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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哲学反思思维的现实价值论文（精选7篇）
在当今社会生活中，课堂教学是我们的工作之一，反思是思考过去的事情，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如何把反思做到重点突出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论哲学反思思维的现实价值论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论哲学反思思维的现实价值论文 篇1
随着我国社会情况的不断发展，经济立法的发展也逐渐开始变的越来越完善，司法也逐渐开始广泛的展开，这些经济法的深入探讨和探究准备了实证材料。但是经济法理论研究过程中，经济多年的积累，经济法的基本理念也逐渐开始反思准备出了成熟的理论条件。
一、经济法是社会经济秩序的保护法
（一）经济法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不管是哪一种法律作为一种制度都是应对社会的问题所出现的产物，并且这也是社会问题的主要解决方式，也正是社会问题的产生，能够良好的解决法律的发展情况并且确定了自身的赋税的主要任务，这样引发的法律目标或者是任务是有所不同的情况。所以法律部门不同于其解决问题的主要类型，这样也是最终引起目标或者任务的不同情况。
（二）经济法保护的利益
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决定了人们在利益结构中公共利益已经具有非常高的权重，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所能够过去的分享的'权益，还需要在其所处的社会经济秩序以及公共物品中所分享的公共利益有着直接的关系。
（三）经济法的问题、利益以及经济秩序
在19 世纪开始，世界各国间经济的发展能表民，一个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的问题起关键的内容就是经济是否能够持续和稳定有效的发展，但是这一问题的主要解决方式还在于能否形成比较好的经济秩序。
二、经济法是规范经济公害的行为法
（一）主流观念和选择
法律作为社会的规范，之所以能够发挥其有效的作用，也主要是由人所具有的理性，以及其行为的主要意志支配的，也正因为如此，法律所规范的行为就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但是人作为理性的存在，其根本的性质也决定了人的所有行为，但这些情况主要的原因都是利益的行为。
（二）行为分类和法律部门
（1）行为类型和特点。在行为损害利益的视角能把造成损害的行为分成私害行为及公害行为。其中私害行为指的是为损害个人利益产生人的私益。而公害行为指的是为损害的利益主要就是人的公益。这两种行为的主要特点就是由其损害利益及受害的主体特性所决定的。（2）行为类型和法律规范的演化。在国家产生之后，人在社会活动的过程中不仅是其他人或公共机关两类主体之间的相互统一，因此，对人的损害也无非分成两种性质和主题，在现有的法律部门看民法、商法主要是私害行为的防范和控制，并且社会的主流观念也是自由主义的个人观念，所以近些年来，在对于利益的法律保护过程中，民法和行政法长期处于部门的主导地位。
（三）经济公害行为和经济法
（1）经济公害行为的法律规范路径。在19 世纪末到20 世纪初期的阶段，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有计划程度不断提高，人们的利益结构和行为发生了严重的变化，其中公共的利益占有的权重逐渐增加，同时对于社会的主观影响也在不断的加强，甚至公害行为所导致的严重的甚至是灾难性的损害后果也逐渐呈现出来，导致公益保护逐渐被法律所重视程度。
（2）经济公害行为和经济法规构造。在复杂的经济体系中，很多行为不属于经济公害的行为，这一点不仅仅和行为者所处的经济系统以及其行为在系统中的角色以及经济实力有关系，这也和方式的社会主流以及经济学观念对于这一行为有深刻的认识。因此在经济法中一般情况下没有设置专门的执法机关，这一点也决定着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规则是否合理，这个也是能够有效控制经济公害的主要因素。
三、经济法是事前规制的主导法律
（一）决定规则选择的影响因素
在经济法的领域中，很多损害的行为是损害小但是分布却非常广泛的情况，例如：市场规制中各种损害消费者行为的，甚至很多行为有害性甚至展现出非常长的时间，限制市场竞争行为，对于市场竞争产生严重的影响，对于产业结构产生的主要影响等，甚至有些行为和损害结果的关系并不明确。
（二）决定规则运行的损害性特征
对于法律法规中的事后真让人规则，还需要有效发挥其主要的功能条件，并且需要在经济公害中被完全的颠覆，事前规则的设置主要还需要设立的专门机构进行调研，这也是在意义上来说以事前预防为主，防治经济公害的方式。
四、结论
根据以上内容能看出，经济法的发展和产生，碎玉社会的经济背景以及社会观念，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保护整体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并不是个人如何自由利用自身要素更好生活的问题，参与协商民事行政诉讼且加以改造，这样也能够建立起最新的诉讼形式，建立起最新的公益诉讼制度。
论哲学反思思维的现实价值论文 篇2
摘 要：批判性是哲学固有的属性，也是哲学体现其独特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当代社会一种强大的被普遍认可的文化理论和意识形态，它影响和改变着世界的历史和进程。本文将把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性放在当代社会的实际中来进行分析讨论，即在马克思思想领域中探讨我们当代社会的问题，以现代性批判为视角重新阐释和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性；当代社会
随着人类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整个社会对文化发展这种软实力的提升空前的重视，无论是是从执政党的领导权还是从社会基本制度的精神支柱来说，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地位都是不可置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特有的对自身的反思和对外部世界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性的两大特质，它们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创新的动力，也是应对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临挑战的有效方法，更是符合当代社会对意识形态的需求。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精神
批判性是马哲的基本精神。批判，即是破旧立新，以新物质代替旧的物质，是实践的内在要求。马克思哲学就是以一种批判的态度对人与人类现实世界的关系作出评价。要改变世界，就必须对旧的现存世界持批判的态度，在对现实世界的批判中确立作为高于现实世界形态的理想，再通过不断的实践把理想转变为新的现实。这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性对现实世界的作用，即不断创造出更高层次的现实世界，辩证法意义上的批判并不是一般消极的否定，而是通过实践来体现其意义。
批判性哲学的魅力所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马克思哲学的变革也是从对旧哲学的批判开始的。但马克思与以往的哲学家不同，他所关注的不仅是哲学的批判，而且是对整个观念领域的批判，不仅是观念领域的批判，而且是现实领域的批判"，是"对社会各个实践领域全面总体性批判"。批判一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标题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比如《资本论》这一马克思的代表作，其副标题便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批判一词对马克思而言意味着为追求真理和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对现实世界的一切事物都进行理性考量和辩证分析从而进行扬弃。批判是改变旧事物和发展新事物的动力，彻底的批判精神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和科学性的具体表现，也是马克思哲学久存不衰的重要原因。
需要注意的是，在对社会制度这一块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也是存在的，并不是向有的人认为的，马克思的批判性只针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对社会主义则不存在。此种观点表面上看起来是维护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却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创新的观念。
二、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的本质体现
1、批判性使马克思哲学具有自我超越性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主要体现在对不合理的理论及其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尤其是对那些歪曲现实的资产阶级理论及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也是区别其与其他哲学派别的鲜明依据。因此，只有通过自我批判,克服自身的缺陷,不断变革自身，才能更好地顺应自然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哲学的形成与发展中始终贯穿了自我批判精神,也正是通过自我批判的道路,才能真正实现自我超越和自我发展,从而与时俱进,永葆自身的理论青春与历史魅力。
2、在现实的批判中实现哲学的旨趣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唯物主义的`精髓就在于实践的批判,它的哲学旨趣就在于把现实的批判诉诸实践,它是在批判一个旧世界中发现了一个新世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对人类社会所采取的辩证否定观点,决定了它对"现代性"的批判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建设性。从时代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和理想,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实现，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我们时代精神的精华，进而在现实的批判中实现哲学的旨趣。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性的现实意义
