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读书为哪般?

时间:2023-05-01 23:36:42 教育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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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读书为哪般?

现在读书为哪般?——谈不同时代读书的不同价值取向读书,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活动,在中国从古到今一向为人所看重,但在不同的时代,读书的价值取向却有着极大的差异。如果把我国社会粗略地分为古代、近代与当代,与之对应的三种不同价值取向,分别可称之为:一读书为“明道”;二读书为求知;三读书为学技。那么也可分别给不同时代的读书者一个不同的“头衔”,闻道者称“读书人”,求知者称“知识分子”,学技者称“有文化的劳动者”。一、古代读书为“明道”古代读书人读书的目的,并非纯粹为了获得知识,其最大的追求是为了闻道、传道与卫道,孔子所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即是当时读书的价值取向之表述。那时的读书人,相当于传统社会之“士”阶层。古代之“士”的基本使命,在于闻道、卫道、行道,即“志于道”。《荀子·劝学》云:“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术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其终极目标为“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求得“道德之极”,乃为学之目的。因此古代“士”之最高理想,不是求知,而在明道,专在人之德性上下功夫。“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一语道破玄机;上迄天子,下自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即修道,身禀天地阴阳以生,是乃天命;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而修道之谓教,故修身之道即为儒学之“道统”,此乃“内圣”之道。古代读书人在追求“明德求道”, 强调 “内圣”之功夫的同时,也非常强调“学而优则仕”传统。因此那时许多读书人既是学者,也是后备之官吏,或本身即是官吏。求学成士,进而入仕为官,乃传统读书人之最佳选择。当然“出仕”并非古代读书人的终极追求,而是“志道”、“明道”之手段和途径,“仕”然后能占据有利位置,将“卫道”与“行道”发挥到极致。“学而优则仕”,固然是古代大多读书人的路向选择,然学不优不“仕”者何为?退居求其次,以“修身”为读书第一之要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虽不能“治国平天下”,但“修身”,仍不失为“卫道”“行道”之大举。“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则是古代读书人“两颗红心一种准备”的现代表述。二、近代读书为求知读书这种行为,发展到近代,由“明道、卫道、行道”转向了求知,学习者的头衔也由“读书人”变为了“知识分子”。“读书人”与“知识分子”区别,不是名称的简单改变,而是读书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根本变化所致。古代读书人读书追求“修德明道”,而近代“知识分子”读书以“求知”为目的。这种变化,是社会变革的结果,并不是读书者的一种自我选择。泱泱文明大国,历经三千年而不衰,疆土之广大,经济之鼎盛,科技之发达,中华帝国之辉煌,曾令世界各国俯首和仰望,而众多学子也沉浸在“之乎者也”中,以“朝闻道,夕死可”而满足。然而事物发展自有其规律,物极必反则是人类社会的真实写照。古代中国,自大自固有其资本,但盲目自大固步自封到极致,自会走向反面并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小至人类个体生命,大至民族命运概不例外。自从外国列强用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 ——火药,轰开了奄奄一息的清朝国防大门后,晚清的一些“读书人”,突然发现“道”是根本挡不住装在铁皮内的“火药”的。而要制止外国列强的政治逼迫、经济侵略和资源掠夺,只要从“道”中走出来,用“知”——科学技术武装国人,才能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民族的昔日风光。从此催生了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些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当时读书人发起的一种对传统读书行为的一种革命。从读书的角度来看,这时读书的价值取向,明显跟古代传统读书的追求有了极大的差异,而革命的结果,则是学习者逐渐从传统读书人演化为近代知识分子。废儒学,兴新学,提倡民主和科学,成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头等大事。近代读书的价值取向虽然由“读书明道”变为了“读书求知”,但中华民族的所推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崇高使命感,不但仍然一脉相承,而且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得多。在近代的知识分子身上,时时可看到那种解民众于倒悬,救民族于水火的责任感。谭嗣同、梁启超、康有为、陈独秀、鲁迅、蔡元培等,无不为国为民而读书而奋战。读书——求知——救国,成了这几代学人的基本品质。三、当今读书为学技读书在过去对一般的百姓来讲,属于一种奢侈品,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到了当今(注:这里的“当今”,包括上文的“古代”“近代”,不是历史学上的划分,只是笔者为便于叙述起见,随意划分的),读书已成为一种一般的消费。而读书的价值取向也由“明道”、“求知”,转为“学技”,其最终目的则是为了就业。这时原本读书“明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崇高理想,已不再为学人所推崇,或者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金钱多寡论英雄的当今,读书已泛化为一般的学技——学考试。因此有人说中国的图书出版量世界第一,但百分之八十却是教科书和教辅资料,也就再自然不过了。记得在高考刚刚恢复的那些年代里,还有不少学子雄心勃勃,满腔热情,一心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富强而读书,所以陈景润才成为民族英雄,成为无数学子的敬仰对象。静下心来想想,现在还有哪位读书的人,能理直气壮地说自己读书是为国忧为民忧,像周恩来年轻那样喊出“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不可否认,古今读书都有功利在其中,但像现今读书就是为了考试为了就业这种“功利”的,这在过去的传统中,好像是史无前例的。现在读书没有了一种“继往圣之绝学”的圣神感,没有了一种“开万世之太平”的使命感,而仅将读书变为获取个体生存的一种技能和手段。因此当今的读书的人,不再称“读书人”,也不像“知识分子”,而应该称之为“有文化的劳动者”最为恰当。从“读书人”,到“知识分子”,再到“有文化的劳动者”,难以界定是进步还是退化,但这是读书价值取向的衍变却是一种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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