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方玉润《诗经》研究模式

浅析方玉润《诗经》研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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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析方玉润《诗经》研究模式

　　论文摘要：方玉润是清代晚期研究诗经的代表人物，由于摆脱了传统的《诗经》强调训诂和大义研究的模式，在《诗经》的研究上有所突破，主要体现在：从文学的角度对诗经进行研究，着眼于整个篇章严谨完整的结构来分析诗歌，运用社会学方面的知识去解读《诗经》。

　　论文关键词：方玉润 诗经 研究模式

　　《诗经》研究有两种传统：以汉学为代表从训诂的角度对《诗经》的字义进行阐释和引申;以宋学为代表从大义的角度阐发义理，该模式一直沿续到清朝，主要活动于咸丰和同治时期的方玉润便是清代后期研究《诗经》的佼佼者，其代表作《诗经原始》以独特的研究视角和骄人的成绩，在诗经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方玉润的诗经研究可以说是对传统诗学的继承和批判，其代表作《诗经原始》，对于开拓诗经研究路子的确有不少新的贡献，其自出机杼的研究模式开启了近人研究方式的新河。

　　首先，打破了《诗经》研究中的考据之风，以文学的角度立意。诗经作为传统文化的经典，从古到今研究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大多的文章关注的不是作为文学作品的本身，而是把它奉为宣传儒教思想的教条，剥夺了诗经的文学价值，去牵强附会一些莫须有的道义，使诗经的文学价值大大低于其道义上的价值，成为官方的统治工具，而丧失了作为民间欣赏读物的性质。但是方玉润却打破了传统解经的窠臼，重视阐发诗篇的文学意义，颇与历来解经文字异趣，书中叙述文字，亦词采斐然，引人入胜，尝云：“解诗不必尽皆证实，自鸣天籁，一片好音，不以诗为经，尤是令人低回无限，若实而按之，兴会索然矣。”可见其论诗之主旨，以诗经为诗，不以诗经为经，还原《诗经》的文学性价值，书中精彩的论述，举不盛举，如论《蒹葭》：“玩其词虽若望而不可即，味其意，实求之而不远。思之而来即来者，特无心求之，则其人乎远矣。”从方玉润探索诗旨的方式，可以看出他研究诗经模式的独特。文学作为一种以情感性和形象性为表现方式的艺术形式，带给欣赏者的应该是一种审美的享受，因此在解读文学作品时应该发现其中的韵味，而不是夸大其辞的提取和附加道德上的意义。历来的解经者往往是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在解经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就把属于儒家道义的内容添加在诗经上，而方玉润却是从文学的角度追求诗经创作的言外之意和着眼于民间歌谣特征的理解，带给阅读者的不是陈词滥调的王化教义，而是一种审美的享受。这看似寻常的语言在当时却是石破天惊的，从研究的视角来讲是颇为独特的。方玉润不仅在赏析诗歌，探索源流，评点眉批等方面每多机趣、独具慧眼，而且在论诗歌创作方法上亦颇精到，创作方法是文学批评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掌握了文学的创作方式才能把握文章的脉络。但是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对此关注的是相对较少的，对诗经创作方式的探索也往往停留在赋、比、兴的层面，主要说明在诗经的篇章中哪句为兴哪句为比，朱熹的《诗集传》就是采用这种说经的模式，此种方式流于简，而方玉润在阐述诗经创作方式的过程中，并不是停留在比、兴的层面，而是深入到诗歌创作模式的内部，去探究其内部的规律，如《陟岵》：“人子行役，登高念亲，人情之常，若从正面写人之所以念亲，纵千言万语，岂能道得意尽，诗妙从对面设想，思亲所以念人之心，与临行勖己之言，则笔愈曲而愈达，情以婉而愈深，千载下读之，犹是令羁旅人望白云而起相思之念，况当日远离父母者乎。”虽然在方玉润的诗经批评中也有从传统的文学批评中借用抽象的总体感觉或象喻式的描绘来品评诗文，但是这其中却透露出了知性的分析方式，开启了对传统诗文创作批评“泛而不附，缛而不切”风气的反叛，开始了文学批评由笼统模糊的整体考察向作品构成要素的分析批评的转型，具有重要的现代批评的意味，而且方玉润运用这种批评对诗经进行研究，无疑向诗经的传统经学研究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