作为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强大、恒久的生命力,主要在于它超越狭隘阶级利益与思想意识而获得的彻底批判性。尤其是在我国当今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必须依靠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同时其批判性的内在要求需要我们要积极地在理论和实践中开展双重批判与双重建构，切实地将理论用于实践。理论的批判就是通过人的实践而实现的祛除意识形态之蔽的过程,就是在我国现代化实践进程中,要理论、科学地批判传统的关于人的发展、关于社会主义的以及哲学的使命的错误观念和认识,实现哲学理论自身的超越与发展。
所谓实践的批判性，指的就是实践活动的本身,她往往是通过实际地批判和改变现存的事物和社会形态的体现,进而加速现存世界的革命化，彻底改变当今实践的弊端。同时，它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境界的形成过程,既是哲学的世界化逐步向世界的哲学化转变的过程，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具有彻底革命批判性的巨大理论与现实意义之所在。
四、结语
事实上，批判功能和辩护功能是密不可分的，关键在你为谁批判为谁辩护。当我们弘扬革命传统、努力认同还在实践中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时，无疑是对现在一些流行时尚的勇敢批判。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精神，是一种科学的超越资产阶级狭隘眼界的实践精神，既非否定一切的"虚无"，亦非束缚于一己私利中的"务实"。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从自己的想象中超越现存不难，听任自发性的摆布认同现实更不难，难的是真正地超越现存和现实。唯物主义和理想主义、科学精神和批判精神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精髓，也是马克思所开辟的、唯一能够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这一伟大的开创性事业的每一步都需要开创性的工作，我们应当为此而努力。
论哲学反思思维的现实价值论文 篇3
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仅深刻改变了全球经济、金融和货币格局，而且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的经济思想，经济学乃至全部社会科学正在酝酿革命性的变化。我们需要反思和重建经济学的哲学基础。
现代经济学起源于18世纪的欧洲，以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为主要发源地，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和演变，逐渐成为一种居于支配地位的全球性思维模式。追根溯源，西方经济学是西方整体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西方哲学思维数千年演变和进化的产物。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直接来源于西方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西方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或者一般而言的西方哲学思想，有一种特别的精神。哲学家熊十力说：“西洋形而上学是以宇宙实体当作外界的物事而推穷之。西洋哲学的方法是析物的方法，所谓一元、二元、多元等论，则是数量的分析;唯心唯物与非心非物等论，则是性质的分析。此外析求其关系则犹若机械论等等。要之，都把真理当作有数量、性质、关系等等可析。”分析的方法或析物的方法，实在是西洋整个哲学思想和科学思想最基本的特征，也是其最殊胜之处。西方许多著名科学家将西洋科学方法总称为“约化论”(reductionism)。约化论让西洋科学取得令人叹为观止的伟大成就，绝不可轻视，更不可忽视。西方经济学实在是西洋整体哲学思想的支流，其哲学基础和分析逻辑也是秉承约化论的基本意蕴。
概言之，主流西方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由五个方面构成：人类行为的自私决定论、经济体系的机械决定论、人类发展的西方中心论、人类认识的实证方法论、政策哲学的自由竞争论。从哲学角度来审视，上述五论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本体论、宇宙论、知识论和人生论。200多年来，经济学演变繁复，流派纷呈，恰如滔滔江河，又如涓涓细流，溯其源流，就是上述五论。
经济科学背后的本体论、宇宙论、知识论和人生论，直接源于西方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17世纪欧洲兴起的科学大潮，彻底改变了西方世界的思维模式，改变了人类历史的演进方向。科学和技术的兴旺发达，不仅让欧洲拥有了征服物质世界的绝对优势，而且让欧洲拥有了征服精神世界的最大优势。那些惊世骇俗的科学发现和发明创造，让全人类叹为观止。欧洲人凭借科学技术的神奇魔力，成功征服全世界。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胜利或许更加彻底。西方崛起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摧枯拉朽、雷霆万钧之势，迅猛席卷全人类。一切社会科学和精神学问，包括宗教、哲学、历史、法律、伦理等所有一切学问，无不深受科学方法论的影响。科学思维对经济学哲学基础的影响尤其深远和全面。若要探讨主流西方经济学的成功和失败、优势和劣势，若要为经济学的未来开辟新的方向，我们首先需要总结西方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理解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如何决定了经济学的基本价格。
西方科学世界观的核心就是决定论、机械论或命定论，此为西方学术界的共识。197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非平衡热力学开拓者普里戈金和助手斯唐热出版的名著《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吹响了重新塑造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嘹亮号角。
决定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孕育出许多基本信念。我们将会看到，经济学和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命题，皆源自这些基本信念。
决定天地万物或宇宙演变的是自然定律，自然定律具有普适性和永恒性。西方科学的伟大奠基者们始终强调自然定律的普适性和永恒性，他们虔诚追求的科学理想，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图式和普遍真理。
对普适和永恒自然定律的信念，激励无数天才物理学家穷尽毕生智慧去忘我地追寻宇宙万物的基本规律，从而创造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奇迹。的确，物理学家们曾经多次坚信他们已经找到了那个神秘莫测却又充满无限魅力的终极定律。譬如，19世纪后期，物理学家们非常乐观地宣称，宇宙间的一切皆可以按照连续物质的性质予以解释和推断，物理学的天空只剩下微不足道的一点儿乌云了。然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横空出世，粉碎了物理学家的乐观情绪，开辟了物理探索的崭新天地。原子结构和量子力学不确定性原理的发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摧毁了决定论的信念。
霍金的《时间简史》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科普著作之一。全书激荡着那个意志坚强的残疾天才对自然世界普适和永恒定律的信念忠贞不渝的伟大情怀，激荡着对宇宙演化终极规律不懈追求的豪情壮志。当霍金论及“物理学的统一”时，他满怀信心地说：“在谨慎乐观的基础上，我们可能已经接近于探索自然中集定律的终点。”
霍金将决定论的科学观推到极端。他写道：“爱因斯坦曾经问道，在制造宇宙时上帝有多少选择性?如果无边界假设是正确的，在选择初始条件上它就根本没有自由。”初始条件的确定性加上自然定律意味着我们可以完全准确预测宇宙发生的一切，这当然也包括人类社会，因为人类自身不过是茫茫宇宙的沧海一粟，怎么能够逃脱自然定律的.命令和规范?
因此，早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早期，自然定律的普适性和永恒性，就一直激励着欧洲哲人去追寻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成就最突出者当属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诸位大师。剑桥大学曾经出版一本专著《苏格兰启蒙运动》，详尽说明牛顿科学尤其是著名的力学三定律是苏格兰启蒙哲学家的灵感源泉。斯密和他的老师们坚信人类社会同样存在着与牛顿三定律一样普适和永恒的自然定律，《国富论》的伟大贡献就是发现“看不见的手”原理。斯密为自己的奇妙发现惊喜万分，深信自己已经找到了支配人类经济活动的“自然铁律”。《国富论》因此成为经济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看不见的手”原理则成为经济学者最根本的精神支柱。
决定论和机械论的基本信念塑造了经济学的基本性格，牢牢统治着我们的理论思维和政策模式。第一，人类社会演变有一个确定的方向。“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完美市场制度，欧洲建构主义的理想社会，李嘉图的“完美静态经济体系”，马克思人类社会演变的“五阶段论”，直到20世纪后期所谓的“历史终结者”，皆源自经济学的决定论信念。第二，既然人类经济体系的演化有一个确定的方向，我们就一定能够准确推测人类行为的结果。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主旨，就是准确推测经济趋势。弗里德曼的著名论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宣称检验经济理论正确性的唯一标准就是预测的精准。事实上，许多经济学者喜欢动辄就以“预言家”自居。第三，数学模型完全支配了经济学，哲学、历史和人文思考退居其次，甚至被完全漠视。近百位获奖者多数都是数学模型高手和数学家。第四，决定论和机械论思维经过复杂的数学模型，终于蜕变成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有效市场学说，它们将市场描绘成一架精巧的机器，总是可以自动迈向完美均衡，给人类创造出最大的福利。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有效市场假说是过去半个世纪西方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直接催生了货币信贷扩张、资产价格泡沫、全球经济失衡和全球金融危机。
论哲学反思思维的现实价值论文 篇4
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是医学知识的两种不同属性而不应作为两种独立的知识形式，二者共存于医学统一体之中。医学整合的关键在精神理念的整合，而不在于知识层面的融通。在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整合中应当对医学知识的整体性、医学科技的价值负载、医学人文理念的养成、医学整合的评价标准等问题给予高度的关注。
