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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
摘要：《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作者王实甫，元代著名杂剧作家，大都(今北京市)人。他一生写作了14种剧本，《西厢记》大约写于元贞、大德年间(1295～1307)是他的代表作。这个剧一上舞台就惊倒四座，博得男女青年的喜爱，被誉为“西厢记天下夺魁”。历史上，“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这一美好的愿望，不知成为多少文学作品的主题，《西厢记》便是描绘这一主题的最成功的戏剧。
关键词：起源 爱情 现实主义 反封建 有情人终成眷属 文辞华美 杰出的戏曲
《西厢记》是我国文学史和戏曲史上的一部杰作，它诞生于盛产戏曲的元代，这部作品以深刻的反封建礼教的思想性和精湛优美的艺术性赢得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喜爱。作品里描写的崔张爱情故事简直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而作品的艺术风格，尤其是它那璀璨优美的语言艺术，更令历代各阶层人士，包括自视甚高的历代文人墨客都为之扼腕赞叹不已。正是由于这部作品的出现，作者王实甫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语言艺术大师。这位来自社会平民阶层的人士与当时另一位戏曲大师关汉卿齐名，其作品全面地继承了唐诗宋词精美的语言艺术，又吸收了元代民间生动活泼的口头语言，并将它们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创造了文采璀灿的元曲词汇，成为我国戏曲史上所谓“文采派”的最杰出的代表。明朝初年著名戏曲评论家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称《西厢记》：“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
说起《西厢记》，人们一般会想到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殊不知，崔张故事，源远流长，最早见于唐代著名诗人元稹所写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莺莺传》写的是元稹自己婚前的恋爱生活，结果是张生遗弃了莺莺，是个悲剧的结局。这篇小说不过数千字，却情节曲折，叙述婉转，文辞华艳，是唐代传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此后，故事广泛流传，产生了不少歌咏其事的诗词。到了宋代，一些文人直接以《莺莺传》为题材进行再创作，现在能看到的有秦观、毛滂的《调笑转踏》和赵令畦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这些诗词，对莺莺的命运给予了同情，对张生始乱终弃的薄情行为进行了批评，但故事情节并没有新的发展。
当《莺莺传》故事流传了400年左右的时候，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问世了，这就是所谓的“董西厢”。董解元，金代诸宫调作家，他性格狂放不羁，蔑视礼教，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化修养，并对当时的民间文学形式如诸宫调非常熟悉，喜欢写诗作曲。其长篇巨制《西厢记诸官调》，是今存诸宫调中惟一的完整作品。 “董西厢”是在《莺莺传》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以第三人称叙事的说唱文学。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远远超过前人。它对《莺莺传》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作了根本性的改造，矛盾冲突的性质衍变成了争取恋爱自由婚姻的青年男女同封建家长之间的斗争;张生成了多情才子，莺莺富有反抗性;故事以莺莺偕张生私奔作结，使旧故事开了新生面。董西厢随着情节的增加，人物的感情更为复杂、细腻，性格也更为丰满。在文字的运用上，作者既善于写景，也善于写情，并善于以口语入曲，使作品更为生动和富于生活气息，艺术性较前有较大提高，为王西厢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董西厢”在艺术上尚嫌粗糙，对爱情的描写也尚欠纯至，还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到了元代，随着都市经济的繁荣，戏剧更加发达起来，这时，大戏剧家王实甫在“董西厢”的基础上把崔张故事改为了杂剧，这就是我们今天普遍看到的《西厢记》。
