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衒之

杨衒之

杨炫之

杨衒之(杨炫之)

杨炫之，史通作姓羊。此从《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字不祥，北平人。生年不详，约卒于此齐文宣帝天保中。初仕魏，魏末为抚军府司马。历秘书监，出为期城太守。魏都洛阳之佛寺，甲于天下。永熙之乱，（公元五三四年）城郭为墟。炫之行役洛阳，感念舆废，因抚拾旧闻，追叙故绩，作洛阳伽蓝记。洛阳伽蓝记为书凡五卷，（《隋书志》、《两唐书志》及今通行本均同）大约作于魏孝静帝武定之末。（公元五四八年左右）

杨炫之，北魏时北平（今河北定州市）人，作过期城（河南泌阳）太守、抚军府司马、秘书监等官职。东魏时曾上书批评佛教虚无荒诞，耗资巨大，僧侣聚敛无度。时世人沉迷于佛事， 正迎合了北魏统治者以佛教作为统治工具的需要。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全国寺庙增至三万余所，僧尼200万。永煦之乱，洛阳寺院大都毁于兵火。杨炫之感怀兴衰，于是作《洛阳伽蓝记》。伽蓝，梵文意为僧侣居住的园林，亦即寺院。《洛阳伽蓝记》这部书以记佛事为题，以记佛寺为重点，按洛阳佛寺所在区域，分为五卷。每记一寺，一般先写建立年代，建立人、坐落位置、四邻、规模造型等，然后旁及附近的官署、巷里、名胜，乃至有关历史、地理、经济、文化、习俗等。文中着力描写了每年四月四日佛诞前夕，各种文化娱乐结合宗教活动的盛况。其文体，接近騈俪，行文简明清丽，骈中有散，在勾勒自然界的优美画面和人物方面，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杨炫之，杨或作阳，又误作羊。生卒年不详，北平（今天津蓟县一带）人。北魏永安中（528-530）为奉朝请。历期城太守、抚军府司马。东魏孝静帝武定五年（547），因行役重览洛阳，感于战后洛阳之残破，撰《洛阳伽蓝记》。伽蓝为梵语僧伽蓝略语，佛寺之意。魏末为秘书监，曾上书孝静帝。 曾任北魏抚军府司马，升秘书监。后任北齐朝城（今河南泌阳县）太守。北魏自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迁都洛阳后，大修佛寺，“金刹拥有僧尼200万，寺院多达30000处，东魏武定五年（公元547年）杨行役重达洛阳，目睹洛阳多年战乱，成郭崩毁凄凉景象，抚今思昔，感慨之余，著《洛阳伽蓝记》（“伽蓝”即“寺”意。由凡5卷，约成于公元548年）记述洛阳寺院园林之兴衰，对豪门贵族，僧侣地主的骄奢淫逸大加讥评。作者长于叙述，精于描绘。文笔浓丽秀逸，情趣宜人，语言洗炼，格调高雅，是一部具有高度文学价值的史书，其中尤以《法云寺》、《寿丘里》等节为人传诵。《洛阳伽蓝记》被誉称南北朝骈体文范本。 《洛阳伽蓝记》五卷，历叙佛寺兴废，寄托亡国悲慨；语言洁净明快，描写生动精致。今有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

《洛阳伽蓝记》的作者杨炫之，北魏人，生平仕历等均不详。唯据此书中自述及书首所署官衔，知道他在北魏永安中为奉朝请，著书时为抚军府司马。“伽蓝”是梵语寺庙的音译。永嘉之后，佛教在北方日益炽盛，且尤重偶像崇拜，盛行开凿石窟、建立寺庙。北魏都城洛阳全盛时期，一城内外，建寺一千余所。其后政治恶化，洛阳陷于战火，繁华之地，成为废墟。都城亦迁至邺。东魏武定五年（547），杨炫之因公务重经洛阳，面对“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的凄凉景象，感慨伤怀，因作此书。其意盖有三：追记洛阳昔日景象，保存史实；抒发国家破亡、京都倾毁的悲伤之情；揭示统治者沉迷于佛教迷信的祸害。 杨炫之，生卒年不详。北平人。永安中（528--529）为奉朝请，北魏末任秘书监，著书时任东魏抚军司马。他的《洛阳伽蓝记》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佛教传入中土以后，到南北朝时期影响日深。北朝除魏太武帝和周武帝两度毁佛外，其他皇帝都大力提倡佛教，佛寺遍布各地。北魏时，寺院有3万多所，僧尼200多万。本书就是这样背景下的产品，序文说：“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寥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可见他的'撰述目的。 此书的文学价值体现在作者于浮屠古刹的描述中，穿插人情、地理、风物习俗等方面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叙述中还常常表现出历史兴亡的沧桑之感。

大约公元前六世纪到五世纪，释迦牟尼在古印度创建了佛教。在北魏末共流通佛经415部，1919卷。这些佛经中有许多是印度或西域僧侣与汉人共同翻译的，在翻译过程中彼此切磋，不仅是思想的交流也是语言文字的交流。许多佛经的译本具有文学性，如鸠摩罗什译《维摩诘经》、佛陀跋陀罗译《华严经》。除以上所举译经的名僧外，慧远和达摩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影响也十分重大。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在当时引起了震动，其震动所波及的文化领域（思想、政治、经济、文学、绘画、建筑、音乐、风俗等）和阶层（从帝王到平民）极其广泛。仅从佛寺的修建情况，就可以看出佛教影响之大。今存的古寺名刹中有许多是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如甘露寺、灵隐寺、云冈石窟、少林寺、寒山寺等等。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八万二千七百馀人；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大寺七百馀座。北魏末，寺院约三万馀座，僧尼约二百馀万人（见唐法琳《辩证论》卷三、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二0）。北齐一朝，在僧官管辖下的僧尼就有二百多万人，寺院四万馀座（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这么多的古寺名刹、石窟摩崖，充分证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况。再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来看，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笃信，曾四次舍身入寺。东晋名僧慧远与许多权要都有来往。北朝虽然有禁佛事件，但总的看来历代帝王还是扶植佛教的。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已经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营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 文人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也值得注意。相传曹植曾为月氏人支谦详定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又游东阿鱼山，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即效而则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世称鱼山梵呗（《异苑》卷五）。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晋书·谢安传》）。支遁（字道林）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18首。他与许询、孙绰、王羲之等都有交往。慧远在庐山与谢灵运、刘遗民、宗炳等许多文人有很深的交往。谢灵运是一位笃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学家，他受竺道生影响著《辨宗论》，应慧远之请撰《佛影铭》，又撰《慧远法师诔》、《昙隆法师诔》 、《维摩诘经中十譬赞》。（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慧睿传》载：“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十四音训叙》是他参加佛经的“改治”，向慧睿请教后所撰。张野也是“学兼华梵”（《莲社高贤传·张野传》）。齐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在建康召集文士、名僧讨论佛儒，吟诗作文，并造经呗新声。这件事对沈约等人开创永明体诗歌无疑起了催化的作用，而沈约本人也是笃信佛教、精通内典的。著名的文学理论论著作《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馀年”（《梁书·刘勰传》）。编撰《玉台新咏》的徐陵与智者大师交往密切。江总曾从法则受菩萨戒，后又曾栖止龙华寺。杨炫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洛阳佛寺，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