一、医学、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之辨析
“医学”(Medicine)概念最初源自拉丁文ars medicina，其本义为健康的艺术(the art of healing)[1]。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medicine被解释为：“医术”、“医学”，其含义是：“(art and science of the)prevention and cure of disease, esp by drugs, diet, etc, but sometimes including surgery also”[2]，即：通过药物和饮食(有时也包括手术)等预防和治疗疾病的艺术和科学;我国学者编撰的《科学技术辞典》说：“医学是旨在保护和加强人类健康、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科学知识体系和实践活动”。《自然科学学科辞典》的解释是：“医学，狭义可视为医学科学的同义语，广义则应理解为医学科学和医疗保健事业的综合称谓。”美国医学家G. H. Roche指出：“医学一方面被看作是一门科学，另一方面被看作是一门技艺。这两种观点都是正确的。就其研究方法而言，医学是一门科学;就其应用而言，它是一门技艺。”
尽管以上界定各不相同，但都涉及到了“科学”这一概念，都试图通过“科学”来描述“医学”。因此，对“科学”概念的理解直接影响着对“医学” 内涵的认识。据学者考证“science”一词，“源于拉丁文Scientia,原为“学问”、“知识”的意思。而中文“科学”一词源自于日文,……意为 “分科之学”。1898年康有为进呈光绪帝的一封奏折中写道：“从此内讲中国文学,以研经义、国闻、掌故、名物,则为有用之才;外求各国科学,以研工艺、物理、政教、法律,以为通方之学。”[3] 1899年王国维为日本人著《东洋史要》中译本(樊炳清译)作“序”中写道：“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知识者,不可谓之科学。”1900年王国维为译著《欧罗巴通史》作“序”中言:“凡学问之事,其可称科学以上者,必不可无系统。”。由此可见，“科学”一词在我国最初包括了物理、政教、法律、历史等知识，它与一般知识之区别就在于其知识的系统性。
目前，国内不少学者往往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及近代实验科学的兴起等来分析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分野，其实这并不完全适于我国的情形。由以上史料可知，直到20世纪初，在我国“科学”一词还是包含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但是，由于“科学”在我国的传播正值清朝日趋没落之际，西方的洋枪大炮在打破中国千百年来闭关锁国的大门之时，也使国人看到了另类文明灿烂的世界，领略到了科技文明的力量，直至“五四”时期高高举起“科学、民主”的大旗，科技救国、民主图存的思想深入人心。在此背景下，自然科学、技术的实用功利属性日益受人们的青睐，科学也逐渐沦为自然科学的同义语。为了遵从“传统”，格守习惯，笔者在本文标题所使用的“医学科学”中的“科学”一词就是在当下“自然科学”的意义上而言的。
笔者认为，如果从我国当下“科学”的含义上来理解科学，医学与医学科学之间不是全同关系而是属种关系，即医学是属概念，医学科学是种概念，医学包含医学科学。一方面医学不仅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技术或技艺，也是一种社会建制，“医学科学”仅仅反映了医学作为知识体系层面的属性;另一方面，医学不仅具有自然科学的规定性，同时也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的规定性，“医学科学”仅仅反映了医学所具有的自然科学的属性，它只能囊括生理学、病理学、解剖学等生物医学学科。因此，二者在外延上是完全不同的，将“医学”词条纳入《科学技术辞典》和《自然科学学科辞典》的做法值得商榷。在《自然科学学科辞典》中之所以将医学“视为医学科学的同义语”，就是把医学当作了一门自然科学。同样，医学与医学人文之间也是属种关系，医学人文仅仅表征了医学所具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规定性，它只能囊括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社会学等医学人文学科。而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之间是全异关系，二者在外延上没有重合，非此即彼。如：生理学既然隶属于医学学科，就不能再归于医学人文。但是，这仅仅是就概念而言的，如果就其内容来说，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又是密不可分、相互渗透的，二者共处于医学知识的统一体之中。
按照后现代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观点，根本不存在纯粹的自然科学，任何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一个社会建构过程，都会受到科学行动者(actors)的主观因素及其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尽管这种理论有其局限性，但它对科学建构过程中人文社会因素的考量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医学作为一门科学，其服务对象是人，在其研究和构建过程中就不可能不考虑人的因素，包括生物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也不可能不受研究者主观因素及其所处环境的影响。因此，医学绝不是一门纯粹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属性应是其内在的规定，医学人文是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不应当作医学的补充。在西方，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的分野，只是受近代机械论哲学，以及局部定位思想和特异性病因思想影响的结果，是人为制造的产物，是对医学知识统一体的裂解。
当前，对医学整合的认识也应当从上述视角进行分析。在分析医学整合的问题时，既不能从医学科学的视角去考察，也不能从医学人文的视角去考察，否则，就会得出医学科学缺乏人文性，医学人文缺乏科学性的误读。我们应当从医学本身的目的出发，以医学知识内在的统一性和规定性为依据，分析为什么整合、整合什么、如何整合等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分离的状况，回归医学的本真。
二、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整合的核心在于精神理念的整合
医学整合不是简单地把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扭在一起，更不是医学科学知识与医学人文知识的汇总和拼凑，而是回归医学本身应有的科学性和人文性。这种回归决不能停留于知识层面的融合，要深化到人们的观念中，在观念中反映医学本身所具有的科学性与人文性，实现两种属性的统一和融通，并用于指导具体的医学实践活动。
在医学科学研究中，应以人道主义的人文理念为指导，要以促进医学的发展，防病治病、增进公众健康、造福人类为目的，不能忽视医学的人文性为医学而医学。否则，就会走向“唯医学论”，甚至陷入非人道的医学目的，将为医学而研究当作非人道医学实验的辩护借口。当然，也不能把从事医学科学研究视为带来荣誉、地位、声望或经济利益的敲门砖，否则就可能导致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的现象。
在医疗技术创制中，要以人道主义关怀引领技术创新，避免片面追求高精尖、仅仅强调疗效和效率而忽视技术的不伤害性和适宜性的极端功利主义行为。技术的发展过程是不断设计和创新的过程，而设计和创新是一种目的性的、有时间和资源限制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设计什么、如何设计、设计的结果等，不仅受政治制度、经济环境、市场需求等社会因素所影响，而且与设计主体的社会伦理价值观念和文化倾向等因素密切相关。每一项技术都反映了其创设主体及时代的人文精神，体现着明确的创设目的和动机。由于医疗技术所适用的对象是具有社会性的人，这种影响表现的更为突出，因此也需要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注。
在卫生政策制定中，不能企图通过医学科学技术本身、通过提高医疗技术水平来解决卫生服务中的一切问题。著名的日本学者池田大作指出：“科学包含着这样的性质，即对一切事物都客观地审视，摒弃感情，用理性的‘手术刀’解剖。因此，用科学的眼光看待自然时，自然就成了与自己割裂的客观存在。同样，当科学之光照在人的生命上时，人的生命自身就成了与医生的精神交流断绝的客体。这当然就引起了人类生命的物质化。”这说明，卫生政策的制定必须以医学人文价值理念和医学人文精神为导向，各项措施不仅需要适应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促进卫生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更需要把社会效益放到首位，反映公众的健康需求，体现公正公平，明晰政府、集体的健康义务，激发公众的健康责任。
在临床医疗工作中，必须摆脱生物医学模式的桎梏，克服科学思维定势的局限，将医学科学精神与医学人文精神统一起来，将病与人统一起来，把病人当人看，将心理、情感因素纳入疾病的诊治过程之中，实现“治病”与“救人”的有机统一，加强医患之间的认知及情感交流。池田大作认为，“医生越是精通科学的思维方法，结果就越有危险使他的心趋向把人看成物质。”把病人看成“不过是一个称作肉体的物质”。“尽管医疗原本应以医生和患者的相互人格交流为基础，现在却已濒临崩溃”。为了克服现代医学的矛盾，他呼吁医学界“要确立人道主义”，医生“要做需要感情交融的病人的朋友”。现代医学问题的出现，是医学科学摒弃医学人文精神的必然结果，是科技功利主义的必然归宿，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复兴医学原有的人文精神。
在医学教育教学中，要顺应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要求，加强医学人精神的培育。近代以来，在医学教育课程设置中，人文学科被大大弱化，仅仅把人文教育作为医学教育的补充，而不是作为医学教育体系中的有机部分。医学教育的目的不是服务于人，尤其是罹患疾病的人，而是把医学教育作为获取医学知识的手段，为获取医学知识而教育，从而背离了医学本身所具有的人道主义精神，忽视了医学生人文价值理念的养成。为了加强对医学生的人文教育，提高其社会服务能力，20世纪80年代哈佛大学校长博强调：为了增强未来医生为病人服务的能力，必须“对以前被忽视的知识领域，如医学伦理学、心理学、预防医学等，给予较大的关注”，“这些学科能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并能对他们的行为产生影响，因此无论如何也要把他们综合进临床医学”。1984年，在由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缪勒负责完成的《为二十一世纪培养医生》的报告中则指出：医科大学生毕业后必须具备3项素质，即为了增强对病人和整个社会的医学照顾和关怀所需要的价值和态度;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获得概念和原理的能力;从病人及其周围收集信息、同病人建立和睦关系以有利于诊断和治疗的能力。同时，报告还明确要求：“由于医学教育缺乏人文社会科学基础教育，会使医科大学生在医科大学生涯中丧失应付挑战的智力和能力弱化。发展医学教育中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的教学应作为医学教育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 医学教育模式的改革，不仅有助培养医学生的人文精神，更好地为患者服务，而且有助规范医学科研工作的价值取向，减少医学实践中潜在的社会伦理问题，促进医学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总之，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的整合需要从医学科研、医学教育、技术创新、临床服务、政策制定等方面全方位推进，其中医学教育是关键。因为无论医学科研、技术创新、临床服务、政策制定等都必须由人来实施，而实施者的精神理念直接影响着实施过程的价值取向，并影响着最终的实施结果。
