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梅兰芳

时间：2023-04-29 17:35:17 全科知识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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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梅兰芳

梅兰芳蓄须照

　　梅兰芳先生是我国杰出的京、昆旦角表演艺术家、享有国际盛誉的戏剧大师。他在50余年的艺术生涯中，正确继承，勇于创新，精心塑造了众多优美的妇女艺术形象，积累了大量优秀剧目，发展了京、昆旦角的表演艺术，形成了一个独具风采的艺术流派，世称梅派。他还是我国最早将京、昆艺术推向世界的先行者。梅兰芳先生的成就，不仅在中国戏曲艺术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显著位置，成为中国戏曲艺术体系的代表和标志，而且他品德高尚，心美艺真，一生谦虚平和，从善如流，爱憎分明，刚正不阿。他在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压迫、侵略的年代，编演具有爱国意义的剧目，鼓舞人民的斗志。在最险恶的时刻，蓄须明志，不畏日寇、汉奸的利诱威胁，拒不为敌人演出，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他对自己所演出、创造的剧目，从来是以真、善、美的标准，加以衡量筛选，对内容和艺术有助于提高观众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的剧目，则继续提高，坚持演出；对观众有害的剧目则坚决摈弃，决不姑息。他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热爱同行、热爱艺术的感情，升华到共产主义者的思想高度，成为艺术界的千秋楷模。

　　梅兰芳于1937年在香港演出过一个时期，由于日本侵占上海，致使他在香港演出结束后，没有随团回沪，就在香港暂时隐居。他在香港住的是一幢坐落在干德道半山腰中四层的干德道公寓里，住在二层8号。他是在1938年在香港住下的，因为日军占领了上海，即使住在租界中也是很混乱的。汉奸、流氓头子要唱堂会，如果找到你，而你不去，就要受到威胁，甚至会有生命危险。梅兰芳先生一向最讨厌和憎恨这些卖国贼和流氓地痞，他不会也坚决不愿意出卖自己宝贵的艺术来伺候他们。因此在香港宁可辍演，也不返回上海。

　　后来日本占领了香港。日军占领下的香港是非常混乱的，满街是荷枪实弹的日本兵，他们对中国人民烧杀掠夺无所不为。不但如此，持枪的日本兵随时可能闯进家门，他们有时借口以检查为名，翻箱倒柜，见到好的东西就拿走。梅兰芳知道日本兵进门后会找借口叫你打开上锁的箱柜，因为上锁以后他们就有了检查的理由，那时他们就会随手拿走东西，如果箱柜都开着，他们就很难再有借口了。梅兰芳因此就叫家人故意把箱柜都不上锁，并且箱子盖半敞开着，日本兵进门后东张西望，看见箱柜全未上锁，又见全屋十几个人的眼光都在怒视着他们，使他们感到十分窘迫，没敢随便拿东西就走了。只是有一次一个日本兵在桌上拿走一包香烟，鬼头鬼脑地说：“他巴古的好！”说完就溜走了。原来这是梅兰芳故意放在桌上的。就这样他和日本兵展开斗智，结果家里东西一无所失。

　　每当夜深人静时，梅兰芳就把收音机放在地毯上，打开收听重庆和延安的广播，聚精会神地听着从祖国大陆传来的消息，从中得到一些安慰。就这样白天与日本兵斗智，晚上收听广播，过着紧张不安，有时又是精神欢愉的日子。

　　1942年，日寇将梅兰芳押上军用飞机送到上海。他回到阔别四年的家中，心情很激动，在见到妻子时，紧紧握住她的手，妻子失声痛哭。那时梅兰芳的心里早已想到的是今后如何对付敌人的威胁和利诱，决心不为敌人演戏。于是在回到上海后就不再刮胡须，表明他不再登台的决心。

　　1942年秋天，汪伪政府要在南京、长春、日本东京举办庆祝“大东亚战争胜利”的演出，汪伪政府的头目之一褚民谊想为日寇立一功，认为以他的地位和名气来请梅先生唱几台戏是一定没有问题的。他来到梅兰芳的家中，说明来意，要梅兰芳在12月率剧团参加庆祝活动，到各地去巡回演出。不想受梅兰芳奚落一番，怏怏而去。过了几天，又派大汉奸朱复昌在北平找到姚玉芙家里(姚当时负责梅剧团的业务)让他到上海去向梅先生转告一切，姚玉芙知道梅兰芳是绝对不会同意的，于是就设法拖延答复的日期。说来也巧，梅兰芳的弟弟秦叔忍刚好来姚家串门，谈及此事，由于他懂些医道，便想出了一条妙计，告诉姚先生立即去上海，让梅先生打伤寒预防针，这样由于针药反应，身体就会发高烧，卧床不起。

