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对唐人诗文别集的搜集与整理

时间：2023-05-01 05:10:01 诗句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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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对唐人诗文别集的搜集与整理

摘要：全文首先参考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并对宋代可见的唐人诗文别集进行初步梳理。通过与新旧《唐书》所载唐人别集存目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唐人别集在宋代散佚之状明显。就具体情况来看，不仅唐人别集存在整部散佚之状，即使宋代保存流传之集也多脱漏错讹。就我们现今所能看到的唐人别集来说，宋椠唐人别集弥足珍贵，其多为后世刊行唐人别集校刊所依重，这些全都依赖宋人在唐人别集上的搜求汇集整理之功。

关键词：宋朝；搜集；整理

华夏民族文化发展到宋代达到了一个高峰的时期。赵宋建国，在政治上实行专制主义，在文化上却实行宽宏之政，对士人持有尊重与宽容的态度，稽古右文，扶助文教事业。加上造纸业的发达，雕板印刷术的普及与提高，使宋代在我国图书编撰与出版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宋代编撰总集、别集的风气很盛，据统计宋本朝别集，约有一千五百种，或为本人自编，或为他人所编，往往一家之集数种，数量之多空前。在对前朝文集态度上，唐人文集凡三百余家，许多经过宋人编订。唐代名家诗文集能流传至今，宋人对唐人别集编辑整理构成其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里主要对宋人编辑、整理唐人诗文别集的各项工作分述如下；

一、宋人对唐人诗文集的搜集

唐人诗文集流传至宋代亡佚惨重。北宋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刘麟刻本《元氏长庆集序》中云：“新旧唐书《艺文志》载，当时君臣所撰著文集篇目甚多，《太宗集》四十卷，至武后《垂拱集》一百卷，今皆弗传。其余名公巨人之文，所传盖十一二尔，如《会昌一品》、《风池蒿草》、《笠池丛书》、《穴余》、《遗荣》、《客居》见于集录所称道者，毋虑数百家，今之所见，仅数十家而已，以足知唐人之文亡逸多矣。”当时刘麟所见，唐时所谓“名公巨人”的诗文集传到宋时只有原来唐集数的十之一二。其实不仅唐代个人诗文集至宋时整部集子亡佚现象严重，唐人别集中卷帙，部分篇目内容的亡佚同样十分普遍。

如王勃文集，据杨炯《王子安集》序云：“君平生属文，岁时不倦，饞数百篇。”又云：“分为二十卷，具诸篇”。这里，杨炯指出王勃文集在唐时的卷目状况。但在《旧唐书》王勃本传却称有文集三十卷，《崇文总目》和宋史《艺文志》皆作三十卷。洪迈在《容斋随笔》五又说王集今存者二十七卷。这些不一致的说法，皆因宋元旧本的不存，而不能考正。但从这里可以看出，王集在唐代版本传递便已有异，随着时代沿革，至宋代面目便已更加不同了。但可以较肯定的是，唐宋两朝，就王集来说便有三十卷，二十卷，和二十七卷本流传，其散佚可见。

以上别集，是唐代初唐四杰中王勃所作，文名远播如王勃，以他的文集流传来看，虽然至宋代虽仍有流传，但面目已非唐时旧次，可以想见唐人文集的流传非易。即使宋代流传唐人别集其篇目概次，卷第之次大多已不能与唐时相比。

总的说来，唐集散佚之因，不外乎两点。或是时间长河中的辗转传抄流失，或是战乱散佚。可以说战乱散佚是唐集流传至宋代散佚十之八九的主因，特别是唐末历经五代十国入宋的百年间。宋代流传的近三百部唐人别集中，对这种散佚之因，有过初步记载。

《韩偓诗》，崇文总目载其一卷，新唐书《艺文志》亦作一卷，又《香奁集》一卷。晁氏《郡斋读书志》云：“《韩偓诗》二卷，《香奁集》不载卷数，各家著录皆不相同。”其集自叙有云：“余溺章句，信有年矣，诚知非丈夫所为，不能忘情，天所赋也。自庚辰辛已之际，迄辛丑庚子之间，所著歌诗不下千首，其间以绮丽得意，亦数百篇，往往士大夫之口，或乐工配入声律，粉墙椒壁，斜行小字，窃咏者不可胜记。大盗入关，缃帙都坠，迁徙不常厥居，求生草莽之中，岂复以吟讽为意。或天涯逢旧识，或避地遇故人，醉咏之暇，时及拙唱，自而鸠辑，复得百篇，不忍弃捐，随时编录。”等等。在这里，韩偓道出了战乱是导致韩诗不及原篇秩之因。