三、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整合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对医学知识的肢解
知识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是主观化了的客观存在。医学知识所反映是人体健康与疾病的本质及其发生发展规律，健康与疾病是人的生命运动的整体表现，是自然生物过程与社会心理过程的统一。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对生命现象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并构建不同的知识领域，如医学科学中的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等，医学人文中的医学心理学、社会医学、行为医学等，但却不能主观地割裂或否定生命过程的有机性和整体性，不能脱离自然生物过程而空谈社会心理过程，也不能忽视社会心理过程而片面地强调自然生物过程。因此，从客观上说，医学知识应当是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的内在统一体，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属于医学的两种不属性，而不应当作为两类独立存在的知识。这正如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仅仅是真理的两种不同属性，而不是两种独立的真理一样，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仅仅是人们分别从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审视医学的结果，二者只是概念内涵与外延上的不同，从医学知识的建构过程来说，二者是密不可分、相互包含，共处于医学统一体之中的。在这个统一体中，既不存在纯粹的医学科学知识也不存在纯粹的医学人文知识，二者仅仅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之中，是一种理想化的存在。马克思曾经指出： “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4]事实上，没有医学科学属性支撑的医学必将变成抽象空洞的思辨，脱离了医学人文属性的医学必将走向人性的对立面，失去其“仁术”的光环。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否认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之间内在质的规定性，否认事物之间的差别，相反而是以承认医学内在质的统一性和规定性为前提的，强调了医学的整体性。
(二)对医学科技价值负载的漠视
按照技术中立论者的观点，“技术仅是一种手段，它本身无善恶。一切取决于人从中选出什么，它为什么目的而服务于人，人将其置于什么条件之下。” [5]这种观念把技术看作一种纯粹的工具，认为该工具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完全取决于作为使用者的主体，从而把技术与技术的运用后果割裂开来。由此出发，必然认为在社会实践中需要规范的只是技术使用者的目的和行为，而技术运用后果的善恶与该技术的创制者无涉。
事实上，技术与技术的运用及后果并非绝对无关，技术本身是负载价值的。这一方面源于技术主体有目的地将人类自身的人文因素内化于技术之中，另一方面源于技术本身对人类主观要求的顺应。技术的产生和发展根植于特定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环境，技术的演进是由群体利益、文化选择、价值取向和权力格局等社会因素决定的，生物学史上“米丘林学说”与“摩尔根学说”的斗争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技术决不仅仅意味着由所谓科学真理决定的正确无误的应用，技术的发展已经使风险成为内在于现代技术中的构成要素，技术本身的负作用是难以克服的。科技人员有责任和义务将这种负作用限制到最小的限度之内，尽量避免风险的发生。尤其医学技术，它是直接运用于人体自身的，需要在创制之初就做好风险及代价评估，遵循正确的价值导向。
(三)对医学人文教育的误读
毋庸置疑，医学人文教育离不开医学人文知识的传授，但医学人文教育的目的不在于灌输给学生多少医学人文知识，而在于培养学生的医学人文精神，树立人文关怀的理念。张大庆教授认为，所谓“医学的人文精神是指让患者得到尊重，让生命得到呵护”，笔者认为这只能就临床而言，如果考虑到医学科研、技术创新、政策制定等问题，医学人文精神的内涵应当更加广泛，可以说就是以人为对象、以人为本的精神，它体现在思想观念、价值准则和道德规范等方面，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人文精神的培育需要通过文化知识的传承、人文环境的熏陶、社会实践的锻炼、政策制度的规约等多种形式、多种途径才能实现，课堂教学只能提升医学生的人文知识、沟通技能或风险防范措施，但未必能养成以人为本的精神、人文关怀的理念，甚至可能会出现将所学得的人文知识、技能当作自我保护的手段或推卸责任的借口。当前，部分地区和机构开展的“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培训”之所以受到部分学者的质疑，正是因为其“‘规避风险’ 的作用太过明显，似乎更倾向于强调‘做一个不违规的医生’，而偏离了‘让医生更加关注患者’的医学人文核心方向”[6]，笔者对此深表赞同。因此，医学人文教育并非意味着增设几门医学人文课程、增加人文教学课时、开设几场人文讲座等，这些只是医学人文教育的手段，而关键在于人文精神的养成。
(四)对医学科学精神与医学人文精神的解离
医学科学精神与医学人文精神是完全统一的，不应当把二者对立起来。部分学者认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作为人类认识活动的两种产物和结晶，前者以物为尺度，追求真实，推崇理性至上，探索无禁区，等等;后者以人为中心，追求美好，推崇的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理性，认识有禁区，等等。”[7]从而把二者看作截然不同的东西。事实上，医学求真、求实、怀疑、创新的科学精神，目的在于获得正确反映健康与疾病的本质及规律的知识，指导医学技术创新和临床医疗实践，服务于卫生决策，更好地为患者及公众服务，这本身就体现了以人为对象、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如果为个人名誉、地位、经济利益等而科研，为医学而医学，不考虑研究成果的潜在危害，势必出现弄虚作假、编造数据等不端行为，这不仅违背了医学科学精神，也必然给患者及公众带来不利的后果，背离医学人文精神。因此，医学人文精神要求医学工作者必须具有医学科学精神，医学科学精神也要求医学工作者必须具有医学人文精神，二者是完全一致的。科学也应当有禁区，这个禁区就是人文伦理的限度。
同时，医学科学精神与医学人文精神是不能截然分开、相互包含的。在医学科学精神中包含着人文精神的因素，在医学人文精神中同样也包含着科学精神的因素。二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如：“怀疑精神”通常被作为科学精神的重要内容，但我们不能否认它也同时属于人文精神，体现了人的自主、个性、价值、追求等内涵。而且，在医学实践活动中只有科学精神而与人文精神无涉的医学工作者也是不存在的，不管他从事的是人道的还是反人道的医学工作，都与人文精神有关，要么是符合人文精神的，要么是与人文精神背道而驰的。
四、对医学整合目的的偏离
医学整合是人类健康与疾病、生理与心理发生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追求系统、全面的知识，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医学服务于人的最终目标。当前我们之所以呼吁临床医学与预防医学的整合，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的整合等，主要是因为各学科分离的局面不能很好地解决诸多健康与疾病问题。因此，评价整合效果的标准不应是整合内容的多少、教学内容的改变、卫生政策的调整，医院管理方式的完善等，这些仅仅是实现医学最终目标的手段和载体，而不是目标本身。笔者认为，评价医学整合效果的标准应当是医学目标的实现程度，即是否有利于患者心身健康的好转、生命质量的提高。如果通过医学整合，在实践中能够达到这一目标或者能够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就说明整合的方向是正确的、方法是合理的，否则就是失败的、错误的。正确理解医学整合的评判标准，对于我们分析为什么整合、如何整合、整合什么，以及避免为整合而整合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之，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的整合是生命健康与疾病发生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它反映了医学知识的内在统一性。医学整合的关键在于精神理念的整合，知识整合仅仅是医学整合的手段，其目的在于解除患者的病痛，提高生命的质量。
论哲学反思思维的现实价值论文 篇5
管理是人类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活动，早在原始社会人类其实就已经开始了管理活动，主要表现为特定组织成员为了达到组织的共同目标而进行的资源优化过程，具体表现为管理主体对管理客体进行的一系列的协调和组织活动。哲学的定义则较为广泛，有的说是知识汇总，有的说是科学的科学，而比较接近哲学本意的则是马克思对哲学的解释，即世界观。哲学是研究事物本质及其运行的根本法则，是管理科学的主导原则与方法论。哲学与管理虽然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但是两者之间联系极其密切，哲学是管理的指导思想和精神向导，管理则是哲学的实施与体现，两者相辅相成，在现代企业管理实践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管理哲学概述
（一）管理哲学的产生。
