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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杜鹃的漫议
殊不知，谬种已经流传。次年的初中语文的补充教材选用该文，就沿袭了“莫怀成”的署名，至现在，成了课文，情形未变。为什么一直不去更正呢？
一、一个人的文章，被定成课文，全国法定学习，已是殊荣，不该苛求。
二、知我者，何须更正？不知我者，更正了何用？
三、国家审度，看文章的内容形式，不去查作者的祖宗三代，对于以前被“政审”怕了的我，欢欣鼓舞还来不及呢。所以欢喜国家的大迸步，不计个入小损失，并非什么淡泊名利，高风亮节，没那么玄。①
背景
如作者自己所分析的：本文的写作契机是两个。其一是一次全家三辈四口人的散步，的确如文中所说：初春，南方的原野，哄了一阵才将母亲带上路……当时我儿子正上幼儿园。他叫“前面也是妈妈和儿子，后面也是妈妈和儿子”也是真的。
第二个契机则是较有理性色彩。我与美国汉学家柯尔特先生相熟后，常就中西文化的异同进行浅层次交谈。出我意料的是他对中国文化中的“孝悌”的看法——他反对“悌”（他说弟弟没有必要高看兄长），而对“孝悌”却大加赞赏，说中国人的敬老爱幼，是“文化的精髓”，又说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哺育子女是动物也有的本能，赡养父母才是人类的文化之举”，这个，全世界数中国人做得最好，云云。
我们自己丢掉的，发达国度的人却拾起来，如获至宝，这使我感慨不已，开始重新正视这份看起来很陈旧已无什么油水的民族遗产。写作的念头就产生了。
选材时，我最终确定第一个契机为文章的外延，或曰思想感情之载体，是这样考虑的：
一、这是一次真实的散步，有真人真景及部分真事（细节），这样，想象加工的部分便有了依托，较之纯粹的虚构更有实感；
二、刚好三代人，主体“我”和“我的妻”，客体“儿子”“母亲”齐全，便于“导演”；
三、说“导演”，是因为近年的散文写作倾向之一，是情节化（也有称细节化的），总之寓理于事之风长，单纯说理之风消；可读性越来越被强调。
切入角度：强化“生命”，淡化伦理，一是因为伦理说得已经太多，出新很难；二是“生命之说”不但本质，而且人性与动物性的参照也出来了——只有人类才不但保护幼小的生命，而且善待衰老的生命。②
体裁
《散步》写于1985年，因为是发一种“生命的感慨”，所以注定了它的抒情色彩。因我（作者——编者注）不善诗作，它就成了散文。所以说体裁这东西，往往非作者的刻意选取，实在只是一种自然结果。②
全篇只写了“散步”一事，但读来饶有兴味，除了真情动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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