　　姚先生到上海后，征得梅兰芳妻子的同意就采取了这种办法。梅兰芳的保健医生吴中士大夫给打的针。后来吴大夫回忆说：“我真不忍心给梅先生打这种预防针，可他却说：‘我已决心不为他们演戏，即使死了也无怨言，死得其所。’我听完此话，不禁泪水夺眶而出，我只有下狠心给他接连打了三针。他高烧到42度，神志昏迷。他真是一位名符其实的英雄，我真佩服至极！”

　　沦陷后的上海市面很不景气，民不聊生，剧场观众更是寥寥无几，剧院老板大多赔钱和亏本。但他们知道上海的观众已有多年没有看过梅兰芳演的戏了，如果能把梅先生请出来，就有把握赚钱。有一天，中国大戏院的经理来到梅先生家中探听口气，他先表示关心梅先生的生活，而后提出要请梅先生演出一期的营业戏，并给较丰厚的包银。由于是营业戏，所以不会损伤梅先生的气节声誉。梅兰芳当时只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很感激，但我要考虑一下，再回复你们。”对此事，朋友中赞成的比较多，大家认为既是营业演出是不会损害声誉的。但梅兰芳先生始终保持沉默，他在思考、分析演出后的结果，同时也在作思想斗争。

　　几天后，他和许源来先生从冯幼伟家中出来，两人坐在三轮车上，许先生问他考虑得怎么样了？他果断地说：“我不能为这点小利而演出，你要想到，如果我能演营业戏，难道敌伪的庆演晚会就不能演吗？”接着，他指着自己的胡须说：“我这个挡箭牌好不容易留起来的，如果剃了，去演营业戏，他们能放过我吗？为了眼前的利益，虽然能解决剧团全体成员和自己的生活，但断送的是我的气节，这是绝对办不到的。”许源来先生说，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梅兰芳先生会看得这样远，这样深，具有这样明智的眼光和崇高的民族气节，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不久，梅兰芳的家庭生活开始发生困难，早年的积蓄已花得差不多了。他只有让妻子去北平，将坐落在东城无量大人胡同的旧居卖掉，连家具、古玩、字画、书籍等也一起折价卖掉。这样维持了一段时间，还是无法解决生活问题。那时，老友冯幼伟、吴震修、李拔可和画家汤定之等都建议他以绘画谋生。梅兰芳喜爱画人物、仕女、梅花、苍松和佛像等，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他同意了，于是就在家中开始画画。但经常还是有些人来打扰他，有的请他参加“庆祝会”，有的请他营业演出，也有的请他到广播电台讲话，这些活动都被他一一婉转回绝了。在政治和经济和双重压迫下，梅兰芳先生没有屈服，没有失去信心。他自始至终都抱着抗战必胜的信念，咬紧牙关，顽强地坚持着。

　　那时的上海被日军占领，虽然梅兰芳一家住在法租界，但因供电不足，随时都要停电，梅兰芳又习惯在晚上作画，有时要画到天亮才休息，于是他就买了一盏油灯，停电时挂在墙上照明。那时候，全家都靠他辛苦作画谋生，还要养活剧团的同仁。有一次，因为画画的时间太长，人太困倦了，在给汽油灯打气时手指碰在灯上烫伤了一大块皮肤。就这样，他也从不在外人面前流露，更不伸手求人。

　　在抗战胜利前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梅兰芳从收音机里听到日军又打了一个大败杖的消息后，立即画了一幅梅花，上面题有“春消息”三个字，预示着胜利春天即将到来，表达了梅兰芳对抗战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梅兰芳先生就这样辛辛苦苦地用自己的双手维持了生活，用无言的画笔勾画出一个普通艺人爱国拒敌的高尚情操。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日寇投降。从此，“蓄须明志”这个新编的典故，就代表着梅兰芳先生的民族气节，而流传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