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各个国家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甚至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日益频繁，相互之间的影响也不断加深，一个人的各种决策活动，尤其是职权较大、影响较广的个人的决策活动都能给地区甚至整个社会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在这种大环境下，企业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营主体单位，企业规模的不同，企业的各种活动都会对当地、国家甚至世界带来不同的影响，作为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不仅要考虑到企业自身的生产和经营活动，还要考虑企业对社会产生的各种影响，因此，企业的管理者必须改变以往单纯作为经济人的角色，必须要具备一定的哲学素养，在考虑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效率的同时，也要考虑企业的人文和社会价值。1978年霍金森教授编写的《管理哲学》一书的发表标志着管理哲学的正式创立，他在书中对管理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中，人们在实际生活中除了要关注如何提高组织的效率、加强组织的科学管理之外，还应当注重组织管理中的人文要素，不仅要强调组织的效率价值，还要考虑组织的人文价值。简而言之，管理活动不仅能够提高人的价值、发展人的潜能，还应当能够排除压抑人的创造性、降低人的价值、限制人的发展的行为和因素。因此，哲学作为一种“补偿的力量”必须对管理进行价值的、伦理的、情感的分析，这就是管理哲学的本质。
（二）管理哲学的内容。
（1）自然观。大自然主要指人类生存的各种环境，包括森林、河流、山川、矿产等等，这些自然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自然界有其自身的运行和发展规律，人类活动介入之后，自然生存环境虽然受到影响，但是人类活动并不能够改变自然运行规律，人类对于自然环境所做出的各种行为，都将得到自然相应的回报，因此，人类的活动必须遵循大自然的客观规律，不能随心所欲的改造大自然，否则必将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2）社会观。社会不同于自然界，社会活动是由人类的各种不同活动构成的，社会活动包含多种不同的人类活动，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活动等等，每一类活动都会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人类社会经过了多种形态的更替，而且每种社会形态均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进步，社会形态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企业要在当前社会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遵循当代社会的发展规律，对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有清醒的认识，才能够管理好企业，为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3）人文观。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第一位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要素。正是由于人类具有无穷尽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不断促进了人类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倡导以人为本的思想，坚持以人为中心，充分尊重人的意愿、关心其身心、理解其情感，注重培养和提高每一员工的主体地位、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管理者应重点关心和研究员工的情感态度动机、信仰伦理道德、规范责任意志、偏爱期待价值等，把企业管理理念逐步渗透到全体员工中去，引导员工主动去实现企业目标，促使企业良性发展。
（4）企业观。企业是社会中的一个组织形式，是国民经济的主体，要做好企业管理工作，就要具备哲学性的管理思维，处理好四个环节的关系：管理者、管理对象、管理工具和手段、管理过程。虽然这四个环节的每一个都可以作为哲学对象，但是，管理哲学的思维方式主要侧重于概念、判断与推理。企业以目的而存，以适应而发，以整体而变，以集合而改。除此以外，其职工的情感、态度、价值、道德、责任感等等，这些都是管理应关心的问题。对它们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管理的实质就是实践哲学或行动哲学。
（5）发展观。世界万物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这是物质世界的根本法则，企业也是如此，任何一个企业都是随着经济社会体制、社会关系和市场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不断的适应经济环境与社会发展，才能求生存。当今社会企业最重要的在于企业管理理念和管理制度的变革和创新，只有不断的改变管理理念、管理方法，才能真正的取得发展。
二、我国企业管理中应用管理哲学的意义
（一）有利于我国企业的跨国发展。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企业发展规模和实力都有所增强，越来越多拥有国际市场竞争实力的企业开始向国外发展，谋求国际市场。在企业走出去实行跨国经营的'时候，跨国企业的企业文化与理念体系构建成为比较重要的研究课题。为避免走出去的企业受其他国家文化的影响而失去自身的独立性，我们势必要更加重视和强调跨国经营企业的管理哲学和企业文化建设，因此，在企业管理中应用管理哲学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国内外企业竞争的加剧要求我国的企业必须要应用管理哲学。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开展及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延伸，越来越多的国际大型跨国集团公司进入中国并抢占了市场、人才、技术等资源，我国企业发展壮大的形势更加复杂和严峻。国际化的大型企业集团都是实力雄厚并具有丰富的先进的管理和发展经验的，一方面我国企业要努力学习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另一方面不能一昧模仿西方国家企业的经营模式，我国企业仍然要建立或者说保持一些中国企业所特有的东西，形成一种更能符合中国本土和国外文化的企业文化和哲学，这样才能在国内甚至国际竞争中保持一定的竞争优势。
（三）可以更好的赋予和体现民族文化特征。
一个企业在生存发展过程中必须能够充分体现当地民族的文化特征，能够建立起符合国人的企业哲学，而现实中确实有很多的企业由于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而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东西，没有好好的利用我国的传统文化特色和价值理念来构筑企业特有的管理哲学和管理文化，最终导致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找不到自己的地位和价值，一个无法体现自己民族文化特征的企业很难在国内立足，更难以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
三、企业管理中管理哲学的应用体现
（一）建立以管理哲学元素为核心的现代企业文化。
要使得企业管理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除了管理者自身要具备一定的哲学素养之外，还应当将这些哲学元素逐渐扩展到企业的所有员工，使他们都认同这种管理哲学，大家协同一致，才能使企业文化发挥其最好的效果。企业在建立企业文化的时候，应当包含管理哲学的基本要素，包括自然观、社会观、企业观和发展观等，如企业的发展实践过程中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必须与当代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必须要具备哲学性的管理思维，必须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中等等。这样的企业文化才能得到企业员工的认同和执行，才能渗透到企业的每一个员工中去，才能形成企业向心力，这样的企业文化才能够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起到最好的效果。
（二）建立以管理哲学元素为核心的现代企业运行机制。
在管理哲学思想的指引下，对企业组织的运行机制进行优化与整合，包括整合企业的组织结构形式和生产经营运行机制。首先，按照人本管理哲学思想整合和构建与之相适应的企业组织结构形式和协调机制。按照“直线加矩阵”序列关系构建“复合型”企业组织结构形式，“层级制”直线型组织指挥体系和“矩阵式”横向型事业部制组织密切结合的组织结构形式，其中“层级制”直线型组织、指挥、管理、协调体系，上层是高层决策指挥系统，中层是标准化职能部门，基层是产品项目研制组织；“矩阵式”横向型事业部组织，由直接接触、相互协调的工作技能、工作过程和工作成果等标准化职能部门和产品项目研制矩阵组织或项目小组构成。其次，运用人本管理哲学思想，以营销导向管理理念为出发点，对生产型企业的组织运行机制进行重构，构筑“需求———层级式”企业生产经营组织运行机制，这种运行机制，其中心思想是处于上一层级的部门制导下一层级部门，而下一层级的部门必须准时响应和满足上一层级部门，并保证工作成果合乎要求。
（三）管理哲学指导下企业管理的技巧。
（1）黑箱原理的应用。在面对一项比较复杂的管理活动时，可以把整个的管理活动看成是一个黑箱子，这里面的具体内容可以暂时不要去管他。管理者只需要考虑的是在这个黑箱子中输入和输出信号，输入的是预定的管理目标，而输出的当然也就是管理结果。而管理的过程要懂得选择让下级管理者去实施，这主要是因为越往下层，所需要管理的范围就越小，管理也就越轻松。在由下往上的管理活动过程中，一层层的管理工作都做好的话，自然整体的管理工作也就做好了。管理者通过调动下层管理者的工作积极性，做好自己范围内的管理工作，从而理顺整个管理系统，这就是所谓的黑箱理论。
（2）调动管理积极性。管理活动需要管理充分的调动起自己的积极性，在每一个管理条件的选择以及实施上都要保证万无一失。因为管理哲学告诉我们，管理者对管理的更深层次的认识，是从具体的管理实践中来的，只有进行有效的管理实践，管理者才能得到进一步的认识。并且管理层越往上面，这种认识也就越重要，因为越往上层，管理者所作出的管理决策所引起的影响也就越大。所以管理层要充分的调动起自己的工作热情，要尽量避免管理失误的出现，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3）适当进行弹性化管理。每一项管理制度的建立都不是十全十美、完美无缺。往往在管理实践过程中，这项制度的弊端也会慢慢的出现，一旦这些问题无可避免的出现的时候，管理者不能一味的只知道按照规定制度进行管理工作，要具体问题具体解决，从问题的实际出发，弹性的看待问题。企业管理应当是有弹性的，每一项管理活动从管理目标的制定到管理工作的安排实施都应该有管理的弹性，特别是作为管理者来说，更要把握好这种管理弹性，在管理实践过程中，切实协调好各方的关系，最终的目的自然是保证企业能够健康有序的发展。
论哲学反思思维的现实价值论文 篇6
摘要：都市治理植根于都市人的生存状况，人的生存样式构成了治理的前提和结果。都市治理是指在都市利益相关主体公平公正地参与都市权利的使用和管理中，消除都市问题导致的生存困境，推进都市持续发展与居民的宜居、幸福的生活。当代都市人所遭遇的空间权利失衡和精神虚无等存在困境，构成了都市治理出场的现实性场域。然而，当前都市治理在总体上聚焦于制度层面的构建，虽能化解空间权利失衡，但尚未能有效消除人的精神虚无，因此，廓清都市治理运转的地平线，确证治理应当的运转机理，对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尤为重要。