“王西厢”直接继承了“董西厢”，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男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上，王实甫不仅写出了张生的痴情与风魔，更写出了张生的才华，以及张生的软弱，使他成为封建社会中多情软弱的才子的代表。剧中聪明、伶俐、热心、正直的丫鬟红娘，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在后来的剧作中一再出现，取得了远较莺莺为重要的地位。同时，《西厢记》在中国戏剧史上首度成功刻画了爱情心理，是戏剧史上一部直接描写爱情心理的作品。其对矛盾冲突的设计也足以示范后人。全剧以莺莺、张生、红娘与老夫人的矛盾为基本矛盾，表现崔张与家长的冲突;以莺莺、张生、红娘间的矛盾为次要矛盾，由性格冲突推进剧情，刻画人物。这样一种对冲突的组织，对古代戏曲中是很值得称道的。
“王西厢”与“董西厢”的故事情节大略相同，但题材更集中，反封建的思想倾向更鲜明，又改写了曲文，增加了宾白，剔除了一些不合理的情节，艺术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作为我国古典戏剧中的一部典范性作品，其规模之宏伟、结构之严密、情节之曲折、点缀之富有情趣、刻画人物之生动细腻等，不仅前无古人，而且超过了元代的其他剧作家，正因为如此，元代贾仲明在《凌波仙》称：“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西厢记》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古典戏剧名著，它叙述了书生张君瑞和相国小姐崔莺莺邂逅相遇、一见钟情，经红娘的帮助，为争取婚姻自主，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禁锢而私下结合的爱情故事，表达了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满和反抗，以及对美好爱情理想的憧憬和追求。几百年来，它曾深深地激励过无数青年男女的心。即使在今天，作品中的主题思想和艺术形象，仍然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认识。
《西厢记》和《西厢记诸宫调》相比，在思想上更趋深刻。它正面提出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主张，具有更鲜明的反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主题。首先，《西厢记》歌颂了以爱情为基础的结合，否定封建社会传统的联姻方式。作为相国小姐的莺莺和书剑飘零的书生相爱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以门第、财产和权势为条件的择偶标准的违忤。莺莺和张生始终追求真挚的感情。他们最初是彼此对才貌的倾心，经过联吟、寺警、听琴、赖婚、逼试等一系列事件，他们的感情内容也随之更加丰富，这里占主导的正是一种真挚的心灵上的相契合的感情。其次，莺莺和张生实际上已把爱情置于功名利禄之上。张生为莺莺而“滞留蒲东”，不去赶考;为了爱情，他几次险些丢了性命，直至被迫进京应试，得中之后，他也还是“梦魂儿不离了蒲东路”。莺莺在长亭送别时叮嘱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她并不看重功名，认为“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即使张生高中的消息传来，她也不以为喜而反添症候。《西厢记》虽然也是以功成名就和有情人终成眷属作为团圆结局，但全剧贯穿了重爱情、轻功名的思想，显示出王实甫思想的进步性。
