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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个人与大宁一座山
关注乡村旅游系列报道之十
北京一个人与大宁一座山
——从一个外省人在贫困县区开发旅游的经历透视乡村旅游的瓶颈
二郎山位于大宁县西南12公里，榆村与曲峨、徐家垛三乡镇南边。主峰桦木山，海拔1626米。山体略呈东西走向，长20公里。属吕梁山脉南段西翼。二郎山基岩由砂岩、页岩构成，经久流水侵蚀，形成山高谷深，崖壁陡峭的峰林地貌。不仅雄伟险峻，而且有不少山峰似鸟、似兽、似物。山地林灌茂密，植被覆盖率在60％以上，多为天然次针阔混交林。原以桦木居多，故又名桦木山。山中植物的季相变化明显，春季百花绽放；秋季满山红叶。林中栖息着30多种野生动物，其中有褐马鸡、原麝等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在瓦关岭村西南山坡上有一岩洞，名曰二郎洞。洞深2.8米，其内雕有如来、文殊、普贤3尊佛相，10尊十殿阎君。佛相每尊约40厘米，13尊罗汉各高30--40厘米。根据碑文记载，该洞为明代所建，清代重修。距二郎洞约20米处，有一石砌窑洞，称二郎庙，庙内塑像已毁。
12年前，这个一直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的二郎山，由于北京知青程炜的介入，逐渐变的声名远扬、让世人津津乐道。时至今日，二郎山的树多了，山美了，就是附近金圪塔等村的村民也由于程炜的进驻，贫穷的元素也在不断减少。而二郎山的满山红叶红的炫丽，许多省内外摄影专家和游客都啧啧赞叹道，二郎山的红叶比北京的香山红叶要美多了。12年后的今天，程炜和她的二郎山又变成什么样子了呢？
程炜，是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首都北京的一个人，而地处金圪塔村的二郎山，是被国务院列为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大宁县榆村乡的一个荒凉贫穷的山村。两者的脉络是怎样一种情结呢？一个人能够改变一座山的命运吗？
1997年，清华大学毕业的北京女知青程炜，离开优裕的温暖家庭，只身一人落户山西一个偏僻的穷山村当农民，这个山村连当地县里人都不愿意去。 程炜在一个大宁县金圪塔村海拔1400米的荒山顶上成立了程炜扶贫开发公司，专心致力于当地扶贫事业。
程炜曾三次下乡插队，第一次是上山下乡。1968年，程炜在临汾的一个山区劳动，那是个只能用蓖麻油炒菜的穷山村，天天洗脸会被村里人骂不正经。程炜和乡亲们结下深厚的感情。1973年程炜被送到清华大学学习，她答应县里回来，清华毕业后，她从大队支书做起，1978年被任命为汾西县委副书记。为了个人问题，她回到北京。之后18年，她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中学老师，有了一个温暖的家。但总觉得有什么东西遗落在山西的山区。1997年，在全家的支持下，48岁的她带着家里的20万元自愿回到山西扶贫。
她做的第一件事是历时3个月，行程2万里，走遍19个村每一户人家。1997年她用自己的4万元储蓄盖起金圪塔村幸福小学，先后投资了25万。程炜投入7万元，政府投入13万元，金圪塔村家家通电。
之后，程炜又投入十几万元，政府投入十多万，兴建了从大宁到金圪塔村的八米宽的土路。2004年在程炜的攻关下，村里装上了信号塔，村民打起了手机。1998年她贴补村里每家一百元建成70口旱井。
接下来，她投资四万八千元包下了7座荒山50亩承包地，8年种了6万多棵果树，成为帮助农民脱贫的培养示范基地。
一开始，她觉得扶贫就是免费给农民帮助。
她花了1万2千元引进10吨高效脱毒马铃薯，要求农民免费种下后来年还10吨，因为没有任何约束，农民仅还了20斤。第二年她自己大面积培养天演速生杨赚了30万元，因此以每家一千条免费给了农民，花了3万。结果白给的苗不当回事，农民挖坑种下，却舍不得浇二担水，树苗全死了。接着她又花了4万多给农民们免费发放了4000棵核桃树与枣树。结果核桃活了，枣树死了。她这回一琢磨：“农民并不傻，知道核桃卖得出去，枣树卖不动。”
可见扶贫不是白给，否则，羊就白给了，扶贫的意义也就丧失了。
第一年，她将澳洲多塞特羊与小尾寒羊杂交后培养出四只羊，第二年30只，第三年100只，试验成功，然后将100只羊发给农户养，但不白给。条件是二年后交回两只羊羔，其余的羊羔与副产品归农民。这样农民每年养一头可获羊两三头，净利二三千多元。农民与村里签合同，放养期间如果羊死了，或偷卖，每头羊赔400元。怎么约束呢？村里把各户的退耕还林证收上来做押，违规没证。