关键词：：都市治理；都市空间；生存困境；文化价值；社会制度；哲学反思
迄今以来，任何城市空间都不是完美无暇的，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负面效应，需要在治理中进行矫正与完善。尤其在都市化全球加速推进的今天，城市既使人感到物质财富的丰厚性与生活的便捷舒适，也招致了空间权利失衡与“文化失乡”，致使人陷入一种“歹托邦”的存在困境。面对这种生存境况，人们迫切呼唤都市治理的出场。当前的都市治理方式在不同层面确实起到了遏制都市问题蔓延的效用，但这是否意味着此种治理模式已经合理化了呢？整体看，当前都市治理注重制度性层面的建构，体现在运用政策规范空间资源分配、协调空间权力关系以及维护都市生活秩序稳定等，却在一定意义上“遗忘”了培育文化价值、引导人的日常行为观念。显然，这种都市治理方式离“治理的完整性”要求还存在差距，虽可以在制度层面实现空间正义，实难根除精神家园的缺场，也就难以促进人应当具有的丰富性与完整性的实现。正因如此，我们描画出当代都市治理运转的基本图式，仍具有现实意义，它是拓宽治理的新视野和完善治理的运转机理，促进建构健全的都市空间来通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守望者。
一、都市治理出场的当代语境
都市问题构成都市治理出场的现实场域。都市空间作为都市人的存在方式外化，都市问题主要以人的生存困境的方式现身，这样，都市治理直接导源于都市人的存在困境。若没有人的生存困境，都市治理也就失去了绝大部分的效用，仅作为保障人们自由生活的基本手段，即保留维持都市基本运转的功能，那么，都市人面临哪些困境需要都市治理来矫正呢？当代都市在发展中蔓延与弥漫着一种新的分裂张力，即不平衡的空间发展模式。在同一个城市中生活的“平等自由”的人之间始终存在着对立与冲突，不同居民的空间活动区域与生活道路日益分化和分割，人与人之间形成了有形与无形的分隔和分野。事实上，当代都市的居住空间与活动区域已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体现为以繁荣与富足为标志的“富人区”与那些被遗弃的贫穷、匮乏、衰败的“穷人区”相区别、隔离的景象。“由于地理区域的分离（市中心和市郊，住宅区、豪华棚屋和郊区宿舍等）、可居住空间（住房内外）以及第二住宅的划分等，它似乎变得越来越无法抗拒。与空间以及空间的社会符号相比，今天，物的重要性很小，因而居住形式能构成与其他消费品功能相反的功能。在空间与地点的关系上，能构成一种一部分人趋于一致而另一部分人被歧视的功能”[1]。再者，都市空间的占有具有了社会权力与身份地位的象征意义，空间布局与建筑样式等各层面体现着社会阶层的分层性。漫步都市中，人们可以通过住宅样式辨认出不同的社会身份，也可以在日常的休闲娱乐空间感受到身份地位的差异。德波拉史蒂文森指出，“这些空间曾是不同社会阶层与种族背景的人们自由交往的场所，但是，穷人和被边缘化的人们现在却直接或间接地被排斥在这些场所之外。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中产阶级对穷人和被边缘化的人们日益频繁地出现在这些场所中感到极为不安”[2]。随着这种生活空间隔离趋势的加重，人们之间享有的都市权利分配也在日益分割。越来越多的空间权力集中到了越来越少的人手中，操纵着公共资源的分配和享有。他们依赖掌控的经济和政治等权力比穷人拥有更大的选择权，都市空间的优质资源不可避免地聚集到他们手中，越来越多的人在都市化过程中被排挤出享有都市权利的行列。正如戴维哈维指出：“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向新自由主义转向以来，墨西哥已经出现了14个亿万富翁……而另一边，穷人的收入却停滞增长或是减少……这种不断加强的贫富和权力的极化必然将深刻地影响我们城市的空间形式，不断出现堡垒式分割、封闭型社区以及终日处于监控中的私有化的空间。”[3]这就是说，谁富有，谁就可以优先享有与选择优质的公共服务和配套公共设施，而对于大多数低收入人群，则连基本的公共空间资源都难以享受，处于“失保”“失身份”等“双失”的生存困境。所谓“失保”是指生活在都市中，却难以享受到平等的空间资源保障，甚至反遭更深的权益剥夺，成为被边缘化、被遗忘的一个群体。“失身份”则是指生活在都市中的下层与边缘群体越来越失去对都市的认同感，没有体感到真正意义的市民感。事实上，人们不仅在物质层面遭遇到了空间权利失衡，而且在精神层面也陷入到了“文化失根”，普遍具有一种无家可归之感，“别无选择”地沉沦于一种消费化的都市生活。当今时代是一个消费化的时代，都市空间实质上已成为时尚化的消费空间，这既指都市空间本身成为了消费商品，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历史建筑被城市的标准化与商业化所取代，也指生活方式的消费化，即生活秩序普遍承认的前提是追求商品消费。就是说，“消费本是满足人们需要的手段，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消费成为人在劳动中失去自由的一种‘补偿’，成为人逃避现实痛苦与不幸的避难所，成为统治者实施社会控制的工具”[4]。这样，当代都市借助各种传媒迅速商业化传播和提供“光怪陆离”的“符号快餐”，让普通大众自由地在商业化的、各式的“符号快餐”中寻求如意的娱乐产品，主动运用各种“光怪陆离”的时尚体系来构建自我的身份象征，满足内心的虚无幻境。就是说，人们寄托于都市所营造的时尚化的消费情境之中，留恋于各种大型都市商场和娱乐消遣场所，在孤立无助的境遇下享受虚假个性化风格的都市商品，忘却了自身的创造性和超越性，自主性被拜物教神话所蒙蔽而变成虚假化、空洞化的消费生活习惯。结果显然，人们通过沉醉于物化的都市生活来获得短暂的心灵慰藉，真实的城市感日渐淡薄，难以找到其所属城市的灵魂根脉，再也无法感受到家园感和根性归属，整体上表征为一种精神无根与焦虑的生存样态。由此可知，当代都市已离真实越来越远，彻底摧毁了诗意栖居的可能性，日益造就着人们的空间权利失衡与精神虚无。人未能切身感受到都市化所带来的身心喜悦，反而感到更加无助与迷茫。面对这种揪心的都市境况，是否以及如何有效合法地建构出合理化的城市运转机理，维护人们公平地享有城市权利，化解都市生活的无根性，重塑城市宜居形象与恢复人的总体性，势必需要呼唤都市治理的出场。
二、都市治理向度的'“限度”
都市人遭遇的生存困境构成都市治理的时空坐标，那么，按照当代都市外显的“病理结构”，都市人遭遇的空间权利失衡与精神无根性是由两种“致病因”所诱发。尽管这两个“病原体”在实际导致人存在困境时相互交织、共同协作，但仍具有不同的“致病”机理，即一个主要是制度失衡导致的空间权利日益分割；另一个则主要是文化价值向度的失范造成的精神虚无。因此，都市治理的维度应当涵盖双维度，即制度性维度和文化价值维度。然而，在都市治理现实运转过程中却呈现出另外一种图景，造成了“应当”与“事实”的分离，越来越展现出自身的“限度”，即重制度设计而轻忽了文化价值体系的培育。实际上，都市治理模式随着时空的变化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Stoker等归纳出治理模式的三种类型：朴实的、工具性的、象征性的。朴实的治理模式出现在具有同类人口和强烈地方归属感的小城镇和郊区，它们的主要目的是维持现状。工具性的治理模式则关注那些由城市政府和工商业利益集团的政治伙伴关系所指出的特定目标。象征性的治理模式出现在正经历着急速变化的城市当中，这些变化包括大规模的复兴运动、重大的政治变革，试图转变公众对自己城市的观念的形象运动，等等[5]。从整体看，都市治理主要是围绕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即制度性层面展开。正如约翰伦尼肖特所评价的“城市治理模式的概念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工商企业和政治活动的关系以及其中的张力、妥协和交易上，对于民主政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运转，它们都不可或缺”[5]。无论是城市空间建构，还是从个人权利保障与有序生活维护，都离不开制度性建构。空间本身就具有政治性，“空间不是一个被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扭曲了的科学的对象；它一直都是政治性的、战略性的”[6]。即政治经济因素弥散于家庭、工作地点以及消费领域等城市空间的各角落，这意味着，都市空间资源分配不公、权益失衡以及生活空间分割等问题，都需要改变经济政治等社会运行机制才能有效化解，即通过制定政策法规等规范权力关系与合理分配空间资源。实际上，采取理性化的制度设计与实施，重视政治经济领域建构中的都市治理，确实起到了高效率与精确化扭转空间权益不平等的扩大化趋势，促进了人们相对公平享有空间资源。也就是，建立起严格而细致的法治政策、权力监督体系等强制性手段来规范权力运作，化解空间资源分配矛盾与保障空间形态的公平支配，这也增强了人们对建构合理制度解决都市问题的信服与深度依赖。通过制度性层面的建构来有效解决都市问题已成为当代都市治理的主导原则和现代的日常思维惯式。问题在于，这种都市治理模式整体上过度依赖制度性向度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属于价值理性层面的文化价值向度的培育，虽能够解决外在的物质层面的空间权益失衡，实难使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体感到人生所向，还极可能进一步增强人的无根性存在。这是因为，人作为一个完整的、有生命的存在者，其所生活的世界必然由两个维度构成，即物质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也就是，“由于人是一个既有思想，又有肉体的实体，因此，他不仅要在思想中，而且还要在生活过程、情感和行动中反应他存在的二律背反……任何一种令人满意的取向体系都不仅含有智力的因素，也包括着人在行动、行为的各方面都力求实现的情感和感觉的因素。人致力于一个目标、一种观念或一种超越于人的力量（如上帝），是人在生活过程中追求完整之需要的一种表现”[7]。那么，城市空间作为人们生存活动的平台，它需要在制度层面和文化价值维度等两个向度同时建构才能满足人的需求，且彼此之间遵循着不同的运转机理，即社会制度层面的构建主要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人作为具有主体性的存在者，在物质生产满足自己生存需求的背后，永远存在对生存意义的探问与追求，即还具有精神生活，这就需要通过文化价值维度的构建才能给予人不断追求精神上的完满，不断向善而生存。进一步而言，人们内在的精神无根性源于技术理性的统治，它已经渗透到人的心理结构而生成了自我的意识，具有隐蔽性与无形性，左右着人的日常行为方式。都市人借助科技力量来满足物质、精神需求，得以摆脱传统社会和自然力的束缚，也被按照实证主义原则进行再规定和再塑造，因而，人的生活只是事实世界的一部分，即当今为都市生活提供出发点和基础的其实是科学事实，而不是思想。就是说，技术理性用实证精神统治着都市人的文化价值观，它对人的信仰体系进行了重新构建，人们不再相信还有高于客观事实的意义世界的存在，仅仅强调它的现存的、客观的实用性，不再探问与关注对象有无价值意义，这样，都市人的关注点已转向可见的事实世界，也就是被迷误到物化的生活境况之中，屈从和听命于物质生活的召唤，仅仅关注物质财富的生产、占有与消费，最终致使精神自由陷入无意义的状态而遭遇退场的境遇。即是说，“今天在我们这个没有信仰的社会生活中实际上存在着一种物化了的信仰，正是这种外在的物化信仰支撑和缝合我们生活的幻象，而幻象调节着社会现实”[8]。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物化意识已经侵入到人们的心灵，这难以通过外在的政治制度、法律规范等强制性方式来有效消除，而是需要通过获得文化意识领域的领导权，构建出以真、善、美为灵魂的文化价值观来改变人的心理结构，进而培育出真、善、美相同一的完整的认知方式，才能真正消除技术理性对都市人生活方式的宰制。遗憾的是，当前都市治理模式由于忽视文化价值向度的建构，导致整个都市缺乏一种广泛接受的文化价值体系，人们被都市治理能够创造舒适和安全的物质生活的许诺所迷惑与引导，专注于当下的物质生活与感官享受，忘却了诗意与远方。结果，当代都市人的精神虚无不仅没有有效消除，反而使其进一步强化，致使崇高的生活降格为凡庸琐屑的享乐，更加自觉地沉醉于这种现实世界之中，创造性的个体降格为功能化和同质化的客体存在，造就着都市生活的黯淡与难以想象未来前景。概言之，当代都市治理取得的成效其实是物质文化对精神文化的胜利，是在场对存在本身的驱逐。它遮蔽了文化价值维度或人的存在意义，把借助制度安排来化解都市问题看作理所当然，不仅会消解都市治理的效度，而且可能会使治理从解放人存在困境的动力倒转为人存在困境解放的桎梏，使其自身遭遇“合法性”危机。所以，都市人的生存困境的现实境况，决定了都市治理应从制度性维度与精神性维度双向切入，才能有效解决城市问题、释放城市活动，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三、都市治理的基本趋向：文化价值