在这里，战乱更迭以成为唐集荼佚主因。以韩集为代表其散佚处于唐末，到历经五代十国入宋的百年间，可以想见，又有多少唐人诗文集的散佚。为此，宋人在唐人诗文集上进行了艰难的、卓有成效的搜求汇集工作。

试举例一二：

（一）《杜审言集》

杜审言，唐代著名诗人杜甫的祖父，善咏五言诗，尝以屈宋自比。新、旧唐书二志俱作《杜审言集》一卷。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著录仅一券，並云： “集有诗四十余篇而已，则散佚多矣。”赵彦清所编《杜审言集》有南宋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杨万里序，云：“襄阳杜审言，字必简，尝为吉州司马，今户曹赵君彦清，旁搜远摭，得其诗四十三首，将刻枣以传好事，且以为户厅宝玉大弓，属余记之。”在这里，杜审言集的结集是这位户曹赵彦清旁搜远摭的结果。

（二）《柳宗元集》

《崇文总目》载柳集三十卷，刘禹锡遵宗元遗嘱编次，五代以后散佚殆尽。宋代穆修（字伯长），率先对柳集进行搜求汇集和整理工作。穆氏曾说过柳宗元集不全见于世间，经多年访求，穆修到晚年才获得一本可能是唐代的四十五卷写本，并录为别本，和陇西李之才参读累月，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写成后序，成为宋人编校柳宗元集的第一个版本。在北宋间大抵出现柳集七种版本，每种版本都包含着不同程度上的对柳集内容的搜求增补之功。

通过以上两部宋人对唐人诗文别集搜集整理的情形来看，宋人在搜集整理唐人诗文别集上，用力之勤可见一斑。

二、宋人对唐人诗文集的校勘

古书传世既久，自然存在许多错误，唐代雕版印刷未盛行，书籍传播多赖手写，更容易以讹传讹，举凡字体的缺缪，语句的脱落，乃至衍文增句，无所不有。宋代所见流传唐集之本，亦是如此。因此，宋人在对唐人诗文集的编辑过程中更注重校勘同异，订正错讹。如：

（一）《杜工部集》

杜甫集的搜求汇集工作大体在北宋便以完成，对其校勘工作多在南宋进行。

对于《杜工部集》的校定，于宋代诸多版本中，以南宋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蔡梦弼的校本用力最勤，蔡氏题记云：“凡校雠之例题曰“樊者，唐润州剌史樊晃《小集》本是也；曰晋者，晋开运四年官书本也；曰邱者，欧阳永叔本也；曰宋者，宋子京本也；王者，王介甫也；苏者，乃子瞻也；陈者，乃无已也；黄者，乃鲁直也。刊云一作某字者，系王原叔、张文潜、蔡君漠、晁以道及顾陶本也；又如宋次道、崔德符、薛仓舒、蔡天启、蔡致远、蔡伯世皆为义说；其次如徐居、仁佰、吕祖谦、高元之、暨天水赵子栎、赵次翁、杜修可、杜立文，亦为训解，复参以蜀石碑，诸儒之定本，各因其实以各记文。间有一二说者，亦两存之，以俟博识之决择。”这本《杜工部草堂诗笺》是综合了数十种宋本杜甫集，经校勘辑编而成，在宋椠诸本杜甫集中尤具影响。　　（二）《韩昌黎集》

《韩昌黎集》四十卷，各志所载卷数都相同，虽然经过五代战乱，韩愈文集却并未散佚。宋初，柳開（公元947-1000年）有《昌黎集后序》，序中说韩集得其全。但是由于各种版本间的辗转传抄，讹误甚多，因此对韩愈集的校正工作，成为一种必然。穆修曾叙述“韩集”文字错讹状况和自己校订“韩集”的经历说：“至所缺附，亡字失句，独于集家为甚。志欲补其正而传之，多从好事访善本，前后累数十，得所长辄加注解，遇往四方远道，或他书不暇持，独齐韩集以自随，幸会人所宝有，就假取正。凡用力于斯，已蹈二纪外，文始几定。”