现在农民要树苗，要通过劳动才能获得。或者农民投1元，程炜投3元供应农民树苗，或者各家通过修路获得树苗。
程炜扶贫公司在扶贫同时,开发二郎山风景旅游区,筹办中国知青博物馆,做到了自负盈亏。私人出资做扶贫，而且亲力亲为，这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第一人。如今的二郎山，青翠满山，大宁红叶在她的开发下，业已绚烂出一片独特的景致，而周边十几个村子在她开发式扶贫的模式下，渐渐行走在了通往致富的道路上。
开发式扶贫是程炜在实践过程中摸索出来的经验，也正好符合大宁县委县政府“旅游兴县”的发展战略，可以说程炜的思维和大宁县委县政府的思路是不谋而和。应该说，程炜的理想也罢信念也好，在二郎山是会很快实现的。
1997年4月9日，这是金圪塔村村民和程炜都难以忘怀的时刻。在金圪塔村的一个高粱上，春风中飘动着一条鲜红夺目的横标，上面写着“程炜同志金圪塔村开发式扶贫开工典礼”一行醒目的大字。从这一天开始，程炜带着她自己的20万元，在金圪塔在二郎山迈出了她追求理想的步伐。
她夜以继日的调查、访问、规划、设计，在市、县、乡、村等有关方面的大力配合下，很快勾画出了金圪塔村开发式扶贫的宏伟蓝图。要把金圪塔村的荒坡荒地，开发成高科技农、林、牧、副的试验基地。取得经验后，逐渐推广，让农民直接受益。当年就准备开发“猴头菇”等项目。这叫做科技扶贫。要把二郎山尽快开发成自然风景旅游区，也可说是自然风景扶贫旅游区。把金圪塔村现在的破学校和几个特困的住房与摆设保留下来，作为城市学生的教育基地。这叫做旅游扶贫。要把金圪塔村居住分散的19个自然村，移民并成3个村，集中解决道路、通电、通水问题，彻底改善他们的居住和生活条件。这叫做迁移扶贫。要在3个村建3所学校，使现在失学的20多名孩子和现在上学的18名孩子，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为长远培养人才。这叫做教育扶贫。她还要建敬老院，办农业联合开发公司等等，就是要使金圪塔村，在3年内率先达到小康标准。以启示和带动其它贫困地方的父老乡亲也走上开发式脱贫致富的路子。
然而，许多事，就是好事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程炜单纯的想法在别人看来就成了蹊跷和纳闷的事情。许多年过去了，程炜的记忆仍然难以磨灭： “现在要干一件正事比过去难多了。首先人们不把你往好里想，认为无利不起早，没色不晚归。说我北京一个老太太，想升官发财来了。还有人吃惯了贷款，看我带来20万元就盯上了。这是私人的钱啊！他们不管。甜言蜜语地：你把钱放到我们这儿，我们给你干…… 这些我都不怕，可是来了半年内没干成什么事，我往上面送去规划、报告，一个月、两个月没反应。去问，说还没研究呢。我50岁了，在跟生命抢时间，这里效率低得可怕。我只得成立公司。”
程炜扶贫开发有限公司成立后，正要甩开膀子干，又遇事了。某电视台某栏目来采访，乡里一主要干部当着电视记者摄像机的面问程炜：“来这里干什么？”“我搞扶贫。” “你扶贫我们干吗？”
程炜说，结果电视台把这一段播了出去，引起很大风波，乡干部大为不满。县里召开全乡干部会，说我把他们工作全否了。
“村上干部被逼说：程炜来了半年没干什么，我们老百姓没得到什么好……我一拍桌子打断他，你们不通过劳动，一分钱得不到，我这是开发式扶贫。大宁解放50年了没干好的事，你怎么要求我半年干好？ ”
程炜说到这里讲了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电视上还有一个镜头，记者问一个小姑娘，‘你是哪国人？’‘中国人。’‘哪省的？’‘不知道。’‘哪县的？’‘不知道。’‘哪乡的？’‘不知道。’‘哪村的？’‘金疙瘩村。’于是‘中国金疙瘩村’成了笑谈。 ”
无需多言，其中的辛酸已经深深体会到了。对于大宁而言，贫穷二字是多少年的代名词，县委县政府的积极支持在有些人的眼里居然成了一句白话。尽管如此，程炜的坚持仍然在各方人士的支持下取得了聊以自慰的成绩，在成立了大宁县程炜扶贫开发有限公司后，建学校，使失学的儿童全部上了学；修了路，搞了引水上垣；通了电，安上了手机信号塔；在荒山种了近6万棵树；公司所在地已被定为“山西省德育基地”、“北京朝阳区青少年德育基地”、“临汾地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旅游扶贫已初见端倪，知青博物馆也在紧张的筹备中。
一个北京人怀着感恩的情结和扶贫的理想，带着自己可以说全家的积蓄和自己的梦想，12年来落户在大宁的二郎山上，付出了常人所不能想象的艰辛与努力，然而从一开始就多方筹措修建的一条7公里土路却至今仍然是未知数。
