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诞生中国盖茨的制度环境

寻找诞生中国盖茨的制度环境

寻找诞生中国盖茨的制度环境

    杨振宁教授经常讲出一些惊人的言语,最近,他在广州做了一场名为《怎样评价中国高等教育》的学术报告。他称,中国最需要的是任天堂和盖茨那种创新型、能创造财富的人才,拿一两个诺贝尔奖并没有什么用处。与往常一样,杨教授的这番话招来许多批评。

    公平地讲,杨教授过去的一些言论说得有些过头,但这一次的讲话却很有价值。首先,杨教授应该是在以亲身经历说明他这个得过诺贝尔奖的人,对如今的中国无多大的实用价值。再者,杨教授称中国最需要盖茨这样的人才,不只是在挑战中国教育系统,而是在呼吁有利于产生创新型人才的社会和制度环境。

    毋庸置疑,盖茨是商业天才和世界首富,但不是那种炒股票或完全靠商机而发财的人,他的确是一种创新型的人才。当然,盖茨并非是在计算机技术方面有卓越创新,而是有更大手笔的创新,即对一个行业的创造。当年,盖茨以“小微软”与“大深蓝”IBM合作,初创软件的许可协议规范,在IBM的每台个人电脑上装上微软的操作系统软件,微软仅收取很小一笔软件费。当时如果有人说,微软有一天将会是IBM市值的两倍,恐怕无人相信。但盖茨的创造力和远见使他知道,无形终究要胜过有形。后来IBM还算醒悟得及时,从硬件转向软件和服务领域,否则就会与另一个当年计算机行业的大哥大DEC一样从商业世界里完全消失。

    盖茨的商业创新能力并非来自美国高等教育的培养,因为盖茨在哈佛短暂的学业中,主要是在打桥牌,盖茨的创新主要应归功于美国的社会环境。如果美国法律不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如果美国的公司和个人也都不尊重知识产权,几乎完全依靠知识产权的微软,又怎能有今天的辉煌？几年前,中国本土的软件业也不乏有许多有创造力的人才,而今天所谓的中国软件业的20人排行榜,大多是外国信息技术公司的高级“打工者”。因此,中国社会在尊重知识产权和品牌上如果没有彻底的改变,不仅难以产生盖茨这样的人才,也摆脱不了为世界继续“打工”的尴尬局面。

    行业垄断是另一个阻止产生创新性人才的主要障碍。20多年前,有一位名叫福瑞德·史密斯的美国人,要成立一个公司,与美国政府独家经营的邮局去竞争。许多人认为福瑞德·史密斯是异想天开,但这个美国人创立了联邦快递公司,幸运的是,美国政府没有为了保持自己的行业垄断,去拒绝联邦快递的成立和运行。鲜为人知的是,在读耶鲁的时候,史密斯就以快递业务为题写了一篇论文,却没有得到教授的好评。大学毕业后,史密斯参加了海军陆战队,退役后,史密斯又重拾自己的梦想,创立了联邦快递公司。两年前,在接受采访时,史密斯明确地讲,联邦快递的成功主要在于美国政府没有限制。

    今天,联邦快递已是经营遍布全球的快递公司,而美国的邮局也在私营公司的竞争下不断提高其竞争能力。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从联邦快递所获得的税收远比国有邮局一家垄断下的利润更高,私营快递公司所创造的众多就业机会更让美国政府感恩不尽。由于美国邮递和运输业的自由竞争和规模经济并行,使得美国经济从运输方面获得极大的竞争优势,据美国有关机构统计,美国运输成本仅占国民生产总值8.6%,而中国却是21.3%之多。中国的行业垄断也许能给国有的垄断企业暂时多获一些垄断利润,但从长远看,对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和个人的财富积累都极为不利。

    因此,我同意杨振宁教授提出的“现阶段的中国,诺贝尔奖相对无用论”,因为那也许能提高一下中国大学的名气,但创新型人才却是中国更需要的,因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实在是太需要盖茨那样的创新型人才以及联邦快递那样的创业型公司,这不只是靠提高中国大学教育水平就能培养的,更需要的是制度和社会环境的转变。(作者为高级信息管理咨询顾问,现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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