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的事例

时间:2022-02-28 10:44:32 好文 我要投稿

关于闻一多的事例

  闻一多,本名闻家骅,字友三,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小编整理的闻一多的事例,供参考!

  闻一多的家风故事

  躬心似水 笔耕世业

  闻一多出生于书香世家。父亲闻廷政是清末秀才,长于诗词曲赋。闻氏家族几代同堂,家里办有私塾,家中子弟除学习《三字金》》《四书》等传统教材外,还学习国文、历史、博物、修身等新课程。“清白乃躬心似水,笔耕世业是家风”,闻家家训要求闻家子弟清白做人,朴实做事,心地善良,利用科学文化知识报效国家。闻一多从读私塾起就养成了刻苦学习的习惯,一捧起书本就如痴如醉,废寝忘食。他热爱祖国文化,尤其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即便是在新婚蜜月中,他也整天不出门,不是看书就是读诗、研究诗。

  在清华学校读书时,闻一多每逢暑假回家,他都把侄子们找到一起,教他们背诗作诗。谁作得好,还给谁发奖品,奖品是他自己用的笔、梳子之类的小物件。

  闻一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生计所迫挂牌治印

  据闻一多次子闻立雕回忆,闻一多提倡“诗化吾家庭也”,只要有时间,就教妻子和孩子们学诗,用诗歌感染和熏陶家庭成员。闻一多讲诗歌出神入化,生动传情,不仅把自己融化到诗情诗景中,“而且把孩子们和夫人,有时甚至连做饭的赵妈,都吸引进去了。”至今一提起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闻一多的子女们就会倍感温馨,沉醉在无比幸福的漩涡之中。

  勤俭持家 立德修身

  上世纪40年代,在昆明联大当教授的闻一多先生,薪水不足以养家,妻子多病,家里孩子多,生活难以维持。他不得不雕刻印章以补贴家用。久而久之,手指头起了大疙瘩,眼睛也花了。有一段时间,家里饭桌上只有一锅豆渣炖白菜,偶尔吃到一点豆腐,大家都兴高采烈地称它做“白肉”。在昆明的那些年,闻一多先生一家不仅吃得苦,住得也很差。有一段时间,一家八口挤在普通农舍的楼上。晚上,小孩们打地铺,白天卷起铺盖,腾出地方吃饭和读书写字。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

  有一次,一位朋友来看望闻一多,看到他们家的居住条件这样艰苦,不禁为之动情。闻一多却念起了杜甫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土尽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冗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闻一多感慨地说:“教了好多年的杜甫诗,只有亲身体验之后,才能领会到杜甫的心境和胸怀。”

  言传身教 德泽后人

  在良好家风的熏染下,闻一多的后辈们都清白做人,朴实做事,成为各自领域的专家。他们中既有学者、教授,也有研究员。无论身在何方,身处哪个岗位,他们都不忘祖辈的教导,家风、家训的传承已深入骨髓。有一次,闻一多次子闻立雕和夫人,回浠水参加闻一多纪念活动,夫人误将宾馆房间与自己所带茶盒一样的小盒带回了北京,发现后,闻立雕专程去邮局将茶盒寄回了宾馆,并附言表达了诚挚的歉意。

  闻一多长孙闻黎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有一次,一名学者前来拜访他,不小心将一把雨伞忘放在他的办公室,时隔数月,闻黎明先生辗转多次,托人将小雨伞送还那位学者手中。

  正如闻一多的三子,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闻立鹏所说:“我的父亲对我影响非常深远,他用他自己的言行教导我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

  闻一多与重九香烟

  说起闻一多,大家都知道他喜欢吸烟斗,其实,闻一多与“重九”品牌还有一段故事呢。

  1938年初,日军开始逼近华中,武汉大会战在即。

  当时闻一多在南迁过程中的临时大学当教授。临时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聚集了许多著名的教授学者。

  滇军60军受命驰援中原,经过步行48天,才从昆明长途跋涉2千公里,于11月上旬赶到了湖南长沙。60军有个叫王执的副团长,浙江上虞人,跟闻一多的得意门生陈梦家是一个地方的老乡。早年在云南入讲武堂,是陈梦家在1932年于上海参战时有过生死之交的兄弟。后又回云南加入了60军。既然都到了长沙,自然不会放过这难得一聚。那天陈拉上自己的恩师、大名鼎鼎的闻一多教授,到茶馆酒肆与王团长聚会,王也带了一伙想结识名教授的滇官人佐,桌上竟然坐有十多人。其时,60军已接命令,将于几天之后的11月15日,登车准备经粤汉铁路驰援南京。因此,这顿饭局,大有生离死别的悲怆意味。酒自然是少不了的',而且一律白酒,用大碗喝。滇官人们以为闻教授是国中名人,也就没人敢劝其豪饮。只是自己行令罚酒,吵吵嚷嚷,未久,个个眼睛就红了。闻一多先是嘴里咬着他那著名的烟斗,冷冷看着。稍倾,捋捋袖子,也端过大碗,与王团长碰碗相敬。有了闻教授的主动加入,喝酒的场面更加热烈,就连那天也在酒肆的完全不认识的长沙临时大学学生,后来也加入进来,直把一缸白酒喝罄众人才算做罢。

  那天是闻一多第一次与云南人打交道。也在这天,闻一多第一次抽了滇军王团长带去的重九烟。

  闻一多爱抽烟而且烟瘾很大,也常抽烟斗,一方面用烟斗表现出了他民主自由的学者气息,另一面抽烟斗也是不得已为之,抗战期间教授的日子也不好过,抽烟斗能省些银两啊。其实他更喜欢抽的还是卷烟。在上海和南京时,他抽“双喜”,在青岛时,他抽的是“红锡包”,后来因为青岛大学发生“驱闻运动”,闻一多去了北京清华中文系任教,也就改抽“大前门”了。而此几种牌子的卷烟,都是以美烟为原料生产的。这也与闻一多早年在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珂泉大学、纽约艺术学院等校留学的经历有关。闻在美所学专业是美术,闻名于世的却是他的新诗。正是那段留学经历,使闻一多爱上了美烟口味。因此,当那天王团长掏出重九烟时,久未抽过好烟的闻一多大喜,竟然不顾斯文,将一支重九烟几乎没有离口,就抽到尽头了。

  临别时,王团长搜尽身上所带的全部重九烟,也就一包零七支。其余官人见状,也纷纷效仿,找出随身所带重九,凑够不到三包烟,悉数送与先生。从这里开始,闻一多对云南人有了很好印象。

  临时大学最后迁到了昆明,成为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也在昆明继续做他的教授,安心抽他喜爱的重九。可惜,1946年昆明翠湖边的一声枪声,让我们记住了《最后一次演讲》,却让本该北归的先生永远留在的南国,还好,九泉之下,有好烟陪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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