资料显示，二郎山旅游景区的建设从1998年就开始了，但是一直困扰景区发展的是7公里土路。1997年5月1日，张国燕书记来到大宁看望程炜，并且说有什么需要地委办的事，当时金圪塔村程炜的驻地是一片荒凉的荒山，没有电、没有水、没有路、更没有电话。程炜就跟张书记说能不能支持一下拨一点资金把路修一下。张书记非常爽快的说：“没问题，我会尽快的安排。”
1998年春天，当时的交通局局长高原生就带着局里的技术人员，亲自住在程炜的公司，协调着测量、设计、施工，仅用了几个月，就修成了一条长7公里、宽6至8米的土路。
宽敞的土路，首先让人振奋，结束了金圪塔村道路不通的历史，然而毕竟是土路，1999年7月，一场暴雨，把道路冲成了1米多深的多条大水壕，腰子（两山之间用土垫起来的路当地叫腰子）上冲了两个十几米深的大坑，路面只有1米多宽，连平车都不敢过了。程炜无奈，只好雇了两个推土机，垫了半个多月才把两个腰子垫了起来，保证了金圪塔村、国营林场、花间村等700多口人的出行，仅这一次工程就花了45000块钱。路是年年要修，12年来，程炜每年垫路，资金、精力投入可想而知。
程炜于是东奔西跑，几年下来终于有了结果：省交通厅给榆村到县城拨款648万元，榆村到金圪塔村拨款150万元。总共798万元。榆村到城里有原来的路基，而榆村到金圪塔村没有路基，要垫石子和白灰，路基要刮平、轧实，成本显然要比榆村那一段路修起来高的多。程炜怕有些人只为了挣钱而施工，路修不成个样子，她又多次找市交通局和大宁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请求批准让他们公司修这条路，就是想让有限的资金全用在修路上。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得到了临汾市交通局和大宁县委、县政府的认可，同意让程炜扶贫开发有限公司修这条路。
可就在这时，大宁县交通局调整了交通局的领导班子，修路的事情一拖再拖，程炜情急之下，找到了当时的县长陈刚，把前后的经过跟陈县长汇报了一下，他听后，生气的一拍桌子说：“我什么时候说过让乡里修，告诉他们，路，我大姐修，钱一分不能少，告诉他们这就是我的态度！”
吃了陈县长的定心丸，程炜不再一趟一趟的跑城里了，她请了临汾市的修路工程师，做了规划、设计、和预算，和承包施工的签了合同，2006年6月18日，放了鞭炮，开始施工了。
工程进展顺利，装载机、推土机、刮路机、轧路机依次上来了，把弯路尽量改直，能取近路的决不转大弯，三个腰子垫宽了，刮、轧之后开始铺底层，石子、白灰拉上来了，修路的工地热气腾腾，机械、石子、白灰的费用、人工费、柴油、机油、汽油，由于天气耽误，到了10月底已经将一半的底层铺、轧好了，这时已经花了近40万元，年底干了活的机械、油款都要结账了，这其间程炜曾经多次找县交通局看是否能拨一部分款，县交通局始终说没钱。
时间到了2009年8月17日，几个外国朋友和香港的朋友三十多人要来二郎山，夏天的大雨已经把路全冲坏了，腰子上还有一个大坑，程炜的推土机已经卖了，今年路被破坏的程度，绝非人工可以修的，8月14日，程炜找到现任县长孙京明，谈了两个多小时，第二天孙县长就安排水利局安排了一辆装载机，修了一天，把路修的能走车了。
没想到，8月16日早上又下起了雨，程炜急的没办法，客人17日下午到，还好下午雨停了，他们又开着三轮车，拿着工具把刚冲坏的路修好，回来时天已经全黑了。17下午，程炜接到客人来的电话，说是轿车走到腰子上不走了，说是路滑，把客人全放到路上回去了。程炜只好让三轮去把客人的行李拉回来，让人先走着，然后用三轮一趟一趟的把客人接回来。
马上又到了红叶的季节，许多客人要来，摄影家们也要来，这条路该怎么办！
程炜忧心忡忡地说：“只有把榆村到城里的路铺好，这样就可以在各种媒体上宣传二郎山的旅游，否则内部建设再好，不敢宣传，因为一下雨，上来的人下不去，口碑一传，就把这个景点毁了。”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今年的十一黄金周，二郎山风景旅游区的游客日日爆满。更让人高兴的是，大宁县县委书记张越轶、县长孙京明已于10月6日着人开始修建这条12年来一直没有修通的7公里土路。
程炜多少年来的梦想又一次要飞跃了，二郎山如此美丽的风景，终于可以露出她的真实面目了，贫穷的乡村人也不用再捧着这个金碗讨饭了。 本报记者 戎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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