宋初欧阳修，也曾校勘过一本蜀刻《昌黎先生集》。他在《记旧本韩文后》描述过这段校勘韩集的经过。这部蜀刻《昌黎先生集》是欧阳修儿时所读一部六卷本，虽然“脱略颠倒无次第”，但是经过欧阳修后来加以补辍校定，一直藏为旧物。韩集流传到宋代，宋人对其整理工作，从搜求汇集转移到了校勘上。在这里，对于韩愈集的校勘宋初用力最勤当数穆修和欧阳修二人。欧氏校本，当时具有一定权威，不过却因为没有雕版发行，流布也就不广。穆修本虽然曾经印行过，但在北宋诸本中却不见影响，很少被人提及。后来影响较大的则是方崧卿《韩集举正》。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韩集举正》刊行于南安，一时传为善本。此后朱熹在方崧卿《韩集举正》的基础上又对韩集做了进一步考证，作《韩文考异》一书，其影响远远超过《韩集举正》。

三、宋人对唐人诗文集的篇目分类

宋人编订唐集大多喜欢分类编排其原因不外以下三点。第一，宋代类书盛行，影响了文集的编辑。类书多按照内容编排。第二，宋代公牍，应酬文常四六之体，为文词藻华丽，多拾掇前人佳句，别集分类编次，正可备作参考引用之用。第三、宋代科举兴盛，诗文取士引导了宋人的学风。

宋人对唐人诗文集的分类，喜欢从文体或诗文的题材角度考虑，现略举例如下：

（一）《韦苏州集》

宋编《韦苏州集》，王钦臣校本是现传《韦集》的母本。据王序记载其目录分为十五总类：首赋、次杂拟、次燕集、次寄赠、次送别、次酬答、次逢遇、次怀思、次行旅、次感叹、次登眺、次游览、次杂兴、次歌行等15类.

（二）《孟东野集》

宋敏求在编订《孟东野集》时，将其编目为：乐府、感兴、咏怀、游适、居处、行役、寄赠、怀寄、酬答、送别、咏物、杂题、哀伤、联句十四种。

宋代《崇文总目》仅著录《孟郊诗》五卷。显然也并非完书。”宋敏求编辑唐集较多，孟集经过宋敏求的搜集编缀才成为定本。后来一切孟集，都是用宋编作为祖本。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的都是这个宋编的十卷本。

（三）《姚少监集》

宋编姚集，目录便分为，送别、寄赠、闲适、时序、风月、题咏、游览、宴集、和答、酬谢、花木、鸟兽、器用、褒挽、杂咏等。

以上诸例是宋编唐人别集编目之代表，但也有例外，如曾巩在编《李白集》时，就是“考其先后而次第之”，《杜甫集》宋椠较多，分类本、注释本、音释本各异。就《四库全书》所载《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三十六卷，补集二卷为例，其书的特点就在编年。据馆臣云：“大旨在于案年编诗，故冠以年谱辨疑，用为纲领，而诗中各以所作岁月，注于逐篇之下，使读者得考出处先后之大致。”但就总体状况来说，宋人在编订唐人诗文集时多分类编排。

四、宋人对唐人诗文集的音释注解

有宋一代，唐人诗文别集的搜集整理工作在北宋大体完成，而对唐人诗文别集的音释注解则多产生在南宋。在这里，宋人对《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宗元集》等所做音释注解堪称代表。

关于韩愈的《昌黎先生集》，在宋代有多家注释版本，比较著名的有：樊汝霖《韩诗谱注》、韩醇《新刊诂训昌黎先生集》、文谠《新刊经进评注昌黎先生文》、祝弃《音注韩文公文集》、魏仲举《新刊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和廖莹中《昌黎先生集注》等。

对于《抑宗元集》的音释注解宋人亦下过一番功夫，比较著名的有：张敦颐《柳文音释》，童宗说《柳文音释》、严有翼《柳文切正》、潘纬《柳文音译》、韩醇《柳文诂训》和魏仲举《新刊五百家注音辩唐柳先生文集》等。

对于音释注释唐集，《杜工部集》以杜甫诗歌在宋代产生的深远影响，据《杜集书录》载宋编杜集就不下百种，其中更不泛笺注之本。如苏轼《杜诗释事》、王彦辅《增注杜工部诗》、赵次公《注杜诗》、郑卯《杜诗音义》、蔡兴宗《杜诗正异》、方醇道《类集诗史》、徐居仁《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刘辰翁等《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和郭知达《杜工部诗集注》等。

综上所述，宋人在唐人诗文别集的搜集和整理上所做工作成绩巨大。宋人继承和发展了悠久的文献学学术传统使得唐人诗文别集的整理工作为唐人诗文别集在宋代的出版奠定了良好前提。宋版唐人诗文集流传至后世，多为善本，为后世所重。

参考文献：

[1]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2]陈陈陈.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晁公武.郡斋读书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4]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

[5]万曼.唐集叙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0.

[6]沈治宏等编.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M].巴蜀书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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