《西厢记》最突出的成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莺莺传》的主题思想和莺莺的悲剧结局，把男女主人公塑造成在爱情上坚贞不渝，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并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得到美满结果的一对青年。这一改动，使剧本反封建倾向更鲜明，突出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主题思想。在艺术上，剧本通过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来完成莺莺、张珙、红娘等艺术形象的塑造，使人物的性格特征生动鲜明，加强了作品的戏剧性。《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剧的现实主义杰作，对后来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戏剧创作影响很大，《牡丹亭》、《红楼梦》都从它那里不同程度地吸取了反封建的民主精神。
大凡读过《西厢记》的人都觉得这部剧作的语言文字很美，让人有一种感觉，就好像走进一座迷人的语言艺术宝库，觉得异彩纷呈，目不暇给，如珠似玉，叹为观止。《西厢记》的曲词华艳优美，富于诗的意境，可以说每支曲子都是一首美妙的抒情诗。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通过林黛玉的口，称赞它“曲词警人，余香满口”。这部剧作包涵着多种不同风格的艺术语言，而又不留雕琢痕迹地融合为一体，浑然天成。
古典戏曲发展到元代，可以说是迈上了一个高峰，唐诗宋词元曲，世人皆言，说明元曲与唐诗宋词一样，都是代表一个朝代的珍品，这与其语言艺术的成就是分不开的。元杂剧分为本色派、文采派两派。本色派以朴素无华，自然流畅为语言特色;文采派则以词句华丽、文采璀灿为特点，并十分注意修饰词语，有很好的修辞技巧。关汉卿是本色派的语言大师，王实甫则为文采派的杰出代表，其代表作《西厢记》堪称文采派的典范。这部作品在艺术上几乎是完美无缺的，其文辞之华丽、故事之曲折、文笔之细腻、人物之传神均属一流。“文辞华丽”是《西厢记》语言艺术的特色。
《西厢记》是中国古典戏曲乃至整个古典文学创作领域的一部杰作，它深邃的思想内容和精妙的艺术风格使这部作品七百年来一直雄踞“一流”的宝座。作品的艺术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品的语言艺术，可以这样说，运用什么样的语言，作品就具有什么样的艺术风格。《西厢记》的语言艺术是无与伦比的，它继承了唐诗宋词精美的语言艺术，吸取了这些古典诗词的精华，又吸收了当时(元代)民间生动活泼的口语，经过提炼加工，博取众长，从而形成自身华美秀丽的语言艺术特色。所以《西厢记》的语言艺术既丰富多彩，又极有文采风华，两者完美结合，而且通俗、合律、自然流畅，代表了中国古典戏曲“文采派”语言艺术的最高成就。
篇二：
记得第一次读《西厢记》的时候，是在高中的语文课本里。在课业繁重的高中生活和内容乏味的语文课本里，读到《西厢记》中“长亭送别”一段，看到“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看到“淋漓襟袖啼红泪，比司马青衫更湿。伯劳东去燕西飞，未登程先问归期。虽然眼底人千里，且尽生前酒一杯。未饮心先醉，眼中流血，心内成灰。”又看到“见安排着车儿、马儿，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气;有甚么心情花儿、靥儿，打扮的娇娇滴滴的媚;准备着被儿、枕儿，则索昏昏沉沉的睡;从今后衫儿、袖儿，都h做重重叠叠的泪。”由此，渐渐体味到阅读的享受，之后开始了对古代诗词歌赋的深入阅读。
《西厢记》实则是两个有情人冲破思想教化，古代世俗观念和封建家庭主义的桎梏，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故事女主角崔莺莺在随母亲扶相国灵柩回家乡安葬，途经普救寺，遇秀才张珙，两人情投意合，又因秀才救下差点被逼迫做他人压寨夫人的崔莺莺而能够娶其为妻。后因崔母反悔，红娘撮合，几经波折，最后张生中状元，娶得美人归。
人们每读一部作品，首先关注的便是它的故事情节，其次研究的是人物形象分析。这里，读者记得更多的是英俊潇洒、才华出众且富有胆略的张生，和多才多艺，秉礼多情且敢爱敢做的崔莺莺，往往会忽略了红娘这个角色。
在当今，“红娘”二字已然是情感搭线人，媒人的意思。在我看来，红娘这个人物确是《西厢记》中最具个性色彩的人物。红娘是这部作品中一个"喧宾夺主"的角色，作为"才子佳人"故事的次角，她的形象却较崔莺莺与张生更加生动逼真。红娘不仅具备了小丫头的乖觉、能说会道、性格爽朗、讨人喜欢的特征，且她有坚定的立场、爱憎分明、富正义感、敢于斗争、智勇双全。在这场自由观念左右的婚姻中，红娘自始至终是主导斗争进行的重要人物。