　　其二，着眼于整个篇章严谨完整的结构来分析诗歌，并给诗歌建构了完整的意义体系，方玉润在《诗经原始卷首上》中指出：“今之经文，多分章离句，不相连属，在明者固可会而贯通，在初学者，殊难缀而成韵，解之者又往往泥于字句间，以至全诗首尾不能想贯，无怪说诗经者难于解颐也。”所谓“分章离句，不相连属”是指繁琐的章句之学说，《诗经》一句之下有大量注解，疏笺过分重视字句的训诂，考证，以至肢解了诗经的整体性。方玉润以为这种说诗方法使解经者往往只注意到了某字某句，而忽略了从作品整体涵义和氛围中揭示作诗大旨，对于初学者，甚至连诗的音韵节奏都很难把握，因而在他的诗经研究过程中，大胆地选择了自己的说诗体例：先让诗首二字为题，并总括全诗大旨为立一序，使读者一览而得作诗大意，次录本诗，不用赋、比、兴使全诗联属一气，而章法，段法又分疏明白。诗后总论做诗大旨，论断于小序集传之间，其余诸家或提及之。末乃集释名物，标明音韵，把一首诗的全篇连属在一起，意味着把每首诗看成一个精心结构的有机艺术整体，认为是不可分割，然后在诗后，再评，再批，再论大旨，表明对诗的研究批评是着眼于整个篇章，力求达到对诗的意蕴情趣的整体领悟，而不是局限于个别字句的剖析和引申，如《小旻之什，蓼莪》：“诗歌首尾各二章，前用比，后用兴，前说父母劬劳，后说人子不幸，遥遥相对，中间两章，一写无亲之苦，一写育子之艰，备及沉痛，几于一字一泪，可抵上一部《孝经》读。”方玉润作为传统文化影响下成长的文人，对传统批评的继承体现在这篇解释意义当中，首先采用传统的分析章旨的解说方法，对作品每章的内容进行了概括，可不同的是他并非分而言之，而是把文章大旨都撮合在一起，从篇章结构上寻绎文章的脉络，更把篇章结构与诗人情感联系起来。通过解读可以看出，他首先指出前两章“父母劬劳”与后两章“人子不幸”遥遥相对，这种相互呼应，强烈对比，使整首诗充满悲凉沉痛的情绪，父母养育深恩，极想报之，但却不能终其身以奉养，则不觉抱恨终天，凄婉之情不能自己。中间两章一写“无亲之苦”，一写“育子之艰”，相互衬托，倍加沉痛，更催人泪下，一诗之中，中间串联衬托，前后映衬，其间有一种内在悲痛情绪的勾连。这是诗经本身所具有的审美特征，但是历代的解经者往往会忽视诗经的整体和表情达意的完整，方玉润则通过自己的视角去关注诗经的这一完整性特征。方玉润关注诗经篇章意义完整性的同时，也构建了诗经章旨的整体意义。诗经作为一部诗歌总集，编选者在选定具体的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并非是杂乱无章的选择，必定是按照一个既定的选择标准，然后据此而展开的。但是后来的解经，过多的关注诗经篇章的细节和微处，而缺乏对诗经的章旨意义的宏观把握，使后来的学者入门变的十分的困难。而方玉润则是通过大胆的设想，借助于《易》经中的太极图式，把诗经的各个不同部分连成了一个章旨的总体，他在《诗经原始》中说：“诗亦何太极之有，然夫子不云乎，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蔽以一言，则此一言也，实作诗之真枢也，而可无图乎。”方玉润受易经太极图图式的启发，提出了诗经的图式，尽管带有传统文化影响的痕迹，但也可以看出他的开拓，用思无邪总纲诗经，把风雅颂、志、言、咏、律归入一个体系当中，可以增强初学者对诗经的整体的把握。

　　其三，方玉润在阐释和研究诗经的过程中，开始不自觉地运用社会学方面的知识去解读诗经，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仍有传统诗经对政治的教化意义，但是他已不再盲从流传多年的信条，开始从诗经所处的时代去呈现、去追寻诗经的最初意义。如《葛覃》：“《小序》以为后妃之本，《集传》遂以为后妃所自作，不知何以证据，愚以为后纵勤劳，其必亲手是刈是劐，后即节俭，亦不到归宁尚服汗衣，纵或有之，亦属娇强非情之正，岂得为一国母仪乎，盖此亦菜之民间，与<关雎>同为房中乐，前咏初婚，此赋归宁耳。”

　　无论是诗经序还是朱熹的诗集传，解经的根据并不是从诗经发生的原始意义去考察的，是缺乏社会学方面的根据的，是儒家思想家为了抬高诗经的教化意义而对其进行附会的结果。从方玉润对此诗的解释意义可以看出，他已经摆脱了传统解经的羁绊，从当时社会的具体现实出发来阐释诗经的发生学意义，这种研究方式是对以后闻一多，朱东润，郭沫若等学者的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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