提到鹘眼是金国名将完颜娄室之子，真名叫呼纽。再来翻看《金史》，娄室有三子，分别是活女、谋衍、石古乃。谋衍、石古乃年纪较小，其事迹与《宋史》不相符，而活女的事迹则能与《宋史》对应起来。所以，宋史所称的鹘眼，应该就是活女。再例如，蒙、金间的野狐岭之战是一场蒙古倾其国力，以十万大军攻击金兵四十万的大战，直接关系到两国的兴衰成败，其重要程度不亚于赤壁、淝水。可对这场战役的记载，《金史》中仅片言只语提及，《元史》只零星散布于几个人的列传之中，且还记载不一。吴京海只有通过综合各种史料，细细地推敲战役发生前后的历史事实，最后通过各类考证去还原这段历史，从而使这场被尘封多年的大战役能重新展现在读者眼前……
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遨游，辨别、考证、过滤、去芜存精，发掘历史的真相；构思、品味、归纳、整理、提炼，找到最佳的语言表达形式；初稿形成以后，吴京海又花了近两年的时间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通读、校对、补充、修订……
青灯照壁，冷雨敲窗。推掉一切应酬，摒弃一切娱乐活动乃至放弃天伦之乐的享受。八小时工作之外，一头扎进故纸堆中，全身心投入，“闭门造车”，长年累月过着一种苦行僧式的生活（其妻实在受不了这种生活，带着女儿与他离了婚）。一个二三十岁的小青年，为著一部书，冷板凳一坐就是十年，在人心浮躁、急功近利、诱惑多多的当今社会里，实乃奇事一桩。然而，吴京海不以为苦，反而是乐在其中。他这样描述自己近十年来的心路历程——
下班回家，吃过晚饭，泡上一杯清茶，坐在书桌前，打开电脑，一字一句慢慢地编写……这不是一个吃苦的过程，而是一种享受。“此间乐，其乐无穷”。每当我坐在书桌前，心里总会感到一种春风拂柳般的坦然，一种超脱于世俗之外的宁静。当书稿在我手下慢慢地拓展时，觉得自己也逐渐地融入到自己所写的那段历史中去了。当写到司马光为了坚持自己的信念，放弃做枢密副使，以垂老之年隐居洛阳，潜心编撰《资治通鉴》时，我似乎能感觉到自己就在司马光身边，与之把酒笑语，一起讨论历史问题，一起讨论编写体例；当写到岳飞进兵朱仙镇，宋高宗十二道金字招牌将之召还，我似乎看到了万千中原百姓跪在岳家军前请求其不要离开，“哭声震野”的场景，不禁欷歔不已；当写到成吉思汗的铁蹄驰骋于花剌子模，千千万万的柔弱百姓惨遭蒙古人无情屠杀时，我仿佛能看到那些孤儿寡母绝望和无助的眼泪；当写到明孝宗以六岁之龄初次认父，胎发没剪，“发披地，走投上怀”之时，我又流下为人父母的怜爱之泪；当写到南明遗臣瞿式耜拒绝清朝招降，慷慨赴义，二十年不见雪的桂林，“是日雪霰大作，天打雷电，空中震击者三，远近称异”之时，我不由潸然泪下；当写到康熙之世，君明臣贤，“士敦诗礼，民安耕凿”，我不由得悠然神往……
这就是奇人不同凡响的苦乐观，也是奇人的成功之道。
千里马幸遇伯乐
世上到底是先有千里马，还是先有伯乐？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在《马说》中开宗明义：“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此说一出，引来千年争议。一些自诩“唯物主义者”的人更是嗤之以鼻：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不论有无伯乐，千里马总是客观存在着的，堂堂大文豪，怎么连这个也不懂？
如此高论，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千里马与伯乐孰先孰后，吴京海的例子最能说明问题。
《资治通鉴续纪》成书以后，吴京海曾向国内几个在文史出版方面比较知名的出版社投过稿子，说明了来意，并表示愿意自己出钱出这本书。但无一例外，都被这些出版社拒绝了。原因只有一个：这本书没有任何的市场价值。这使作者感到绝望，仿佛自己的作品成了一件白送上门甚至倒贴钱都无人肯收的一堆垃圾。
但吴京海是幸运的。在这关键时刻，他的第一个伯乐出现了，他就是作者所在的单位——诸暨市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杨永水同志。当他得知作者想出书并了解了书的基本内容后说：“你尽管放心，出版费用你不用担心，我帮你去拉赞助。”后来通过他的“游说”，浙江东方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王澍先生明确表示愿意资助作者。正因为有杨书记的这句话，不但给作者解决了资金方面的困难，而且还给作者带来了信心和希望。市政法委其他领导及诸暨市的四套领导班子，还有社科界的众多专家学者知道此事后，都全力予以支持。吴京海由此明白，这个社会并不是只有金钱和铜臭，也有人始终默默地在坚持资助文化事业而不求任何回报。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他通过网络，找到了北京点击成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与该公司老总吴光利接触交谈之后，吴总表示，这本书虽然市场效益不好，但价值很高，他愿意代理出书。当时，因为考虑到这本书销售量可能会很有限，所以决定把书都赠送给一些知名学府及图书馆。
吴光利可算得上是吴京海的第二个伯乐。
于是通过吴光利，作者与中国文史出版社达成了出书协议，当作者把书稿交给中国文史出版社时，第三个伯乐出现了——他就是该出版社的马合省编辑。马编辑慧眼识英才，经过审稿，他认为该书有一定的价值，因此建议作者先不要赠送，可以走走市场，马编辑还通过努力，把这本书列入了2013年的出版社推荐目录。
伯乐一个接一个地出现，终使《资治通鉴续纪》一书于2013年3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众多的伯乐，那么，《资治通鉴续纪》价值再高，也只能埋没于尘土之中；吴京海这匹千里马再能跑，也只能“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没有伯乐就没有千里马，又何来“先后”之分！
盛世修史，吴京海辈得其所哉！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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