首先，红娘是正义的，极具反叛精神。崔、张的自由婚姻，在充斥着封建礼教的社会背景下，是大逆不道的，但红娘作为一位老夫人派来"看守"小姐的丫头，不仅不揭开这层秘密，或置若罔闻，反而推波助澜，是这场婚姻得以美满结局的主要的牵线搭桥之人。在封建卫道士的眼中，红娘的形象是反面的、不光彩的，是个罪魁祸首，是辱没夫人家谱、败坏小姐闺范、坏张生行止的"蟊贼"。但在"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宗旨下，红娘却是美好的化身，是美满婚姻的代言人。在这场叛逆的婚姻中，红娘不畏被老夫人责打的危险，几次三番周转于崔张之间，为他们安排月下听琴，并有晓夜奔走，传书递简等一系列行动，反映了她对这场恋情的支持，以行动表现了红娘的反叛精神。说红娘正义，从红娘作为一个社会地位卑贱的丫鬟形象，却因为被张、崔二人的感情感动，而出言顶撞老夫人，并且以礼通之，老夫人明白自己的错误之处便可看出。
红娘是聪明伶俐的，勇敢的。眼见张生为爱情痛苦异常，红娘积极为他出主意：“张生你这么擅长弹琴，小姐也精于琴音，何不在晚上小姐烧香拜佛之际弹上一曲，以琴音打动小姐?让我细看小姐的反应，再作打算?”于是，一条有着希望曙光的秘密通道出现在张生和莺莺之间。张生听了红娘的话，直感柳暗花明又一村，满心充满希望地等待这一时刻。
在“琴挑”这一折中，红娘带着莺莺到后花园烧香时，不断的给张生暗号，让张生献上自己的琴声，也吐露自己爱的心声。听了张生如泣如诉、哀婉缠绵的琴声，莺莺特别感动，从而对张生爱的真诚深信不疑，同时自己对张生的爱也增加了一层，为下一步传书打下了基础，也使莺莺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多了一份坚定的信念与力量。她勇敢地与这个仗势欺人的花花公子斗争，维护了崔、张的爱情，读来令人为之一振。红娘突破了等级名分的界线，在主子面前，对崔、张的爱情和婚姻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和同情，同时也体现了她的价值观和善恶判断力。 “ “拷红”是崔、张幽会事发，老夫人追究引起的一场尖锐的戏剧冲突。其实质是维护封建礼教与叛逆封建礼教短兵相接的冲突。红娘的机智、勇敢在这一折里表现得淋漓尽致面对老夫人的威逼，红娘急中生智，回答拷问。拷问的最后，红娘一针见血地指出老夫人如治莺莺和张生的罪将出现“辱没家谱”、“背义忘恩”、“治家不严”等严重后果，迫使老夫人不得不放弃初衷。就这样，连崔、张当事人都十分惶恐、不知所措的场面，红娘却能沉着应付，巧妙周旋，把老夫人置于无力反驳的地步。“拷红”本是老夫人拷问红娘，结果老夫人反被红娘置于受审地位。整个过程，足见红娘的机智、勇敢，又不乏细心，真是令人叹服!
红娘是热情泼辣，敢作敢为的。红娘在王实甫的《西厢记》中代表着一个充满活力、充满朝气的生命个体。她既没有张生的酸腐，也没有莺莺的矫情。她尖利、泼辣，任何无理、固执、蛮横、胆小都逃不脱她的讽刺、挖苦甚至是义正词严的驳斥。当张生由衷感激她说：“小生以后多以金帛拜酬小娘子。”红娘反驳道：“你看人似桃李春风墙外枝，卖笑倚门儿”。 她批评张生是“银样蜡枪头”，居然揣摸不透莺莺的心事。当她被张生误抱时理直气壮地指斥张生的无礼和鲁莽，使张生惭愧不已。
在“拷红”一折中，也体现了红娘的尖利、泼辣。在她滔滔不绝的辩解下，老夫人终于同意红娘的意见，当红娘得令去叫张生和小姐时，面对莺莺的羞答答、张生的惶恐，也用尖利的语言进行了责备：
「小桃红」当日个月名才上柳梢头，却早人约黄昏后，羞得我脑背后将牙儿衬着衫儿袖。猛凝眸，看时节只见鞋底尖儿瘦…呸!那期间可怎生不带半星儿羞?
「小桃红」既然泄露怎干休?是我相投首…
由上面两支小曲，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敢作敢为，有话必说的红娘，这也足可见她尖利、泼辣的一面。
总之，红娘的形象在古代万千侍女中是个不朽的典型，她促进了《西厢记》的广为流传，在艺术史上具有极高的价值。红娘敢于同封建礼教作斗争，促进了美满婚姻，她的形象在文学史、在人们的生活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她的艺术生命力不仅仅体现在王实甫的《西厢记》里，这种聪明伶俐、帮助小姐实现心事的侍女形象在此后的剧作里一再出现。而在后来的戏剧舞台上，红娘更是取得了远较莺莺更为重要的地位。一些以红娘为中心的片段颇为流行，如：《拷红》、《红娘》等等。不但如此，她还早已从戏剧故事中走出，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一个专有名词。她成了美好婚姻的牵线人，随着人类的步伐，将不会泯灭。红娘的形象已在人们心中扎根，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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