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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上清晨候皇甫郎中白居易意思赏析
《池上清晨候皇甫郎中》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所作诗词之一。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池上清晨候皇甫郎中白居易意思赏析，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池上清晨候皇甫郎中
作者：白居易 朝代：唐 晓景丽未热，晨飚鲜且凉。
池幽绿蘋合，霜洁白莲香。
深扫竹间径，静拂松下床。
玉柄鹤翎扇，银罂云母浆。
屏除无俗物，瞻望唯清光。
译文
池塘幽静，绿色的浮萍密密合拢，秋霜洁白，白莲的香气袭人。
我深深地清扫了竹林间的小径，静静地拂去了松树下床榻上的尘埃。
我手持一把镶嵌着玉柄、形如鹤翎的扇子，桌上摆放着盛有云母般晶莹液体的银罂酒浆。
这里屏除了所有的俗物，我举目四望，只见一片清朗的光芒。
赏析
这首古诗描绘了一个清雅、宁静的自然环境和诗人的内心状态，充满了对自然美、纯洁和静谧的赞美。下面是对这首诗的赏析：
首联“池幽绿蘋合，霜洁白莲香”，以“池”和“霜”为背景，描绘了一幅清新脱俗的画面。池水幽深，绿色的浮萍密密麻麻地合在一起，营造了一种宁静而神秘的气氛。而秋霜洁白，使得白莲更加清新脱俗，散发出迷人的香气。这两句诗不仅描绘了自然的美景，也暗含了诗人对高洁品格的追求。
颔联“深扫竹间径，静拂松下床”，进一步表现了诗人对环境的精心打理和内心的平静。他深深地清扫了竹林间的小径，使其整洁而幽静；又静静地拂去了松树下床榻上的尘埃，展现了一种淡泊而雅致的生活态度。这两句诗不仅表现了诗人对环境的热爱和珍惜，也反映了他内心的平和与宁静。
颈联“玉柄鹤翎扇，银罂云母浆”，则通过描绘诗人所使用的物品来展现他的高雅品味。他手持一把镶嵌着玉柄、形如鹤翎的扇子，桌上摆放着盛有云母般晶莹液体的银罂酒浆。这些物品不仅精美绝伦，而且富有文化内涵，体现了诗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享受。
尾联“屏除无俗物，瞻望唯清光”，则表达了诗人对世俗的摒弃和对清光的向往。他屏除了所有的俗物，只留下了清朗的光芒。这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更是一种精神境界的追求。诗人通过摒弃世俗的纷扰和杂念，使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加纯净和明亮。
总的来说，这首诗通过描绘自然美景和诗人的内心状态，展现了一种高雅、淡泊、宁静的生活态度和精神境界。诗人用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意象，营造了一个清新脱俗、宁静致远的艺术世界，使读者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诗人内心的平静和满足。
作者简介
白居易（772年-846年），唐朝著名诗人，字乐天，晚居香山，自号香山居士，又曾官太子少傅，后人因称他白傅。原籍太原，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有“诗魔”和“诗王”之称。他和元稹友谊甚笃，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葬于洛阳龙门东山。
白居易一生中写了大量的散文和诗歌，仅诗就有3600多首。其诗生动形象的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痛苦，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秦中吟》10首和《新乐府》50首是其中的代表作品。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新乐府”诗歌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有诗歌集《白氏长庆集》传世。第一次编《白氏长庆集》时，把自己的作品分为四类：讽喻诗（如《新乐府》《秦中吟》等）、闲适诗、感伤诗（如《长恨歌》《琵琶行》等）、杂律诗。前三类皆古体，近体皆入第四类。
主要成就
官场
翰林学士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
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现九江）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
文学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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