维度与制度性维度双向联动都市空间的建构与生活布展都离不开都市治理，但当今的都市问题不再是缺少都市治理，而是都市治理在实际运转过程中逐渐“遗忘”了文化价值向度，将制度性建构转变成为自身运转的唯一向度。它所建构的都市生活秩序由部分倒转成了人们生活的全部，不仅未能消除人的精神虚无，人反而被进一步塑造成单纯的功能性物。在此意义上，重新建构出文化价值维度与制度性维度的双向联动，成为都市治理运转机制的基本趋向。依照前面的说明，可以知道：都市治理的运行应当是文化价值维度与制度性维度双向联动。都市人面对自我生存困境的挑战，在治理的进程中，除了通常的经济政治等制度性建构，还需注重精神文化向度的构建。安东尼奥葛兰西指出，实现对社会的治理或领导，不仅需要强制性的政治制度，还需要注重文化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统治着它往往会‘清除’或者甚至以武力来制服的敌对集团，他领导着同类的和结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9]。所以破除都市权利失衡与精神虚无，需要突破当代都市治理的限度，重建文化价值向度与规范制度性向度的合理运行范围，即实现文化价值维度与制度性维度的效能双向联动。就是说，既需要发挥文化价值的效能，对物质层面的生活进行反思、引导和修正，也需要以制度性的方式渗透到一切都市空间再造与日常活动领域，影响与规范都市各个层面的运行。本质上讲，文化价值维度和制度性维度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性，文化价值构成制度性维度的灵魂与价值导向，制度运转与安排则促使文化价值成为社会运行的内在图式和机理。“双向联动”就是文化价值层面与制度性层面相互配合、相互融合，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具体到都市治理的运转机理，就是把文化价值的构建作为制度安排和运行的价值所向，从根本上改变制度性维度在治理运转中的地位，防止制度性维度对文化价值维度功能发挥的压抑，将制度功效的发挥主要集中在都市空间权力确证与公平分配的位置上。即是说，从经济政治等制度性向度切入构建出公正有效的制度法规，通过社会规章体制对人的社会行为实施强制规范和引导，进而保障都市生活有序展开，保证都市市民公平合理地享受空间权力与空间资源分配，在此基础上，从文化精神维度切入进行文化意识革命，重新焕发文化价值的生机，培育与重构健全的价值理念，消除技术理性的统治，使精神恢复其在人的存在中的位置，回到以精神健全为尺度的崇高境遇，从而根除深层的精神无根性。从微观层面讲，都市空间作为人类空间实践的结晶，透映了社会环境和人类的精神心理等独特存在印记。其实，这种特质在城市诞生之初就已具备，“人类最早的礼仪性汇聚地点，即各方人口朝觐的目标，就是城市发展最初的胚胎。这类地点除具备各种优良的自然条件外，还具有一些‘精神的’或超自然的威力，一种比普通生活过程更高超、更恒久、更有普遍意义的威力”[10]。这样，都市治理不仅仅需要诉求理性化、制度化的方式管理城市，以此维护物质生活的繁荣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还应实现诗意化栖居来满足人们的精神性需求。在都市困境治理的进程中，一方面需要在民主化的监督体系下，使国家顶层制度设计更加注意空间权利的保障与维护，切实将权力限制在其应当运转的主要功能领域。即是说，做好监管与运用权利的制度设计，强化空间权利和治理的公共性，确证人们享有居住空间的均衡性与空间权益分配的公平性，使都市中的每个人都享有表达构造和规划城市空间结构的权力，具有创造美好生活的意求。通过社会权力体系规定空间权益，进而组织社会化的共同生产力在合理的范围内释放创造力，营构出有秩序的生活模式和交往方式。人在有限的空间权益内享受着无限的空间自由，一切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都可以自由和自觉地发挥创新性，造就着都市人自身自觉的生活图式和自由的思维观念，去创造更高层次的活动，促推自我生活目标的实现和追求理想状态。另一方面，都市人的精神无根性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在于技术理性用实证主义精神统治着人们的思维观念，进而迷误于物化的生活境遇，自我的精神性始终处于虚无的状态。那么，去抵抗精神虚无的挑战，必须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上摆脱技术理性的统摄，也就是要消除实证主义精神对人们生存方式的左右，即恢复神圣性或曰精神性在人存在中的地位，依靠精神性的存在而回到崇高的自我。这种精神性的恢复，在都市治理中需要通过文化意识革命，重新建构出一个充满人性的都市空间才能够得以实现。每一个人都会受到文化价值观念的引导，都离不开特定的文化形态而生存，并给予自己的日常生活以意义和根据。或者说，个人无论多么具有创造性和独特性，都不能脱离特定的文化模式，都是在自身的文化生活中学会自我该如何去做，如何去选择。即人们所生活的城市文化环境的美丽或丑陋事关人们社会活动的品质和行为模式。基于此，在都市治理进程中要重新夺回“文化意识领导权”，通过文化意识的重构来对人的价值观念进行变革与引导，就是重构人文精神的地位与功效，增强对普通大众的意识引导，指认出技术理性对都市人的精神的“误置”，唤醒迷误于物质生活的麻木灵魂，唤起人对完整性和完美的期待。也就是，在都市文化构建中揭示出：正是技术理性对都市人的主观体验的抹杀，使人失去了对人生意义的探问、希望、追求，招致精神家园失落，而跌落于物化的琐碎生活之中，与本真的存在相脱离，沉沦为实证化、物质化的存在。在此之上，建构出以真、善、美相同一为基础的人文生活环境，满足了人的情感需求，即使其在情感方面自觉地认同这种真善美相同一的价值规范体系，并将其内化为人们的日常思维观念和价值规范，导引着人们的生存活动和生存方式，从而构筑出更符合人性的栖居空间。21世纪是都市化的时代，当前的都市化既给人带来了美好希望与愿景，也使人遭遇了生存困境。为了治理“都市病”，助推都市化健全持续发展和人的完整性存在，都市治理理应是不可缺失的向度。这并非是一种理论空想的乌托邦，而是建基于都市空间的现实生态环境，核心在于有机整合制度层面的建构与文化价值的培育，重建一个外显魅力且健全的空间环境，确证人的完整性在都市存在中的位置。即当代都市治理在对强化空间正义的呼唤与建构，协调诸主体空间利益关系的同时，注重到都市认同与价值观培育。应当承认，处于都市化大潮中的中国也难以避免出现空间权利失衡与都市人的精神焦虑等发展困境。准确认识都市治理的运转机理，对于中国避免治理维度缺失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哲学反思思维的现实价值论文 篇7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把我们拽入了“互联网+”时代，教育也置身于“互联网+”之中，越来越多的人将其称之为“互联网+”教育。每个时代发展的背后都潜藏着哲学自觉与思想变迁，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进行真正的教育”。对“互联网+”教育进行哲学反思不是为了寻找确定性的唯一答案，确定性往往代表着思想的终结，而是促使我们在更深层次展开思考，突破常识化、经验化、表层化的理解，在发现并尝试回答各种问题的过程中，充满意义的教育世界才会不断向我们敞开，否则不仅与深刻的洞见擦肩而过，还失去了过上更好教育生活的机会。
一、本意所在
教育是什么?这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对教育是什么的叩问，实际上就是对教育目的的追问，这是整个教育实践的核心基点和逻辑起点，有什么样的教育目的，就有什么样的教育观，就会希冀什么样的教育实践样态。杜威说：“教育的过程，在它自身以外，没有目的;它就是它自己的目的。”这为我们划定了言说的边界，保证教育不为外部力量所左右，避免了教育的异化。因此，“对整个教育问题的反思，必然追溯到教育的目标上去。人类的将来，取决于本真教育的能否成功……但仅凭金钱人们还是无法达到教育革新的目的，人的回归才是教育改革的真正条件。”
“人”———“大写的人”“完整的人”的培养必须成为教育的核心价值取向，这是教育的本意所在，当然，这个“人”绝不是抽象空洞的、不可捉摸的，而是现实可感的、生动活泼的，也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描述的“人类发展的目的在于使人日臻完善;使他的人格丰富多彩，表达方式复杂多样;使他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家庭和生活成员，作为一个公民和生产者、技术发明者和有创造性的理想家，来承担各种不同的责任”。
素质教育体现了教育的本意，是中国教育发展的时代命题和主旋律，素质教育的核心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实际上，人的培养与其社会角色和身份的塑造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只是“国家目的教育不能把受教育者仅仅作为手段和有用的工具来培养，而首先必须把他们作为一个完整而丰富的人来培养。教育目的中的人，可以包含‘劳动者’‘人才’‘建设者和接班人’以及‘公民’等，但却不能用其中任何一个来替代人”。
再次回到培养完整的人这一教育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把握“互联网+”教育，明确“教育”是其根本属性和第一属性，“互联网+”是衍生性附着，或者说“互联网+”教育本质上就是素质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一种实践样态，避免将眼光过多地放在“互联网+”上，影响了对教育属性的基本判断。教育在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同时，绝不能忘记自身的本质属性，尤其是促进人全面而有个性成长的根本目的，“必须是人，而不是技术成为价值的最终源泉;是人的最优发展，而不是生产的最大化，才是制定所有计划的标准”。“互联网+”无论对教育产生了何种深刻的影响，都不能参与对教育终极目的的讨论，也不能改变教育的人性假设，更不能改变教育的根本目的，不过，“互联网+”会对人的具体素养和能力培养提出与过去不同的要求。而现实中的确有些人带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引导”我们把注意力都放在“互联网+”上，遗忘了更为根本的“教育”二字，把因“互联网+”介入产生的问题替代了教育发展和学生成长的本体性、本源性问题，甚至掩盖和忽视了一些阻碍完整的人的成长的瓶颈性问题和根本问题，这不仅会导致“互联网+”的僭越，还会让我们“信心满满”地舍本逐末，最终迷失了素质教育的发展方向。
二、何种心态
