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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人墓碑记》到《清忠谱》谈五人义举的思想基础及影响
明末张溥写的《五人墓碑记》，一直被选作普通高中精讲教材。关于“五人激于义而死”是一时的冲动，还是愚蠢行为，以及五人义举的巨大影响，我们当教师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教材的范围之内，而是应当拓展，提高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从而充实到教学中去，以提高教学质量。
这里，我想把张溥的散文《五人墓碑记》和李玉的戏剧《清忠谱》结合起来谈一谈五人义举的思想基础及深远的影响。
《五人墓碑记》开头一句就交待了五人死的原因：“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第二段就此议论；第三段简要追述了苏州市民反阉党、保清官的经过；第四段追述了五人当刑的情景；第五、六段议论五人义举的影响。文中议论时前后两用反问来肯定五人死的意义和影响：一是“……独五人之者，何也？”二是“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于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课文和史料只告诉我们：五人“激于大义，蹈死不顾”的社会原因，即宦官魏忠贤专权，许多正直人士被杀害，形成了“钩党之捕遍于天下”的黑暗局面，人民愤恨。正直的朝臣官吏、东林党人理所当然地为人民理解和敬仰。“顺昌好为德于乡，有冤抑及郡中大利害，辄为所司陈说，以故士民德顺昌甚。”（《明史·周顺昌传》，见教科书）所以，周顺昌被东厂所逮，“吴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课文指出了五人义举的社会原因，但没有指出其个体原因。李玉的《清忠谱》则表现了这一问题。
《清忠谱》是中国十大古典悲剧之一。李玉，明末清初戏剧家。剧本以周顺昌为主人公，塑造了一位刚毅果敢、大义凛然、忠贞不阿的悲剧英雄形象。而最难能可贵的是塑造了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等五位下层市民的英雄形象。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并欣赏到出现在舞台上的五人的思想性格，认识到五人义举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有其思想基础，与其性格、精神品质紧密相关的。
如第二折《书闹》中颜佩韦的独白：“年年花酒阖闾城，不爱身躯不爱名。说到人间无义事，捶胸裂眦骂荆卿。生平任侠，意气粗豪。闪烁目光，不受尘埃半点；淋漓血性，颇知忠义三分。”这就充分地揭示了人物的性格、思想和品质，而人物的性格、思想和品质又是以忠义为基础的。颜佩韦和杨念如、沈扬、马杰、周文元就是在《书闹》之后义结金兰的拜把兄弟。所谓《书闹》，是他们在苏州城中玄妙观前听说书人李海泉说岳传，当听到童贯陷害忠良，囚解韩世忠元帅进京时，颜佩韦拍桌怒嚷：“可恼！可恼！童贯这狗，作恶异常，教我那里按捺得定！这等恶人，说他怎么？”说罢，飞起一脚踢翻了书桌。这就充分展示了人物侠肝义胆的精神和品质。作者在这里对颜佩韦为代表的五人的思想性格作了最恰当的铺垫，与《五人墓碑记》互补。我们读了以后，对五人义举的行为就不感到突兀，更没有那认为一时冲动的感觉了。
又如第十三折《捕义》中写颜佩韦见义友沈扬、马杰、周文元被逮，不仅不逃，还和杨念如挺身而出，大叫：“这桩事是我做的事，何消拿得别人！”合唱〔一封书〕：“男儿意本豪，猛拼生，忿一朝，身家担自挑。怎偷生，惜羽毛。急向公庭分白皂，肯任他人李代桃？”在这段对白和唱词中，表现了他们五人之间宁可同当祸患而不肯独走的侠义精神。
再如第十八折《戮义》中，颜佩韦当刑时说：“打死校尉，万民称快，死也瞑目了。”杨念如说：“呸！我杨念如是怕死的么？”五人合唱〔前腔〕：“刚强，仗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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