当下经济与社会的快速跃迁，呈现出日益复杂的发展环境，矛盾与冲突无处不在，有矛盾与冲突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如何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中，在身不由己的卷入中，保持良好平和的心态，这是教育变革取得成功的关键性前提条件。而哲学恰恰就是穿透迷雾的那一束亮光，是让教育放弃盲动、保持清醒的最后机会，它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准确的教育价值判断，积极妥当地迎接来自教育内外的各种挑战，形成“互联网+”教育发展的合理定位。
冷静面对“互联网+”。我们正处在不断变化的时代，类似“互联网+”这样的新事物层出不穷，打开了一扇又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户，推动教育生活向前发展。有一些人特别“敏感”，非常热衷于新事物，对所谓的“新”无限推崇，好像新事物就意味着创新、意味着远见，旧事物就意味着保守、意味着落后，好像新事物一定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积极的影响，忘记了新事物并不必然等同于良善方向和正能量，“新”和“好”之间不能划上等号。尤其是一些教育理论工作者，在外在功利化评价的压迫下，他们放弃了“甘坐冷板凳”的学术品质，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一窝蜂地围绕某一个“新”“大做文章”“大写文章”“大发文章”，写文章已经从手段变成了目的，这不仅是对自身学术研究的贬低，更会对教育实践产生不良影响。一旦冷静下来，你就会发现教育有许多永恒不变的东西，有许多永远都需要研究的黄金命题，坚守就是对教育规律的遵循，坚守就是一种重要的创新。当然，坚守绝不意味着狭隘封闭，也不是盲目简单的拒斥，而是充满理想的教育的返乡之旅。
明确“互联网+”的阈限。人们经常引用苹果公司创始人的“乔布斯之问”———“为什么计算机改变了几乎所有领域，却唯独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小得令人吃惊?”需要警醒的是，乔布斯不是教育家，这是企业家之问，作为企业家的乔布斯已经表达出了他的倾向，计算机应该对所有领域产生巨大影响。“乔布斯之问”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互联网+’之问”，为了把问题看得更清楚，我们可以沿着两个层面追问下去：一是计算机除了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小得令人吃惊以外，对于哲学、历史、艺术等一系列人文社会领域，产生的影响足够巨大吗?应该足够巨大吗?达到了乔布斯想要的理想状态了吗?信息技术真的是普适性的功能灵丹妙药吗?可以无限制地引入到所有领域吗?我想如果“互联网+”真的能对这些人文社会领域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并导致革命性变革的产生，恐怕成百上千年形成的学科特质就彻底消解了，这些学科自身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二是计算机肯定对学校教育有影响，但影响应该大得惊人吗?这个“令人吃惊”是指对人的成长的影响还是产品使用量大而带来的利润?如果真的大得“令人吃惊”，作为专业的教育者我们能够认同吗?在教育本质不变的前提下，“互联网+”能重新定义教育吗?能够对教育产生多大影响?在哪些方面、多大范围产生影响?以什么方式产生影响?对于“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这样的重大根本性问题，“互联网+”能发挥作用吗?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三、现实可为
我们已经生活在“互联网+”世界里，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而且由于信息技术发展太快，升级换代过于频繁，我们经常会跟不上节奏，有一种海德格尔所说的“被抛入”的陌生感觉。教育学是一门实践哲学，无论是主动进入，还是真的“被抛入”，我们需要告诉自己的是：对于“互联网+”教育我们能够做什么?如何撑起“互联网+”这张教育之“网”?
作为审视教育的维度之一，可以描述与限定我们所处时代的关键词很多，政治文明、绿色生态、科学发展、公民社会等等，每一个关键词就是一个反省的角度。因此，我们可以从不同视角对教育发展进行考量，获得对教育不同侧面的把握，但是，任何一个维度都不能垄断教育发展的全部视域，否则会让我们失去教育发展的立体感和想象力，导致教育生活的僵化呆板。“互联网+”只是当代教育发展的一个维度，可以丰富教育的理解与思考，形成更加有益的实践模式，但是，“互联网+”绝不是教育发展的唯一背景和唯一维度，教育发展还受到经济、政治、文化变迁等多方面的影响。我们要从多个维度探讨与发展教育，并且在不同维度的视角中展开对话交流，结果是“更倾向于折中，而不是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认识论观点”，实际上就是寻找不同维度对话之后的重叠共识，才能实现教育的和谐完满发展。
实现技术的合理支撑。随着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的存储、传输和应用能力大大增强，“互联网+”对教育发展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帮助，弥补了传统教育发展的一些不足，提供了教育存在的强大物质基础，集中地表现为技术支持，信息技术潜移默化地融入教育生活的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实现教育资源的重组与共享，使得学习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为教育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信息技术介入，可以搭建包容量更大的教育大数据平台，对教育宏观发展和学生的学业水平作出更加准确的分析与判断，建构更加丰富的教育资源库，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教育选择机会，不断实现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从而在技术层面推动教育现代化的新发展，最终为提高教育质量提供切实保障。
丰富教与学的方式。教与学方式的变革是教育的基本命题，是教育理念转化到实践中的关键环节，这也是“互联网+”对教育的最重要影响，没有教与学方式的变革，就无法实现预期的教育目的和课程目标。首先，要根据“互联网+”的独特性，对教与学的方式变革进行深入的思考，如果采用的方式不尽合理，可能会出现荷尔德林所说：“人想把国家变成天堂时，总是把它变成了地狱”，我们会带着天堂般的目标去制造人间地狱，而身在其中却浑然不知。其次，丰富教与学的方式不意味着对传统方式的抛弃，也不意味着所谓新的方式一统天下，而是如何在“互联网+”中实现教与学方式的.拓展与创新。最后，我们要特别关注一些新的方式。由于“互联网+”为教育发展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传统意义上的时空概念和边界被打破，一些原来不可能实现的教与学的方式成为可能，“慕课”“微课”“翻转课堂”等为教育发展注入了创意与活力，成为促进学生个性化学习的认知载体，并伴随着丰富的情感激荡，与传统方式一起构成新的教与学的生态系统。
四、可能生活
“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生活动力，这是一个明显的真理。如果不去追求幸福，生活就毫无意义而且不可想象，那种几乎在任何一方面都不幸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教育学是真正的人学，它的目的是培养完整的人，实现每个人的潜能，最终让每个人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为指向更加有意义的教育生活，而且是一种充满了可能性的良善生活，“互联网+”教育必须充分挖掘自身的意涵，实现师生生命的完满和教育意义的增值。
关注人文性。“自从人类紧盯着屏幕而不再相互守望开始，教育的技术化就不仅使学生的学习经验被标准化，也不断对教师进行标准化改造，限制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的复杂对话，要求教师在课程中通过‘数据驱动’或‘基于证据’而达到某种‘最佳做法’。不仅仅是课程，甚至师生关系也被降为一种手段。”人们往往把“互联网+”等同于强大的信息技术支撑，仅仅以此介入与推动教育的发展，却忽视了信息技术的人文意蕴，它对于学生的精神生活价值被边缘化，这实际上是对信息技术本身的贬损。“互联网+”是人的创造物，没有人就没有“互联网+”，它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外显，负载了人类的内在期望和追求，具有重要的教化功能。我们一定要凸显技术背后的人文思想，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在普适性的“互联网+”上烙上深深的本土文化印迹，展开基于技术的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流，让“互联网+”背后的“人”站立起来，体现一种强烈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再次实现灵魂的“相互守望”。
突出伦理性。“教育基本上是一项道德事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的目标是改善。它试图让接触它的每个人，老师以及学生，比现在更好。放眼全球，它尽力让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教育意味着人的成全，包含着重要的道德向度，需要伦理价值的有效牵引，而不道德的教育本身就不能称之为教育，是教育的自我扭曲和变形。“互联网+”教育必须具有强烈的道德意蕴，因为“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的产物，因此任何给定的技术秩序都是一个朝向不同方向发展的潜在的出发点，但到底向哪个方向发展则要取决于塑造这种技术秩序的文化环境”。网络与信息技术既为师生的主体性、能动性的发挥创造了条件，同时又将师生搁置于被奴役和控制的境遇，本应该作为解放人的力量，也许最后会成为束缚人的工具。所以，无论如何信息技术不能成为压抑或控制人的手段，不能成为阻隔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的障碍物，不能让大写的“人”变成网中低微的“虫”。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把技术背后的经济利益纠结看得比教育的发展和师生的成长更重要，绝不能让网络与软件公司过度“参与”教育教学的变革，这样会遮蔽教育原本的澄明状态，让教育失去应有的尊严。
强化整体性。教育变革在本质上就是关系的重塑，只有在整体性的宽阔的视野中，才能对教育有更深刻的认识，所以，我们一定要打破对象性和实体性的二元论模式，形成更加合理的关系性思维，建构“互联网+”教育的良好生态。正如怀特海所说：“教育的成就取决于对诸多可变因素的精妙的调整，因为我们是在与人的思想打交道。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提升其判断力，锻造其对复杂环境的掌控能力，使学生能够运用理论知识对特殊事例做出预见。”任何一项教育改进都会涉及方方面面，绝不能孤立割裂地看待问题，因此，我们不是简单地回到“互联网+”，或者千篇一律地表述为基于“互联网+”，而是大家(包括学生、教师、家长等各方面人士)一起携手从“互联网+”出发，以“互联网+”这个主题线索撬动“诸多可变因素的精妙的调整”，使教育系统中的不同因子得以协调发展，形成教育发展的整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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